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波尔1765年在巴黎时写道，“作家比比皆是”，而他们“比他们的作品还要恶劣，我这样说并非赞美作品或作家”。当然，在文学方面不能与莫里哀和拉辛的时代相提并论，也比不上雨果、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时代。1757年至1774年这一短期内，值得我们记住的作家只有卢梭和马蒙泰尔，以及伏尔泰仍然燃烧着的火灰余烬，再就是狄德罗那秘密、尚未公之于世的狂热。不分男女，人们都热衷于谈话，以致在着笔前他们的才智就全已用尽。贵族式的优雅已经绝版。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登上了舞台，现在是内容支配形式。甚至诗也有传道倾向，达朗贝尔的《季节》（Les Saisons，1769年）一诗是模仿詹姆士·托马斯（James Thomson）的，但很不合时宜地指责狂热和奢侈，而且与李尔（Lear）一样，以凛冽的疾风刮过穷苦人家茅舍的手法来描述冬天。
马蒙泰尔的声名鹊起是因为他的精明、女人和伏尔泰。他出生于1723年，在晚年他写了一部悦人的《父亲的回忆》（Mémoires d’un Père，1804年），使我们对他的童年和青年的微妙经历有了认识。虽然他后来变成了怀疑论者，并几乎把伏尔泰当作偶像崇拜，但他对抚养他长大的虔诚的人们，和教育他的那些仁慈而又热心的耶稣会教士，除了好以外没有别的话说。他热爱这些耶稣会教士，因此也和他们一样削发，渴望参加他们的仪式，并在克莱蒙和图卢兹两地他们创办的学院中任教。但是，与其他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耶稣会教士一样，他风从欧洲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使他至少失去了聪慧的本性。1743年，他把自己写的诗送给伏尔泰，对这些诗篇爱不释手的伏尔泰也赠予马蒙泰尔一套他亲笔修正过的自己的作品。这位年轻的诗人把这套作品视作神圣的传家之宝，而且舍弃了教士生活的一切观念。两年后，伏尔泰为他在巴黎觅得一职，得以无条件地进入法兰西剧院剧团。的确，以他潜在的父亲似的好心肠，伏尔泰卖掉了马蒙泰尔的诗篇，并把所得之款全部送给他。1747年，马蒙泰尔的剧作《迪尼特安》（Denys le Tyran）——献给伏尔泰——被接受并编排上演。此剧出乎意料地成功。“一日间我名利双收。”不久，他成了沙龙里又一位名人。他凭机智来支付餐点费用，而且找到了与克莱龙同床共枕的门路。
他的第二部戏剧《阿里斯托梅内》（Aristomène）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金钱、朋友和女人。在唐森夫人主持的聚会中，他认识了丰特内尔、孟德斯鸠、爱尔维修、马里沃。在霍尔巴赫男爵的餐桌上，他闻知了狄罗德、卢梭、格里姆。由于女人的关系，他平步青云。因为在一些诗作里赞扬过路易十五，他获准入宫。蓬巴杜夫人倾心于他英俊的面孔和奕奕的神采，怂恿她的兄弟起用他为秘书，1758年她任用他做《信使报》的编辑。他为拉摩写了一部歌剧剧本，也为《百科全书》撰文。若弗兰夫人太喜欢他了，因此在自己家里为他准备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套房，他就寄此膳宿达10年之久。
他为《信使报》写了一套《道德故事》丛书（1753—1760年），使这一杂志得以登列文学之门。如《珈底斯·奥梅内斯》（Ex uno Judice Omnes）叙说苏利曼二世，由于对土耳其的种种娱乐已感到厌倦，因此要来了3名欧洲美女。第一位美女抗拒了一个月，屈从了一个星期后，国王就不再予以理会。第二位的歌喉非常美妙，但说起话来令人昏昏欲睡。罗克萨拉娜则不仅抗拒，她还厉责苏丹为好色之徒和罪人。苏丹斥道：“你难道忘了你我各是什么身份？”罗克萨拉娜回道：“你有权势，而我有美色，所以我们扯平了。”她的美貌并非超群，但她有一个微翘的鼻子，而就是这个鼻子使苏丹为之着迷。他用尽办法要她屈服，却总不得逞。他威胁杀死她，她却提议让她自杀省得他麻烦。他侮辱她，而她更苛刻地以牙还牙。她同时告诉他说他很英俊，如果有她的指引，他可以变得像法国人一样文雅。他又气又喜，最后娶了她，并封她为皇后。在典礼中他自问：“一个微翘的鼻子可能改变一个帝国的法律吗？”马蒙泰尔的寓意是：造成大事件的都是一些小事物，而假如我们能预知这些不易被发现的细微事物，我们就会完全改变历史。
一直到出版《贝丽萨留》（Bélisaire）这部小说（1767年），马蒙泰尔几乎事事如意。这部小说写得很好，但它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怀疑“武力是否有权消灭异教，反宗教不敬上帝，而使全世界臣服于真正的信仰之下”。巴黎的索邦神学院指责此含有应受谴责的学说。马蒙泰尔于是跑到索邦神学院的董事面前抗议道：“先生，你们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在批评我，你不认为你们是在指责时代的精神吗？”这一时代精神在他的勇敢和对处分的宽容中显示出来。如果是在10年前，他一定会被送进巴士底监狱，而他的书也一定会遭到被禁的命运。事实上，这本小说的销售也人尽皆知，因为它仍有“国王的允许和恩典”，政府则由于劝服他对此事保持沉默而颇感满意。然而若弗兰夫人受到很大的困扰，因为索邦禁止《贝丽萨留》一书的敕令不仅在教堂中宣读，还张贴在她的大门上。她于是很委婉地建议马蒙泰尔另觅住处。
他仍像往常一样屹立不倒。1771年，他受命为皇家史官，待遇优渥。1783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的“常任秘书”。1786年，他在公立高中（里瑟大学预科）任历史学教授。1792年69岁时，由于对革命的暴行感到痛心疾首，他隐退到埃夫勒，然后转到阿布罗维耶，在那里他从事编写回忆录，其中他甚至没有提到索邦的事。他最后几年在贫困中度过，而毫无怨尤，他感激曾有过那么充实而多彩多姿的生活。他死于1799年的最后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