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哲学家似乎暂时赢得对基督教之战的胜利。那位可钦佩的历史学家亨利·马丁描述1762年的法国人是“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一代”。1770年，总检察官塞吉耶报告：
哲学家一手企图震动王座，另一手希望推翻神坛。他们的目的在于改变公众对国家和教会的观感，所谓的革命也受到了影响。历史、诗歌、侠义小说，甚至词典，都染上了怀疑的毒素。他们一出版著作，便使各省泛滥成灾。不良的影响也传播到工厂和农舍。
西尔万·马雷夏尔似乎为了说明这项报道，于1771年编辑一本《无神论者词典》。他曾略有增订，使其包含阿贝拉尔、薄伽丘和伯克利主教的言论。1775年，图卢兹大主教宣称“丑恶的无神论变成意见的控制者”。杜德芳夫人认为信仰基督教奇迹和相信希腊神话一样，都已绝迹了。魔鬼变成咒骂词，地狱成为笑话。宗教家所谓的天堂，被新兴的天文学在太空中推翻了。1856年，托克维尔谈及“普遍的怀疑，使所有宗教信仰于18世纪末崩溃”。
所有这些叙述都嫌夸张，而且可能发自巴黎上层和文人阶级。莱基的判断较有见地：“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政府部门中，成群的官吏纵容或赞成这些文章的发表。”法国大多数人民，依然坚持其中世纪的信仰，作为辛苦生活的支柱和安慰。他们不但接受古老的，也接受新的奇迹。小贩发现这是出售神话制品——圣母玛利亚小雕像的理想市场。雕像和圣徒遗物出现在人群行列中，用以防止或平息公众的灾难。每个教堂，甚至巴黎的教堂也不例外，在宗教节日门庭若市，教堂的钟声响彻全城，表示邀请前往之意。宗教团体成员众多，至少省城如此。塞尔旺从格勒诺布尔写信给达朗贝尔（1767年），向他保证道：“兄弟，你将为哲学在这些野蛮地区获得进步而吃惊。”在第戎，有60套《百科全书》。但这些情形只是例外，自各方面看来，各省的中产阶级仍对教会保持虔诚。
在巴黎，新运动达于每个阶层。工人反对宗教者愈来愈多，各咖啡馆早已摒弃上帝。一位贵族谈及他的理发师在他的头发上搽粉时这样表示：“阁下，你看，虽然我是一位不幸的小人物，但我比其他任何人没有更多的宗教。”劳动阶级的妇女信奉其古老的宗教，天真地数她们的念珠。时髦的妇女则跟随哲学的潮流，把宗教扔得一干二净。但在她们临终前，几乎都延请牧师来祈祷。大部分沙龙属于哲学家。杜德芳夫人轻视这些人，若弗兰夫人则待哲人为她款宴中的上宾。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围绕在莱斯皮纳斯小姐周围主持大事，格里姆则替埃皮奈夫人管理业务。1765年，贺拉斯·华尔波尔描写沙龙的智慧气氛为：
上帝和国王被人贬低……男男女女热烈参与毁坏之举。他们因为我尚有一些宗教信仰存在而认为我太凡俗了……哲学家们是无理的、浅薄的、自大的、盲目狂热的。他们不断讲道，他们矢志不变的教条为无神论，你想不到他们有多公开。因此，如果我重归耶稣会，你不必为之惊奇。
然而，法国科学院1760年至1770年的14次选拔中，仍然选出9位哲学家为该会会员。1772年，该会任命达朗贝尔为其永久秘书。
贵族以反对宗教的喜悦消耗了智者的贡献。“无神论普遍存在于上流社会，”朗格说，“信仰上帝就会招致嘲笑。”“1771年后，无神论流行于贵族阶层中。”登维尔女公爵与舒瓦瑟尔女公爵、格拉蒙、马特松·泰塞等公爵夫人都是信奉自然神教者。位居高官者——舒瓦瑟尔、罗昂、莫雷帕斯、博沃、沙维林——都和蔼地与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合流。同时哲学家们告诉法国人：封建制度实行太久，已失去其存在价值；世袭特权形成僵化的不公平；一位好鞋匠比一个游手好闲的领主有用，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
甚至教士也受到这种感染。1769年，尚福推测各级教阶组织人员不虔诚的程度：“僧侣必定虔诚一些……教区牧师对反对宗教的建议报以微笑，主教率直地大笑，红衣主教另还出言讥讽。”在狄德罗与霍尔巴赫的朋友中，有几个是怀疑宗教的神父。托尔内、富歇、莫里、德博瓦、德博洛涅等神父“是哲学家群中最直率的人”。他们据说还有“哲学牧师团体”。在这些富于机智的牧师中，有一部分信奉自然神教，有一部分是无神论者——梅利耶复活了。普利斯特里于1774年与杜尔哥一起进餐。沙特鲁侯爵告诉普利斯特里：“对面的两位绅士，一是艾克斯主教，一是图卢兹的大主教。但‘他们跟你我一样不信上帝’。我向他承认，我是教徒，而哲学家勒罗伊告诉我，我是他认识的人中，唯一有理智的基督徒。”
