1766年1月13日，他们抵达伦敦。过路的人注意到卢梭的服装——皮裘的帽子、紫色的长袍及腰带。他对休谟解释说，因为疾病以致对穿裤子感到不便。休谟游说他的朋友孔威为这位杰出的外国朋友准备食宿，乔治三世同意每年付100英镑，并表示愿非正式一晤。一天晚上，国王与王后驾临德利连歌剧院时，加里克为卢梭与休谟订了皇家包厢对面的包厢。但休谟拜访卢梭时，休谟颇难劝服卢梭离开他那只被锁起来而咆哮不止的爱犬，最后“我捉着卢梭的手臂，而……使用了部分的力量，我拉他走路”。看完歌剧后，加里克请卢梭晚餐，卢梭对加里克的演出大加赞扬：“阁下，您所演的悲剧我感动得流泪，而您的喜剧使我微笑，虽然我对你们的语言一个字都不懂。”
总而言之，休谟到目前为止对卢梭的举止是感到满意的。抵达伦敦不久，他写信给布哈本德诺夫人说：
您曾问我对卢梭的看法，就各方面观察之后……我宣布我从未认识比他更和蔼与具有人格的人。他优雅，谦虚，热情，公正，非常的敏感。假如要挑出他的毛病，我还没有发现，除了过分的性急，对他最好的朋友们不公平猜忌的脾气……至于我，我将尽我的生命陪伴他，而在我与他之间绝不会产生疑云。他的举止非常单纯。在日常的琐事中，他是一个十足的小孩。这种个性使那些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容易照料他。
而且，他古道热肠，谈吐充满热情。我非常喜欢他，盼望能分享他的情感……巴黎的哲学家事先对我说，我无法带他到加来地区而不与他争吵，但我相信我能够终身以互惠的友谊与尊敬同他生活在一起。我认为我们之间和谐相处的最大泉源是我与他皆不是好辩之徒，这个又与他们之间任何人的情况不同。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太热衷于宗教。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遭迫害的哲学家显然也是最虔诚的……看完《圣经》后他是一个虔诚者，他是一个比基督徒要好一点点的人。
但仍然困难重重。正如在巴黎，伦敦也是一样的，贵族、淑女、作家、平民云集到休谟为卢梭安排住宿的白金汉街的亚当斯夫人家。不久，卢梭就厌烦这些殷勤，请求休谟为他在远离伦敦的地方找个房子。威尔士修道院愿提供照顾他的服务。他颇愿接受，但受休谟意见的影响，他寄居于离伦敦6英里的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奇斯威克的杂货店主人家。1月28日，卢梭与他的爱犬苏丹搬往该处。现在他要泰蕾兹来，使他的房东与休谟苦恼的是：他坚持应允许泰蕾兹与他同桌共餐。休谟在写给布弗莱夫人的信中抱怨说：
吕兹先生……说她的生活尽是邪恶、好争吵及喋喋不休，这被认为是卢梭离开纳沙泰尔（莫捷）最主要的原因。他自己归因于她是如此的笨拙，以致她从来搞不清楚具体的日期，而且她从不会分辨任何国家不同的币值。但是，她控制卢梭正像一位保姆管教小孩一般。她不在时，他的狗就获得这项主权。他钟爱他的狗是非言语与观念所能表达的。
其间，泰蕾兹已来到巴黎。博斯韦尔在巴黎碰见她，并答应护送她到伦敦。2月12日，休谟写信给布弗莱夫人：“我已收到一封信，获悉小姐已与我的一位极富幽默、非常令人愉快、非常狂热的年轻朋友一同出发……他是如此醉心于文学，以至于我担心某些打击我们朋友荣誉的事会发生。”博斯韦尔声称他已证实这个预言。依照他所记而目前已被毁的几页日记，他与泰蕾兹从巴黎出发的第二个夜晚就在乡间旅馆两人共眠一床，而且接连着几个夜晚都睡在一起。他们于2月11日前抵达多佛。日记这样写着：“2月12日星期三。昨晨很早上床，又发生1次关系；一共13次。我实在很喜欢她。早晨2时乘轮渡起程。”当天晚上他带泰蕾兹到伦敦休谟处，并答应她“不提及爱情，一直到她死后为止，或者于这位哲学家（卢梭）死为止”。就在13日那天，他“把她送还给”卢梭。“他看起来如此老态与衰弱，你（博斯韦尔）对他再也没有热情了。”那是很自然的。
