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格勒兹

时间:2024-06-18 14:17:07关键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生活的艺术

在贵族家庭里,绘画是很受人喜爱的装饰品。雕像冷淡而缺乏色彩,它们仅能满足视觉和心智的喜好,而不能满足心与灵的需求。绘画可以反映情绪和趣味的变化,而且人的躯体维持蛰居不动时,它能导引其精神至旷野、树荫下或观赏远处的景物。克洛德—约瑟夫·韦尔内(Claude-Joseph Vernet)画了许多行驶于法国河海上的船只。一则很有名的讽言上记载:路易十五认为法国无须再建造船只。法国政府雇请韦尔内去参观各个港口,并画下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他的画使法国为自己拥有的舰队感到无限骄傲。狄德罗获得了一张韦尔内的海景和风景画,他给予这幅画的评价非常高,他向上帝祈求道:“我愿舍弃一切,请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收回,是的,全部,只除了韦尔内以外!”此外还有罗贝尔,他被称为“废墟中的罗贝尔”,因为他画的风景中几乎都有罗马的古迹,像尼姆的加尔河桥。勒布朗夫人说,在巴黎的沙龙里他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他嗜吃如命。还有弗朗索瓦—于贝尔·德鲁埃(Fran?ois-Hubert Drouais),他以敏感的肖像画法为我们留下了瑟诺女侯爵可爱的影像,及查理十世和他妹妹玛丽·阿代拉伊德天真无邪的童年。但是,且来仔细瞧瞧格勒兹和弗拉戈纳尔。

格勒兹是画坛的卢梭和狄德罗,他以感情润色,使自己成为中产阶级的阿佩莱斯(Apelles,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画家)。感情比矫饰更令人愉悦,而且也不会像矫饰那么肤浅。我们要宽谅格勒兹只见到和画到生命中愉快的一面,宽谅他喜爱孩子们快乐的冒险、美丽少女易逝的天真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谦和满足。如果没有格勒兹和夏尔丹,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整个法国都已衰颓腐败,认为杜巴利夫人是法国的典型,而维纳斯女神和战神玛斯是它唯一的神祇。但衰颓的是那些贵族,腐败的是路易十五,陷入革命的是贵族政治和君主政体。除了乡村和城市里的暴民外,大部分人保留着借以挽救国运的德行,而格勒兹画的就是他们。狄德罗呼之为“法国的声音和健康”的是夏尔丹和格勒兹,而不是布歇和弗拉戈纳尔。

关于这位画家的青年时代,我们也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他想要作画,他的父亲认为那是偷懒的托词而加以禁止。这个孩子在深夜里起床画画,这位父亲在得知实情后,动了怜悯之心,送他到里昂师从一位画家学画。但不久格勒兹对里昂能学到的渐感不满,于是他前往巴黎进修。一段时期,这位年轻的天才遭受到贫穷的考验。不过,后来他在画中表现人生较好的一面是很有原因的,因为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发现这繁忙冷漠的社会中也掺杂着浓厚的温情。约1754年,有位艺术品收藏家拉利弗·朱利买了格勒兹的一幅画《弗米尔》(Père de Famille,1758年),狄德罗采用这个名称作为他第二部戏剧的标题,并鼓励他继续作画。皇家的艺术教师在看过他的一幅画后,推荐他为学院候选人。但是,每位候选人必须在6个月内作出一幅描写历史景物的画。而这种“历史画”并非格勒兹作画的风格,因此,他放弃了候选权,接受了阿贝·古若的资助,前往罗马旅行(1755年)。