在修道院，无神论也有其知音。僧侣科利格侬为了免受诽谤，只有在访客是他的知心朋友时，才敢让他的两个情妇一起用膳。他不容许教皇的敕令妨害他的享乐，但他以为教会是一个维持平民道德的可敬团体。1769年，狄德罗叙述一天他和两位僧侣交游的经过：
他们中的一位朗读一篇非常新鲜而振振有词的无神论论文，内容充满了新奇而大胆的观念。我第一次获知，这是他们修道院中的教条。这两位僧侣都是他们寺院中的“大人物”。他们洋溢着智慧、欢乐、敏锐感觉，学问丰厚。
一位热情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18世纪末“天主教世界中，由伟大的修道院长期灌输的高尚崇拜已由一种轻浮、夸大而普遍的观点替代”。
容忍异端的形成，主要由于宗教信仰的式微。我们无动于衷时，是较容易忍受别人的。伏尔泰在卡拉斯和席翁两案的胜利，使几位省长向中央政府建议减轻反对新教徒的法律，结果照办了。反对异教的诏书并未撤销，但执行得很温和。法国胡格诺新教派安然地存在下去，这正是伏尔泰要求的。图卢兹议会放宽对异教的容忍到令国王为之震惊的程度，以表示其忏悔。有些地位很高的教士——如1757年苏瓦松的菲茨詹姆斯主教——发表一封主教信，呼吁所有基督徒把每个人当成兄弟一样看待。
伏尔泰以哲学为这个胜利的光荣所在。“就我而言，”他在1764年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只有哲学家使人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要是没有哲学家，每个世纪将会发生两次到三次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我们在此必须再度申明，哲学家自己有时是不宽容异己的。达朗贝尔与马蒙泰尔劝告马勒泽布禁止费内隆出版刊物（1757年），达朗贝尔又请求他检举《百科全书》的一些评论（1758年）。爱尔维修夫人请他关闭一家杂志，因为该杂志曾攻讦她丈夫出版的《论智力》（1758年）。伏尔泰几次恳求禁止讽刺和诽谤哲学家刊物的发行。就这些刊物涉及真正的诽谤而论——伤人的虚伪不实——他是对的。
哲学之外，尚有其他促进宽容异己的因素。宗教改革虽然认可排斥异教的行为，但改革的结果产生如此多的教派（有些教派力足自保），以致排斥异教的举动不敢超过口舌之争。教派之间必须争辩，他们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考验，同时提高理性的声威。法、英、德各国的宗教战争，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的教训，使许多经济和政治领袖由排斥变为宽容异教。商业中心，如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发现必须忍受他们顾客不同的信仰与各异的习俗。国家主义的势力抬头，使其更能摆脱教会的牵制，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对不同文化和教派的普遍认识，冲淡了某一教派对自己专有的上帝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进步使宗教教义无人道的做法——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对巫者执行死刑之事——日益困难。哲学家为鼓吹容纳异己，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包含了这些影响的大部分，而且能合理地宣称有功于胜利。18世纪上半叶，胡格诺新教的牧师在法国仍被吊死，但1776年和1778年，一位瑞士的新教徒被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召唤来救国，这是哲学家成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