在奇斯威克，正如在莫捷一般，卢梭收到原比他期待的还要多的来信，并抱怨他必须付出邮资。一天，休谟从伦敦带给他一件“货物”时，他拒收并命令把它退回邮局。休谟警告他说在那种情况下，邮政官员可打开被拒收的邮包而获知他的秘密。这位耐心的苏格兰人拆开了寄到伦敦给卢梭的信件，而仅将其中认为较重要的交给卢梭。卢梭同意了，但不久怀疑休谟干涉他的通讯。
伦敦上流社会邀请卢梭的餐会通常包括勒瓦瑟尔小姐，卢梭常以健康不佳为由推辞，但可能因为他厌恶介绍泰蕾兹给高尚的访客。他一再重复他要归隐乡间的愿望。从加里克处听到这个消息的理查德·达文波特，提供给他一所离伦敦150英里、位于德比郡伍顿村的房子。卢梭很高兴地接受了。达文波特派马车去接他与泰蕾兹。卢梭埋怨说他好像受到乞丐一般的对待，并对休谟说：“假如这是达文波特故意为之，一定是你同意他这样做，你不应该令我感到如此不快。”一小时后（依休谟的说法）：
他突然坐在我的膝上，将他的双手抱住我的颈部，热情地吻我，而眼泪沾湿了我的脸，大声叫着：“你能永远原谅我吗？亲爱的朋友？从你那里得到真挚的友爱后，最后我竟以这种愚蠢与恶劣的行为来报答你。但是，显然我有值得你付出友谊的一颗心；我爱你，我尊敬你；你无时无刻不对我仁慈。”……我吻他并拥抱他20次，眼泪夺眶而出。
次日（3月22日），卢梭与泰蕾兹往伍顿出发，休谟没有再见他们。不久，休谟写信给休·布莱尔，对卢梭的健康情形与个性有直觉上的分析：
很失望，他不顾我的劝告，决定奔向这种孤独。而我预料在那种情况下他将不会幸福的，正像他一直所处的情况一般。他将会完全没有职业、没有朋友及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在他日常生活中，他很少读书，而目前他已放弃所有的阅读。他已变得很渺小，已没有好奇的态度去见识或注意事物……诚然，他已没有多大的创造力了，在他的全部日常生活中，他仅一直在感觉。而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已升到超越我所能看到的任何例子，但这一直是对痛苦比对快乐更具敏锐的感觉而已。他不但像一个被脱光衣服的人，而且也像一个被剥掉皮的人，因挣扎而变得粗鄙和狂暴，像底层社会的人那样。
3月29日，卢梭与泰蕾兹抵达伍顿。起先，他对他的新居感到非常满意。他给纳沙泰尔一位朋友的信中有这样的描写：“一座寂静的房屋……并不太大，但很舒适，建于一座山谷旁边的半山腰。”房屋的前面有着“世界最可爱的草坪”，一幅“绿地、树木，及散布农田”的乡景，而附近，农民沿着小溪走着。“在世界最坏的天气里，我平静地外出采集植物。”达文波特一家人在他们偶尔停留时占用房间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仆人留下来照顾哲学家与他的“女管家”，卢梭坚持付给达文波特每年30英镑，作为房租和服务费。
他的幸福持续了一个星期。4月3日，伦敦一家日报《圣詹姆士纪事报》以英文和法文刊登了腓特烈二世致卢梭的假信，而没有提到真正的作者。卢梭知道这件事时深受创伤，更伤心的是该报的编辑威廉·斯特拉恩长期以来是休谟的好朋友。加之，自从卢梭离开奇斯威克以来，英国报纸的笔调对他已有显著的改变。批评这位离奇古怪的哲学家的文章有增无减，某些文章涉及的题目他认为只有休谟才知道。无论如何，他认为休谟应该为保护他以前的老友而写些文章才对。他听到这位苏格兰人在伦敦与卢梭在日内瓦时的对手之子弗朗索瓦·特龙桑同住一处，就认为后者已将卢梭的所有隐私与错处都告诉了休谟。4月24日，卢梭致函《圣詹姆士纪事报》：
