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宗教以超自然的希望和惧怕维持社会秩序，国家能否存在？如果大众不相信渊源于神的道德规范，不信仰无所不知、奖善惩恶的上帝，大众的道德能不能维系？哲学家们（除了伏尔泰外）声称这种动机不是道德需要的。他们承认，对于有修养的少数人说来，这可能是真的，但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吗？而且有修养的少数人，其道德是否源于其丧失的信仰，是否由他们曾接受的宗教教养而来？
哲学家们为自然道德的效能打赌。伏尔泰对自然道德表示怀疑，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马伯利、杜尔哥及其他人主张可以脱离神学而独立的道德，因此虽历经信仰的盛衰，仍足以坚强存在。贝尔主张无神论者可能与信教者一样有品德，但他认为道德就是和理性协调的习惯。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为何物，他并未解释。社会或个人之间，谁应该是理性的裁判者？如果社会或个人不协调，除了权力外，谁能判决是非曲直？社会秩序只是执行法律和规避法律刑罚者之间的竞争吗？道德仅仅用来计算侦知犯案的可能性吗？图桑在《道德》（1748年）一阐释自然道德，他也解释品德为“忠于实践由理性加诸的责任”。但有多少人是理性的呢？或者说如果他们能够理性，他们理性了吗？而且决定行动的人格，是否比理性形成得早呢？理性不是具有最强烈欲望的发泄对象吗？这些都是自然道德之前的一些问题。
大部分哲学家同意，自爱的普遍性是所有意识行动的基本渊源，但他们相信教育、法律和理性足以使自爱变为互相合作和社会秩序。达朗贝尔相信自然道德寓于：
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事实——人们的互相需要，及该需要加诸的互惠责任。由于这个道理大部分被接受，所有的道德法有秩序而不可避免地与它产生关联。所有与道德有关的问题，其解决与否，全掌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的感情有时阻遏问题的解决，但从不能破坏问题的解决。而每个特殊问题的解决……导致基本的原则，是我们自己的自利。后者则是所有道德责任的根本原则。
某些哲学家认为这假定在一般人中，理性普遍占优势——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受到充分的启迪，足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到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使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团体的好处调和，不发生冲突。伏尔泰对这种自私主义者的理性，不表赞同。对于他来说，理性似乎是一种很不平常的行动。他宁愿把他的道德建立在与利己主义无关的利他主义之上，他说这种利他主义源于上帝灌输给我们的公平意识。他的哲学家朋友责难他在这个论题上，无异向宗教投降。
假定利己普遍性的哲学家们，大体上认为快乐至善，所有的快乐都可以享受，只要它们无损于团体或个人自己。借用教会的方法，格里姆、霍尔巴赫、马伯利、圣朗贝蒂相继撰写问答教授法，以解释新道德。圣朗贝蒂以《一般问答教授法》为题，向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发表演讲：
问：人是什么？
答：具备感觉和理解力的生物。
问：如果这样，他应该做什么？
答：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问：这不是利己吗？
答：这是必然的结果。
问：利己欲同样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吗？
答：是的。因为每一个人以自卫和获得快乐为目的。
问：你认为快乐是什么？
答：一种享乐多于受苦的持续状态。
问：要获得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做什么？
答：培养我们的理性，并依此行动。
问：理性是什么？
答：认识有助于我们幸福的真理。
问：利己不是常常引导我们发现那些真理，并根据那些真理行动吗？
答：不，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利己。
问：你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意思是，有的人利己正确，有的人错误。
问：谁是利己正确的人？
答：那些致力于互相了解的人，那些不使自己的快乐与他人的幸福脱节的人。
哲学家把道德的实践建立于回忆基督教道德之上。因为崇拜上帝、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间接有助于道德，哲学家代之以对人类的直接忠诚。圣皮埃尔曾经建议以一个新词代表旧道德——慈悲，此字我们约略翻译为慈善，但这意指在互惠的事项上互助和合作。哲学家同时强调人道，人道意为博爱主义、仁爱。这源于基督宣布的两道圣诫的第二道。雷纳尔在责备欧洲人虐待黑人及印第安人为不人道时，必然已知道一个西班牙主教拉斯·卡萨斯率先于1539年发出过同样的责难了。但帮助穷人、病人及被压迫者的新热心主要是由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引起的。法国法律的改革归功于他的长期奋斗。法国的教士以慈悲闻名，但如今他们看到的是，由于哲学家的提倡，基督教道德的实践获得可观的成就。道德逐渐摆脱宗教色彩；人道、同情、容忍、博爱、和平诸道德，其基础由宗教性转为世俗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前所罕见。
面对战争产生的道德问题，哲学家们在主张和平时避免提及绥靖主义。伏尔泰赞成为自卫作战，但他认为战争无异抢劫，它使胜败双方都变得贫穷，它只使少数的王子、战争缔约者及皇家的情妇富有。他在《哲学字典》的《战争》一文中，强烈抗议腓特烈大帝入侵西里西亚，及可能早就有的入侵的念头。他说明王室如何容易趋于侵略：
一个系谱家向一个王子证明，他是一个伯爵的嫡裔。这个伯爵的祖先在三四百年前与一家族签订协定。那个家族，甚至在记忆中都不复存在了。那个家族从前对一个省有管辖权……这个王子和他的顾问立即知道他的权利所在。距王子住处约有300英里的这个省，无效地抗议说不认识他，也不愿被他统治，要管理该省人民，至少要先获得他们的同意……这位王子马上召集一大群一无所有的人，让他们穿上粗糙的蓝布……训练他们向右转向左转，然后向光荣进军。
然而，伏尔泰劝告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拿起武器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他写过一篇爱国的挽歌，以哀悼1741年为法国战死的军官。他也赞美法军在丰特努瓦的胜利。
哲学家排斥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这些情感使人道和道德责任的观念变窄，而且使国王易于驱策人民参战。《哲学字典》中《祖国》一文责备爱国主义为有组织的自我主义。伏尔泰请求法国人勿夸大法语、法国文学、法国艺术及作战的优秀，并提醒他们的错误、罪行、缺点所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就像德国的莱辛、康德、赫尔德、歌德、席勒，都是“好欧洲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与一种宗教和语言于中古时代在西欧提倡大同主义一样，大同主义的理想由于法语和法国文化的传播而弥漫整个欧洲大陆。1755年，卢梭提到“那些伟大的大同思想者，减少国与国之间的隔阂，与创造他们的上帝一样，把全人类拥抱在他们博爱的怀抱中”。另外，他以显著的夸张，写道：“再也没有法国人或德国人之分了……有的只是欧洲人。”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只适用于贵族和知识分子，在那些阶层，大同的思想从巴黎扩展到那不勒斯和圣彼得堡。甚至在战时，贵族和文人也越过国界，互相交往。休谟、贺拉斯·华尔波尔、吉本及亚当·斯密，在英法交战时，仍然在巴黎的社会中受到欢迎，而且利涅王子在几乎任一欧洲的首都，都感到有如在家一样自由自在。士兵们也有一点国际主义观念。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说：“每一位德籍军官，在法国旗帜下服务应该感到光荣。”一团的法国军队全由德国人组成。大革命使这种礼貌上及精神上大同思想的友谊告终。法国的优势消失了，国家主义从而抬头。
知识分子的背叛，部分由于道德的剧变——反对神和传道者的残酷。这种背叛起初否定旧宗教的价值，终而发扬四海一家的新道德。这个新道德源于接替的信仰的最好部分。但道德信条如没有宗教支持能否维持社会秩序，这个问题仍未获得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