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选择了在伯勒查斯大道和圣多明尼哥大道交叉处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作为她的新居——距侯爵夫人女修道院的家仅百米远。她并未因此变得贫困，除了数笔为数不多的年金外，她还自“国王的税收”（1758年、1763年）中获取2600银币的年金。显然，那是由于舒瓦瑟尔为她说项的关系。而在达朗贝尔的建议下，若弗兰夫人资助她一笔2000利维尔的年金和一笔1000克朗的年金。卢森堡夫人给了她全套家具。
在这个新居中安定下来没多久，朱莉娅便感染了天花。休谟写给布弗莱夫人的信中说：“莱斯皮纳斯小姐病得非常危险，我很高兴看到达朗贝尔在这时放下了他的哲学。”的确，这位哲学家每天早晨步行很远的路到她床侧看顾她直到深夜，然后再回到鲁索夫人家自己的房子里。朱莉娅病愈了，却一直很虚弱和神经质，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而且满脸红斑。我们可以想象，对一个32岁未婚的女人，这是什么滋味。
她及时痊愈以照顾达朗贝尔。1765年春，他因胃疾卧病在床几至死去。马蒙泰尔惊讶地发现他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光线不足，空气污浊，一张床窄得像棺材”。另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瓦特莱让达朗贝尔住到他在特姆普附近宽敞的家里。如今这位哲学家黯然同意离开自小供养他的家庭。杜克洛喊道：“喔，真是不可思议的日子！达朗贝尔断乳了！”朱莉娅每天到这个新住处，尽心尽力回报他近日对她的照顾。他恢复到可以走动时，她要求他住到她家的楼上。他于1765年秋搬了进去，但付给她适量的租金。他并未忘了鲁索夫人，常常去看她，与她分享他的收入，而且一直为他的离去而道歉：“可怜的养母，你爱我甚于爱自己的孩子。”
一度，巴黎人认为朱莉娅是他的情妇。表面的情况证实人们的这种推测，达朗贝尔与她同餐共桌，给她写信，处理她的事务，投资她的储蓄，为她收取所得。公共场合中他们总是在一起，没有人在邀请时只请其中一位。不过，慢慢地，说闲语的人也开始明白朱莉娅既不是达朗贝尔的情妇，也不是他的妻子或情人，而只是妹妹兼朋友而已。她似乎从未了解他对她的爱是完整的，虽然他无法以言语表达。若弗兰夫人和内克夫人，这两位标准的道德家，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精神上的恋爱。这两位年长的沙龙主持人邀请他们参加她们的聚会。
莱斯皮纳斯小姐自己成立了一个沙龙时，若弗兰夫人未加以公然反对，这对她母亲似的慈蔼是严厉的考验。朱莉娅和达朗贝尔早已交了许多的朋友，所以几个月之后，她的客厅每天从下午5点到9点这段时间几乎高朋满座，男男女女精挑细选的客人几乎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达朗贝尔主持讨论交谈，朱莉娅则发挥出女性所有一切悦人的能力，尽量使客人感到温暖亲切、宾至如归。沙龙中不举行宴会式晚餐，却被誉为全巴黎最富刺激的沙龙。出现在沙龙的有不久即在政界任高官的杜尔哥和布里耶纳，贵族如沙特吕和孔多塞（Condorcet），主教如布瓦门特和布瓦热兰，怀疑论者如休谟、莫雷莱，作家如马布利、孔狄亚克、马蒙泰尔和达朗贝尔。最初他们是来看达朗贝尔和听他的高论，后来他们开始欣赏朱莉娅用来引发每个客人表现出他或她的特殊才华的恰如其分的技巧。在这里，人们无所不谈而不会遭受禁止，人们讨论宗教、哲学或政治中最细微的问题；但是，受过若弗兰夫人这种训练的朱莉娅知道如何缓和大家激动的情绪，使争论恢复为讨论。大家都不希望令这位虚弱的女主人不快，这一默契形成了这个沙龙中共同遵守的不成文法。根据圣伯夫的判断，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是路易十五末期“最时髦、最为大家向往的，虽然这时有许多有名的沙龙”。
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沙龙具有这种双重吸引力。朱莉娅虽是麻脸，又是无父的私生女，却是成打名人的第二情人。而达朗贝尔的声誉正达顶峰，格里姆报道说：
