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统治的时期随沙龙全盛时期的到来而趋于结束。这种独特的机构在若弗兰夫人时达到了极致，而在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传奇中平息。大革命之后，它随着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而重受重视，但没有以往那种风味，也没有那么充实。全盛时期，政界名流于周六在杜德芳夫人的沙龙聚会；艺术家于周一，而哲学家和诗人于周三在若弗兰夫人处相聚；哲学家和科学家周二聚于爱尔维修夫人处，而周日和周四聚于霍尔巴赫处；文学和政界名人周二聚会于内克夫人处，而其中任何团体都可能随时在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聚会。除此以外，尚有许多次要的沙龙：卢森堡夫人、瓦利埃夫人、弗卡渠夫人、塔尔蒙夫人、布罗伊夫人、比西夫人、克吕索尔夫人、舒瓦瑟尔夫人、卡伯斯夫人、米尔普瓦夫人、比沃安夫人、安维尔夫人、德艾吉永夫人、乌德托夫人、玛查斯夫人、杜潘夫人及埃皮奈夫人。
沙龙里的这些高贵庄严的女人并非以美丽著称。她们大部分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妇女，是智慧、机智、优雅、影响力和万能的金钱使女主人能招聚到妩媚的女人和有才智的男人，他们能以机敏或智慧使聚会闲谈生色，而不受感情或偏见所扰。这种沙龙不是调情、谈色情或双关语的地方。每个男人在沙龙里都可能有个情妇，每个女人也都可能有个情人，但这在开化的礼节与思想的取予上被很恰当地遮掩。在沙龙里，人们可以找到柏拉图式的友谊，就像杜德芳夫人和霍勒斯·沃波尔或莱斯皮纳斯小姐之与达朗贝尔。革命来临时，沙龙渐渐失去了其公正的风格，成为叛乱的中心。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获得最高的评价，因为在经营沙龙者中她是最有技巧的驯狮者，她允许大家有更多讨论的自由，并不使人觉察到受压迫，知道如何使他们享受的自由不逾越礼仪和高尚的情趣。她是出身中产阶级而经营出色沙龙的妇女之一。她的父亲是玛丽安妮的侍从，娶了一位银行家的女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丽·安妮出生于1699年，即日后的若弗兰夫人。她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具有绘画天分的女人，为了女儿的教养曾立下了一套伟大计划，却因一个儿子的难产死于1700年。这两个孩子被送往圣霍诺热与他们的祖母一起生活。半个世纪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她写一份简短的自传时，若弗兰夫人说明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多：
我的祖母……所受的教育极少，但是她很善于观察，而且聪慧、敏捷……这些弥补了她知识的不足。她对一无所知的事也说得头头是道，没有人认为她必须要知道得更详细……她很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因此，她认为教育对于女人而言是多余的。她说：“我一切都处理得这么好，我从不觉得有受教育的必要。如果我的孙女是一个傻瓜，知识会使她自恃而让人受不了。如果她聪明懂事，她会和我一样，会用机智和理解力来补足缺陷。因此，在我童年时期，她只教我如何研读，不过她让我读了很多作品。她教我思考，教我探求理性；她教我认识男人时要我说出对他们的看法，然后告诉我她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她无法忍受舞蹈家所教的优美姿势。她只希望我具有自然赋予的一个完美的人应具有的优雅。”
这位祖母认为宗教比教育重要。因此，这两个孤儿每天都被带去做弥撒。
祖母也参加了玛丽的婚礼。弗朗索瓦·若弗兰，一个富裕的商人，时年48岁，要求娶这个13岁的女孩子。祖母认为这是一段好姻缘，而玛丽所受的教养也使她没有反抗的余地。但是她坚持要带弟弟一起住到坐落于圣霍诺热大道上若弗兰的舒适的家，这即是她管理了一辈子的家。1715年她生了一个女儿，1717年产下一个儿子——此子不幸于10岁时夭折。
同住在这条时髦街上的唐森夫人开了一家著名的沙龙。她邀请若弗兰夫人参加，但若弗兰夫人拒绝了。关于唐森的过去曾有一些谣言，而她的座上客又都是一些危险的自由思想家，如丰特内尔、孟德斯鸠、马里沃、普雷沃、爱尔维修、马蒙泰尔等人。虽然如此，若弗兰夫人还是去了。她深深地喜爱这些毫无拘束的思想家。相形之下，来拜访她那年迈丈夫的商人是多么令人厌烦！这时他已65岁，而她是巴尔扎克所称的30年华的少妇（femme de trenteans）。她开始享乐。丈夫反对，然而她的威势凌驾丈夫之上。最后他同意为她主持宴会，他通常保持缄默，但总是彬彬有礼。他84岁（1749年）去世时，她的客人几乎没注意到他已不存在了。一位自旅行中回来的客人问道，那位经常很谨慎地坐在桌首的老绅士哪里去了。若弗兰夫人淡淡地回答道：“那是我丈夫。他去世了。”