这时他已30岁,该早已感到女性的吸引力。不是有一半的艺术品都是这种不可抗力的副产品吗?他的这种经验在罗马时达到了极致。他在罗马从事教导一位公爵的女儿拉蒂娜绘画的工作,她正值双十年华,年轻貌美,坠入情网不是很自然的吗?他长得很英俊,一头卷发,脸色红润而又愉快,他的同学弗拉戈纳尔称他为“多情的天使”(amorous cherub)。到卢浮宫看看他晚年的自画像,再想象他30岁时的容貌;拉蒂娜无可避免地以其显赫的家世而与格勒兹串演阿贝拉尔与爱洛漪丝的师生之恋,但他没有欺骗她。她提议结婚,他也渴望得到她,但是他了解一个穷画家若娶了公爵的后裔,对于她而言将是一件悲惨的事。因为无法把握是否能够自持,他决心不再见她。她因之病倒,他去看她,安慰她,但仍未改变他的决心。我们确知他因发烧和精神狂乱而卧病3个月。1756年,他回到巴黎,对古典艺术或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无动于衷。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格勒兹

他告诉我们说:“在我抵达巴黎后数日,不知是什么命运作祟,我路过圣雅克大道时,恰好看到巴布蒂小姐正在她的柜台边。”布里埃尔·巴布蒂在一家书店里工作,狄德罗曾买过她的书,而且好几年前“非常喜爱她”(他自己这样说)。如今(1756—1757年)她已“30出头”(格勒兹的估计),而且对老处女的生活感到恐惧。她发觉格勒兹虽不富有,但很讨人喜欢,在他去看过她几次后,她便问道:“格勒兹先生,如果我愿意,你愿不愿娶我?”与其他所有可敬的绅士一样,他回答道:“小姐,任何人如果能和像你这样迷人的妇女共度一生,不都会觉得太幸福吗?”事后他没再想到这件事,她却让所有邻近的人知道他们有了婚约。他无心加以否认,而终于娶了她,有7年之久,他们过得的确相当快乐。她长得颇为甜美,自愿充当他的模特儿,为他摆出表面上毫无意义但寓意深远的姿态。那几年内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有2个活着,并承继了他的艺术禀赋。

他以儿童画闻名于世。我们不能期望他有委拉斯开兹的《巴尔塔萨·卡洛斯王子》或凡·戴克的《詹姆士像》那样卓越的技巧。对格勒兹画的女孩,有时我们会因他的夸张和感伤而感到不快,在柏林的《少女的画像》(Portrait of a Maiden)即为一例。可是我们又何必排斥《天真》(Innocence)一画中的卷发、红颊和充满渴望与信任的眼神,或那未经着色的淳朴的《农家少女》(A Young Peasant Girl)及《拿着课本的男孩》(Boy with a Lesson Book)?在现存的133幅格勒兹的作品中,有36幅是少女的画像。一位住在巴黎的德国雕刻家约翰·吉尔格·维尔(Johann Georg Wille),倾囊买了许多这些将童年时期理想化的画,而且珍视它们甚过“当时最好的画”。格勒兹则把不讨人喜欢的萨克森人画作男子汉模范以为回报。这些女孩长大时,她们在格勒兹的画中变得更不自然。《挤牛奶的少女》(La Laitière)一画中的盛装打扮好像要去参加舞会,《破水罐》(La Cruche Cassée)(除了美以外)实在没有理由在水井汲水的归途中暴露出她的一边胸部。不过,在索菲·阿诺尔德(Sophie Arnould)的画像中,插着羽毛的帽子、俊俏的姿态和深红色的嘴唇似乎都很恰当。

格勒兹是夏尔丹和布歇的综合体。他确实崇尚美德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可是他偶尔会加上夏尔丹所欲避免的感觉的魅力而再予以润饰。格勒兹抛开妇女的肉体时,他可以画出像《乡村新娘》(L’Accordée de Village)一画中表现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田园风光。此画于1761年沙龙的最后一周展出,赢得了最高的荣誉,并成为当时巴黎人茶余饭后的话题。狄德罗颂扬它充满了感情,意大利的歌剧院给予它空前的赞誉而在舞台上的一幅“活画”中描叙出来。鉴定家则在画中发现了一些瑕疵——光度处理不当,色彩不调和,用笔和技巧不够完美。贵族们嘲笑它太感伤,不过长期沉浸在肉欲中的巴黎群众,就在这一年深受卢梭的“朱莉”的感动,对从画中似可听得见父亲对准新娘的道德劝诫充满了敬意。每位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都能体会到母亲们让女儿冒险接受婚姻的考验时的感觉;而任何农夫对农舍中母鸡和它的小鸡们啄食,安稳地在父亲脚边的碗里喝水的那种情景,都有熟悉与亲切的感觉。马里尼侯爵立刻买下这幅画,后来国王又以1.665万枚银币买了下来,以防此画被卖出国。目前此画存放于卢浮宫中一个较偏僻的房间内,由于表面色泽的减退而损坏,在写实主义和讥诮主义的反乐观主义的情绪中被忽视。