他的谈话对人的心智均具有教导启发作用而且能娱人心怀。他参与畅谈任何悦人的一般话题，并以此显示他具有无穷尽的思想、对逸闻趣事的知识及奇特的记忆。不管话题本身多么枯燥乏味，他都有秘诀使其变得生机盎然……他所有的幽默的话都有细微和深刻的创造性。
再看休谟写给沃波尔的信：
达朗贝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朋友，具有无可非议的品德。就拒受俄国女沙皇和普鲁士国王的赠予而言，他显示出无视于私利和虚浮自负……他有5笔年金：一得自普鲁士国王，二得自法兰西国王，第三笔是科学学院院士年金，另一笔是法国学院院士年金，最后一笔则取自他自己的家族。其总数每年未超过6000银币，以其中半额他过着小康的生活，另一半资助与他有关系的穷人。总而言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很少见到比他更有德行、更贤明的人。
除了说话的灵巧和言词的优雅略为逊色外，在其他任何方面朱莉娅和达朗贝尔都搭配得很好。然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是启蒙运动中最后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寻求思想和行为的理性和尺度。在卢梭之后，朱莉娅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第一个有力的提倡者，马蒙泰尔描写她“是自萨福以来，想象力最丰富、最热情、最容易激起幻想的人物”。无论真实人物或作家的虚构人物——卢梭的爱洛漪丝或卢梭本人，或理查森的克拉丽莎或普雷沃的曼侬——没有任何一个浪漫主义者在感觉的敏锐或内心的热情上能胜过她。达朗贝尔是客观的，或者说，他尝试表现得客观。朱莉娅则主观到有时只重一己的利益或事务。不过她有“人溺己溺的精神”。她鞠躬尽瘁地安慰生病或受了委屈的人，她狂热地为沙特吕和拉阿尔普获选入学院而奔走。但她坠入情网时，她忘了一切事务和所有其他的人——被她遗忘的人第一次是杜德芳夫人，第二和第三次则是达朗贝尔本人。
1766年，一位年轻的贵族莫拉——西班牙大使的儿子——进了沙龙。他年方22岁，朱莉娅34岁。他12岁时曾与一位11岁的女孩结婚，女孩于1764年去世。朱莉娅不久即为他的年轻迷人所惑，也许受惑于他的财富。他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地发展到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地步。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父亲即命他回西班牙服兵役。莫拉入营了，但不久即辞去军职。1771年1月，他开始咳血，前往瓦伦西亚，希望能休养恢复，病未痊愈他又奔回巴黎找朱莉娅。在她精致小寓的欢乐声中和达朗贝尔暗地里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1772年，大使奉召回西班牙，并坚持要他的儿子一同回国。他的父母都不同意他和朱莉娅的婚事。莫拉于是弃家出走，北上与朱莉娅重聚。但1774年5月27日，他因肺结核死于波尔多。那天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正前来与你重聚，而今我却面临死神的召唤。多么可怕的命运！……但你曾爱过我，想到你的时候我仍感到非常快乐。我为你而死。”从他手上退下了两个戒指，其中一枚镶有朱莉娅的青丝，另一枚刻着几个字：“一切逝去，爱情永存。”心地高尚的达朗贝尔如此记述莫拉：“我为那仁慈、心地善良而高尚的人感到遗憾……他是我认识的最完美的人……我将永远记得这么纯洁、高尚、强健而又温和的人与我自己的灵魂交融的时刻。”
朱莉娅得到莫拉的死讯时心都碎了，尤其因为正在这时她又爱上了另一个人。1772年9月，她遇到了29岁的吉贝尔，他曾在“七年战争”中立下显赫的战功。而且他那部《战术的全面研究》（Comprehensive Study of Tactics）被将领和知识分子公认为一部巨著，后来拿破仑在他所有的战役中一直随身带着他曾亲加注释的一部。其中指责所有君主政体的《初论》（Preliminary Discourse），在大革命前的20年就系统地道出了1789年的基本原则。从一个重要的沙龙中讨论他时人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大家对吉贝尔的倾慕：“吉贝尔的母亲、姐妹或情妇最受人妒羡吧？”当然，他有一位情妇——蒙特莎夫人，这是他最近，也是最久的一次恋情。朱莉娅在对他不满时，曾严苛地批评他：