先生，你已冒犯任何个人对一位君主应有的尊敬，你公开了属于普鲁士国王的一封充满夸大与恶意的信，因此你应已知道你已不可能查出该信的作者。你甚至敢模仿他的签名，宛如你已看到签名是由他的手写成的。我告诉你，先生，这封信已在巴黎被捏造，而最令我伤心落泪的是他的伪造者竟有英国的共犯在里面。你因它已对普鲁士国王、真理及我有所亏欠，也有义务把这封由我签字的信刊出，以补偿毫无疑问你所应引咎自责的过错。你知道那封信是一项恶毒的阴谋吗？我在此谨向你致以忠诚的问候。
卢梭
我们能了解现在卢梭为什么认为有个“阴谋”在打击他。除了旧日的敌对者——伏尔泰、狄德罗、格里姆及启蒙运动的其他先知外，谁能推动英国报纸由欢迎与赞扬突然变为嘲笑与轻视的语调呢？就在此时，伏尔泰匿名出版了《致潘索夫博士的一封信》，重提卢梭的著作中对英国人民所做的不利叙述——他们并不真正自由，他们太注重金钱，他们并非“生性本善”。伏尔泰小册子中最损人的一篇在伦敦的刊物《劳埃德晚报》上刊出。
5月9日，卢梭写信给孔威，请求他暂停对自己提供食宿费用。休谟劝卢梭接受，卢梭答称，他不能接受由休谟安排而获得的任何恩惠。休谟要求给他解释的机会。由于孤寂，卢梭现在似乎已进入猜疑与愤怒的疯狂状态。7月10日，他寄给休谟一封长达18张对开页的信。该文太长而不能全部引录，但对一次著名的争吵太重要，以致我们应记得其中的某些要点：
我已生病，先生，而且很不想写信。不过既然你要求解释，那就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
我生活于这个世界之外，而我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茫然无知……我仅知道我感觉的是什么……
你大胆地问我，谁是你的责难者？你的责难者，先生，他是在整个世界中的一个人……我必须信任的人……他就是你自己本身……就第三人称来说，他的名字叫大卫·休谟，我将使你成为我对他的看法的裁判。
卢梭充分感谢休谟的恩惠，但接着说：
就对我所施的真正恩惠而言，这些待遇是无可计量且显而易见的……我并非完全不知道……假如我是单独来此，我该已在毫无帮助或忠告下离开了……假如达文波特对我足够地爱护而供给我居所，那么就不必感谢达文波特不认识的休谟先生……我在这里受到的一切优遇，就是没有休谟我也同样会充分得到。但已加诸我的灾祸，就不会发生了。为什么我在英国会有敌对者呢？而为什么偏偏这些敌对者正巧又是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呢？
我也听到我的死敌江湖郎中特龙桑的儿子，不仅是休谟先生的朋友，也是他的被保护者，而且他们共同居住在一起……
所有这些事实凑在一起，使我得到的印象是令人担忧的……同时我写的信无法传至收信人，我收到的信都已被打开，而这些信都经休谟先生之手……
当我看到报上刊登假造普鲁士国王的来信，我的感受将如何？……一线曙光对我透露了英国大众对我的观感突然改变的秘密原因，而我看到在巴黎的阴谋已在伦敦执行了……这封伪造的信在伦敦刊出时，知道那是虚构的。休谟先生并未为我说一句话，也没有写信给我。
现在我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假如你有罪，就不必写信给我，那是无用的。请确定你一定不会欺骗我。但假如你无辜，就降尊纡贵为自己辩护……假如你不这样做——我永远都不要见你。