几乎所有巴黎的艺术家都觉得格勒兹没有以深入和公正的手法表现真理和特性,而以浪漫的手法加以描绘,因此贬低了艺术的价值。狄德罗则卫护他说:“他是第一位赋予艺术以伦理道德,并以画来叙说故事的艺术家。”他对格勒兹描绘的感伤的悲剧赞不绝口,他看到《为小鸟之死而哭泣的小女孩》(The Young Girl Weeping for Her Dead Bird)一画时,他大喊:“太好了!太好了!”(Délicieux!Délicieux!)他本人也在戏剧中表现中产阶级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感情。他视格勒兹为不可多得的同志,给他的赞誉甚至高于夏尔丹。格勒兹对他说的话太当真了,他把自己当作德行和感情的倡导者,把自己制作的一连串含有道德教训的画送到巴黎杂志上发表,甚至在他感情还方兴未艾时,艺术界对他已开始感到厌倦。

从他被接受为学院的候选人以后12年内,一直未能拿出作为会员所需要的一幅历史画。根据学院的判断,描叙日常生活的风俗画需要的才具不如历史画需要的更为成熟的构思和表达手法;因此,只原则上接受风俗画家,但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得到学院的荣誉或教授的职称。1767年,学院宣称除非格勒兹能拿出一幅历史画,否则他的画将不能于两年一次的沙龙中继续展出。

1769年7月29日,格勒兹拿出了一幅瑟普特米乌斯·塞维奴斯责备他的儿子卡瑞卡拉计划行刺他的画。学院的每位会员都看过此画。一小时后主席宣称他已被承认为会员,却补充道:“先生,你已获准入学院,但是以风俗画家的身份获准的。学院此次所做的决议是因你以往的优越作品而定的。对目前这作品则未予重视,因为此画本身的作者不值得获取此项殊荣。”震惊之余,格勒兹起而护卫此画,但会员之一指出了画中的瑕疵。格勒兹在给《前卫派》(AvantCourier,1769年9月25日)的一封信中求取群众的同情。他的解说未能令鉴赏家感到满意,狄德罗也认为学院的批评很公正。

狄德罗之所以认为此画不够完美,是由于这位艺术家的心灵因婚姻失败受到干扰所致。他指出布里埃尔·巴布蒂已堕落为一个傲慢不驯的悍妇,由于奢侈而耗尽她丈夫的资产,使他因烦恼而精疲力竭,更由于一再地不忠而使他的尊严扫地。格勒兹本人也向警察局长提出了证据(1785年12月11日),控诉他的妻子不顾他的抗议,屡次邀引情人上门。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指控她窃取他一大笔钱,并企图“以一只水壶击破我的头”。他争取到合法的离婚,获得两个女儿的监护权,留给她一半的财产和1350银币的养老金。

他的脾气在这些打击下变坏了。对任何批评他都会感到气愤,作品受到赞扬时也没有谦虚的表示。不过群众附和他的自我评价。大批人涌向他的画室,购取他的画和复制品,使他获得不少财富。他将盈余投资在政府债券中。大革命使这些债券变成了废纸,格勒兹也一贫如洗。法国各地蔓延的阶级暴乱、政治狂热和新古典主义运动,摧毁了他以家庭幸福和平为题材的绘画市场。新政府以1537银币的年金来解除他的困境(1792年),但不久这个数目就已不敷使用,他要求政府再增加数目。一位名叫安提戈涅的娼妓来与他同居,照顾他衰弱的身体。他去世时(1805年),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已忘记了他的存在,只有两位艺术家护送他的灵柩前往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