他对待女人轻浮，甚至无情，是因为他小看了她们……他认为她们喜欢调情、虚荣、脆弱、虚伪和轻浮。那些他最钟爱的，在他认为就是最浪漫的。虽然他也承认有些女人有很好的品德，但他并不因此提高对她们的评价，只是认为她们的缺点比优点少而已。
然而，他长得很英俊，待人处世的态度毫无瑕疵，他的言词既有内容又富有感情，既博学，思想又清晰。斯塔尔夫人说：“他的谈话是我所听过的最富变化、最有生气、内容最丰富的。”
朱莉娅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吉贝尔对她主持的聚会表示出喜爱。他们为彼此的声誉吸引，他一时的征服心理与她炽烈的热情，促成了他们的爱恋。就是这炽热的爱情使她写给吉贝尔的情书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当时最出色的文学之一。法国初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她的情比在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年）中更能找到生动的表现。
现存她最早写给吉贝尔的情书（1773年5月15日），显示她已坠入他的情网，却因违背了对莫拉的忠贞誓言而懊悔不已。她写信给正动身前往斯特拉斯堡的吉贝尔，说：
老天爷！是什么魔力，是什么天命，你竟把我迷惑成这个样子？为何我没有在9月死去？当时我若死去就可以不必……有现在的自责。天哪，我觉得，我仍可为他而死；我的任何利益无一不能为他牺牲……啊，他会原谅我的！我遭受到这么大的痛苦！我的心身都因这长时期的悲哀而疲惫不堪。得到有关他的消息时我陷入了狂乱。就在当时我第一次遇见你；那时你接受了我的心，并使我心快慰。我不知该怎样做比较好——是心领呢，还是接受？
8天后她卸除了所有的防卫：“假如我仍年轻、漂亮而又迷人，则我可以说你对我的态度、行为有很多做作。可是因为我未具有其中任何一项，所以你对我的行为包含了亲切与敬重，使你永远赢得我的心。”有时她以爱洛漪丝对阿贝拉尔似的放纵态度写道：
世界上唯有你能拥有并占有我。今后只有你能填补我的心灵……今天，我的门每开一次，我的心也随着怦跳一次。有一阵子我真怕听到你的名字，可是听不到你的名字时我又觉得心碎。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互相抵触的情绪，一切都是真实的，而只有三个字能加以解释：我爱你。
两份爱情的矛盾增加了她的不安，也许由于渴望或女性愿望的满足及染上肺病的一种倾向，1773年6月6日她在给吉贝尔的信中写道：
虽然你的心灵受到激荡，却不和我的情形一样，我的心灵不停地自震荡趋于沮丧。我吸毒（鸦片）来镇定自己。你看我已无法自持，开导我，给我力量。我会相信你，你将是我的支柱。
吉贝尔在10月回到巴黎，断绝了他和蒙特莎夫人之间的关系，而把爱情献给朱莉娅。她感激地接受了，并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他——在歌剧院中她包厢的前座里（1774年2月10日）。嗣后，她声称这一次，在她42岁时，是她所谓的“荣誉”与“美德”的第一次瑕疵。但她并未自责：
你记否你使我陷入何种处境，你信否你置我于何种境地？我要告诉你，在很快恢复镇定之后，我又站起来了（这几个字是用斜体写的），而且我发现自己较此之前并未有毫发差别……令你感到惊讶的是，也许在所有使我的心趋向于你的冲动中，最后一个是唯一我不觉得后悔的……在那种放肆下，在自制和所有个人利益的最大限度下，我可以向你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件不幸的事是我无法忍受的——冒犯你和失去你。那种恐惧会使我舍弃我的生命。