唐森夫人也使她的常客们黯然神伤，1749年她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我们该再记下92岁的丰特内尔说的话：“这么一个好女人（她曾是一个十足的罪恶的综合体）！真是遗憾！如今我每周二要到哪里吃饭？”不过他又欣然说道：“好吧，此后每周二我可要到若弗兰夫人那里去吃了。”她很高兴能有他这位客人，因为他曾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之前的哲学家，他的记忆可回溯至马扎然（1602—1661年，法国政治家），他还有7年的岁月可活，能忍受他人的奚落而不以为忤，因为听力不好。曾是唐森夫人的座上名人的大部分效法他的做法，不久若弗兰夫人周三中午的餐桌上时而聚集了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格里姆、莫雷莱、雷纳尔神父、达朗贝尔和睿智的那不勒斯人加利亚尼——驻巴黎的那不勒斯大使的秘书。
她丈夫死后，不顾她女儿无理的反对，若弗兰夫人容许狄德罗、达朗贝尔和马蒙泰尔在她周三的餐会上安排思想与风格的讨论。她是爱国者，也是基督徒，但是她钦慕哲学家们的勇气和活力。《百科全书》筹划组成时，她贡献了50余万银币的费用。她的家成了“《百科全书》沙龙”。而帕利索（Palissot）在他的喜剧《哲学家》（Les Philosophes，1760年）中讽刺这些反叛者时，把她当作这个小团体的教母仙子加以取笑。此后，她要求她的座上名人出语谦恭一些，而以泄气的补充来抑制狂辞——“啊，那真不错！”最后她停止邀请她的常客狄德罗，但送给他一套新的家具和一件大得吓人的长袍。
她发现艺术家、哲学家和官员们并不能相处得很融洽。哲人们好谈论，官员们讲究谨慎和礼仪。艺术家属于不稳定的一派，唯有他们自己能相互了解。因此，收集艺术品的若弗兰夫人，因凯吕斯伯爵的影响而激发她审美的热情。她邀请主要的艺术家和巴黎的鉴赏家参加她每周一晚上的特别宴会。参加者有布歇、拉图尔、韦尔内、夏尔丹、旺洛、科尚、德鲁埃、罗贝尔、乌德里、纳捷、苏夫洛、凯吕斯、布沙东和格勒兹，马蒙泰尔是参加这种宴会的唯一一位哲学家，因为他住在若弗兰夫人家里。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主人不只是招待这些客人，她购买他们的作品，他们替她画肖像时，为他们摆姿势，并付给优厚的报酬。其中夏尔丹所画的肖像最好，画中的她是一位戴着花边帽、结实而和蔼的夫人。旺洛死后，她以4000银币买下他的两幅画，之后再以5万银币转卖给一位俄罗斯亲王，而将所获的利润赠给旺洛的遗孀。
为了使接待圆满，若弗兰夫人也邀请她的女界友人参加小宴会。可是没有妇女被邀参加周一的晚宴，而莱斯皮纳斯小姐（也许因为她是达朗贝尔的密友）是参加周三晚宴的少数妇女之一。夫人是有一些占有欲，不过她也发现女性在场常妨碍她的贵宾谈论哲学和艺术。而在她家的聚会中能有妙趣横生而饶有意义的讨论，这一美誉的赢得，似乎证明了她的隔离政策是正确的。在巴黎的外国人都渴望获得她的邀请。可以说，在他们回国时，曾参加过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是仅次于被国王召见的一项殊荣。休谟、沃波尔和富兰克林是甚受欢迎的客人中的几位。驻凡尔赛的大使——甚至那不可一世的考尼茨伯爵——也认为出席圣霍诺热大道上若弗兰夫人府上的宴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1758年，俄国大使坎泰米尔亲王带来了安哈尔特·泽布斯特公主，她谈到她女儿的才华。4年后，这位女儿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那以后数年，所有俄国的女皇都与这位中产阶层的沙龙主人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往来。一位曾数次参加夫人晚宴、英俊而聪明的瑞典人，回国后成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s Poniatowski），这位更英俊的青年是常客，几乎可以说是若弗兰夫人的一位献身者（她有时为他清偿债务），不久他即称她为“姆妈”（Maman）。他成为波兰国王（1764）时，他邀请夫人到华沙，待为上宾。虽然这时她已64岁，但仍接受了邀请。途中，她在维也纳做凯旋式的停留。她记载道：“我在此更为出名。”有一阵子，她在华沙的皇宫里（1766年）像母亲似的进谏国王。她寄回巴黎的信就像伏尔泰寄自费内的信一样到处被传阅。格里姆记载说：“没有读过若弗兰夫人的信件者不配进入高尚的社交圈。”她回到巴黎继续主持晚宴时，百位名人为之欣狂；皮龙和德利莱二人还作诗庆祝她的归来。
这趟旅程相当辛苦——乘坐马车来回行走了半个欧洲。若弗兰夫人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活泼愉快了。她一度表示不相信死后天堂，并将宗教贬为慈善，如今恢复了对天主教的信仰。马蒙泰尔曾记述她那种特殊的虔诚：
为了与天主交好而不妨碍她主持的社交圈，她实行一种秘密的信仰方式。她偷偷地去做弥撒，就像别人偷偷幽会一样。她在一座女修道院中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在方济各教堂内有一席特别座位，一切就像当时一些活跃的妇女有供她们的情人使用的小楼房一样的神秘。
1776年，天主教会宣布了一个大赦日，凡在规定的时刻到某些教堂赴会者，将得到特赦。3月11日，若弗兰夫人参加了圣母天主堂的一长串仪式，返家后她突然中风。哲学家们对她在崇拜天主的仪式后竟然得病一事感到异常愤怒，刻薄的莫雷莱主教评论道：“她以自己为例，证实了她常说的一句格言‘一个人只有行为愚蠢时才去世’。”她的女儿弗尔泰·安博照料生病的她，并警告那些哲学家远离她。直到去世，夫人没有再见到达朗贝尔和雷利特。但是她吩咐，在她死后她所给予他们的年金要增加。她又活了一年，虽然瘫痪需要别人照顾，但至死都在布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