1766年7月22日，休谟简单回信，但不提及卢梭指控的地方，因为他已得到结论，即卢梭已处于精神错乱的边缘。“假如我可以向你提出忠告的话，”他写给达文波特，“你必须继续你已开始的仁慈的工作，一直到他被关入疯人院。”听到卢梭在写给巴黎的信中（1766年4月9日写给布弗莱女伯爵），提到他已与自己绝交，休谟将卢梭写给他长信的复印本寄给布弗莱夫人，她给休谟的回信如下：
卢梭的信是残暴的。它已达到偏激与不可饶恕的程度……但别相信他能够应付任何错误或诡计，也不要认为他是一个骗子或无赖。他的发怒没有道理，却是诚挚的，关于那一点，我感觉那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所写的就是我认为这件事的原因。我已听到谣传，及他已被告知在沃波尔的假造信中佳句之一出自你的手笔，你曾以普鲁士国王的名誉开玩笑说：“假如你希望被迫害，我是国王，我可依照你喜欢的方式提供给你。”而沃波尔先生说你就是上文的作者。假如上述属实，而卢梭也了解这一点，那么你还会惊奇那敏感、性急、忧郁及骄傲的卢梭……何以愤怒？
7月26日，沃波尔写信给休谟，承担了全部的责难，但未表示任何的悔过——为那封假撰的信。他还谴责卢梭的“忘恩负义和邪恶之心”。但他不否认休谟与该信有所牵连，休谟写信给霍尔巴赫说：“你完全正确，卢梭是一个怪物。”而撤销了他以前对卢梭性格的赞美之辞。他从达文波特那边获悉卢梭已开始写《忏悔录》，他认为卢梭为该事件在自我宣传。亚当·斯密、杜尔哥、基思劝休谟以沉默来忍受攻击，但由达朗贝尔领导的巴黎哲学家，促请他在两个首都公布对他有利而且久已闻名的“原因”。1766年10月，他发表了《发生于休谟先生与卢梭之间争论的简要报告》，该文由达朗贝尔和叙阿尔译成法文。一个月后英文也出刊了。格里姆将其中的要点在他10月15日的订阅信中广事流传，因此争论之声再响于日内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圣彼得堡。十几家刊物渲染此事。沃波尔出版了他对争论的看法，博斯韦尔攻击沃波尔，拉杜尔夫人则说卢梭先生骂休谟是叛徒。伏尔泰寄给沃波尔有关卢梭的过错与罪过的额外资料、有关他常到的“不名誉的地点”，及有关他在瑞士的煽动活动。乔治三世“以莫大的好奇心参战”。休谟将相关的文件寄到大英博物馆。
为这一阵狂怒包围的卢梭，却保持着忧郁的沉默。他现在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回到法国，英国潮湿的天气和英国人保守的性格，使他憔悴。他追寻的安静超过他能忍受的范围。在决定放弃努力学习英文之后，他发现很难跟他的仆人相处。他只能与泰蕾兹交谈——她每天请求他带她回法国。为了实现她的计划，她对他证实仆人正计划毒死他。1767年4月30日，他写信给他不在场的房东达文波特：
明天，先生，我将离开你的房屋……我并不是不知道伏兵已准备突击我，我也并不是不知道我没有能力保护我自己。但是，先生，我仍然活着。剩下的只是我光荣地完成一项事业……再见，先生。我现在必须离开我居住的房屋，诚属遗憾。更使我遗憾的是碰到你这位如此令人愉快的主人，而我尚未使他成为我的朋友之一。
5月1日，他与泰蕾兹在匆忙与恐惧的状态下逃离。他们丢弃了行李，留下13个月的房租钱。由于不熟悉英国的地形，他们走了很多迂回路，有一段路途是步行的，约有10天他们迷路了。报纸大事刊登他们失踪的消息。5月11日，他们转到林肯郡的斯波尔丁，在那里他们找到了通往多佛的路，而于5月22日从多佛上船往加来出发，结束了在英国16个月的生活。休谟写信给杜尔哥及其他朋友，要求他们帮助这位尚在逮捕令追捕之下、现已凄凉返抵法国的流浪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