有一段时期她终于体验到了令人心神恍惚的幸福。她在写给他的情说（因为他们的关系保持秘密而没有住在一起）：“我一直惦念着你。我迷恋你到这种程度，因此我可以了解献身于上帝者的感觉。”无可避免地，对这种毫无保留全部倾泻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爱情，吉贝尔感到厌倦。不久，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布弗莱伯爵夫人，而且恢复了和蒙特莎夫人之间的关系（1774年5月）。朱莉娅责怪他，他却表现得很冷淡。6月2日，她获知莫拉在前来与她相会的途中去世，临终时对她犹念念不忘。她因悔恨显得精神错乱，并企图饮毒自尽，吉贝尔阻止了她。如今在她给他的信中谈的全是莫拉的事，说这位年轻的西班牙贵族比她认识的任何一个其他的男人都优秀。吉贝尔更少去看她了，蒙特莎夫人希望自己至少仍是他的情妇之一。朱莉娅为他筹划婚事，他则拒绝她所做的安排，于1775年6月1日与17岁富有的库塞尔小姐结婚。朱莉娅在给他的信中充满了怨恨和鄙视，以对不灭爱情的抗议作为结束。
这段热恋的过程她竟能瞒过达朗贝尔，他一直认为莫拉的离去，以及后来他的死亡是朱莉娅神思恍惚的原因。他欢迎吉贝尔来参加她的沙龙，给他一份极为诚挚的友情，并亲自寄送她已封好的写给吉贝尔的情书。不过，达朗贝尔发现她对自己已失去了兴趣，有时还因他在场而感到不悦。事实上，她在写给吉贝尔的信中也曾说：“那样是否算太忘恩，我敢说达朗贝尔若离去，我将会感到很快慰，他在场增加我的心理负担。他使我觉得全身不适，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他的友情与仁慈。”她去世时，他写给她的“悼魂词”中有这样的语句：
我既想象不出，也猜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一度）对我那么亲切的态度……突然变得疏远又觉得我可憎？是我做了什么令你不高兴的事吗？如果你有什么怨言，为什么不向我抱怨……或者，亲爱的朱莉娅……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把我蒙在鼓里，而如果我知道了的话，我会宽宥？……有20次我几乎要投入你怀里，问问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但我恐怕你的双臂拒纳我……9个月来，我一直伺机想告诉你，我遭受的痛苦和我的感受，可是那几个月我一直觉得你柔弱得承担不起我对你苛细的指责。唯一能毫无隐瞒地向你展示我沮丧而泄气的心的，竟是那可怕的时刻，就在你去世前的数小时，你伤心地要求我原谅时……可是以后你再也没力气跟我说话或听我说话了……而就这样，无可挽回地，我失去了在我生命中将是最珍贵的一个时刻——再次告诉你，你对我是如何的珍贵，我分担了多少你的哀伤，而我如何深愿和你在一起终止我的哀伤。我愿以我全部的余生换取那我再也不可得到的一刹那，有那一刹那能向你表明我对你的情爱，也许能使你恢复对我的柔情。
朱莉娅梦想的破碎加速了肺病夺取她的生命。博尔德乌医生被请来诊治她的病，他宣布她的情况已经无望。1776年4月起她一直未能离床。吉贝尔每天早晚来看她，达朗贝尔则除睡觉外不离开她的病榻。沙龙停止了，但孔多塞、叙阿尔及好心的若弗兰夫人——虽然她也将辞世——仍然到沙龙来。在最后一段日子里朱莉娅不愿吉贝尔来，因为她不希望他看到她那因痉挛而变了样子的脸，但她经常写短笺给他。此时他也郑重声明：“我一直爱着你，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爱你，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而言你比其他任何一切都要珍贵。”这个声明加上达朗贝尔默默的忠诚及朋友们的关怀，是她痛苦中仅有的慰藉。她立了遗嘱，其中指定达朗贝尔为遗嘱执行人，并把所有的文件和财物托付给他。
她的弟弟德维希侯爵从勃艮第来看她，并力劝她与教会妥协。他在写给德阿尔邦伯爵的信中说：“我很高兴我终于劝服她当着百科全书派，不顾其反对立场而接受了圣礼。”她给吉贝尔的遗言：“朋友，我爱你……永诀了。”她向达朗贝尔表示对他长期诚挚的谢意，并要求他原谅她的忘恩负义。她于1776年5月23日清晨去世，并于同一天在圣萨皮斯教堂下葬，一切遵照她的遗嘱——“像穷人一样”收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