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经卢梭提醒，博斯韦尔访问了在费内的伏尔泰后，继续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和科西嘉访问。在帕斯夸莱·迪保利的领导下，科西嘉于1755年脱离了热那亚的统治。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曾为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而欢呼：
在欧洲仍有地方尚未制定法律，那就是科西嘉岛。岛上英勇的人民已显出其具有重获与捍卫自由的能力，很值得一位贤哲的协助，以指导他们如何保卫国家。我有一种预感，将来这个小岛会惊动欧洲。
1764年8月31日，卢梭接到科西嘉派驻法国的特使马特奥·布塔福科的一封信：
先生，在您的《社会契约论》中，您以最恭维的言辞提到我们的国家科西嘉。那种赞扬出自您如此诚恳的手笔……使人联想到强烈的希望，您必是帮助这个国家维持她以无数鲜血获得的自由的最贤明者。我承认，当然，我敢劳驾您承担的工作需要渊博的知识……假如您俯赐接受这件工作时，我一定提供您所需的资料。而迪保利先生……将尽最大的努力从科西嘉寄给您所需的一切资料。这位杰出的领袖及拜读您的大作而获益的所有我国的爱国者，共怀我的愿望，并具有所有欧洲人尊敬您的那种情感，而您有充足的理由享有那种尊敬。
卢梭于1764年10月15日回信表示接受，并请求给他为了解科西嘉人民的性格、历史、问题等所需的资料。他表示这项工作可能“超出我的能力所及，虽然并不超出我的热忱”。但“我答应你”。1765年5月26日，他写信给布塔福科：“在我的余年中，我没有其他的兴趣，除了我自己与科西嘉，其他的一切事情已从我的思维中完全被排除。”他立即开始写他的《科西嘉宪法草案》。
以胸中已有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框架，卢梭提出，每个市民应签署属于本人庄严及不可撤回的宣誓——“身体、财产、意志及所有我的权利”均属于科西嘉国。他赞扬已获独立的勇敢的科西嘉人，但他警告他们，有许多罪恶——懒惰、抢劫、仇恨、残暴——大部分来自仇恨他们的外国统治者。对这些罪恶的最佳治疗是一种完全农村化的生活。法律应诱导人民定居于田地上而非麇集于城市。农业有益于个人的性格与国家的健康，贸易、商业、财政为所有狡狯之徒大开方便之门，而必须由国家来劝阻。旅行必须步行或以兽代步。早婚与大家庭生活应受补助，男子年满40岁未婚则丧失公民资格。个人的财产应减少，以增加国家的财富。“我愿看到国家是唯一的所有权人，个人依其对国家所做服务的比例，享有共同的财产。”假如需要，可征召人民耕作国家的土地。政府必须控制所有的教育和所有的公共道德。政府形式上应以瑞士为模范。
1768年，法国从热那亚购得科西嘉，派兵驻扎，处决了迪保利，并将该岛置于法国的法律之下。卢梭放弃了他的宪法草案，并谴责法国的侵略违背了“一切正义、人道、政治权利和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