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被逐、礼貌被弃、杂志着眼于哲学家之际，这场大战更显得血雨腥风。1735年，皮埃尔开始发行《现代著作观察》杂志，一直到1743年。皮埃尔在该杂志中，担当所有品德尤其是贞节的护卫者角色。他愤怒地指责当时文学中种种品行不检的情事，及不够完美的正统派学说作品。他成为伏尔泰最顽强的敌手。1745年皮埃尔去世，由他的友人费内隆继续接棒。
费内隆是反对哲学家诸君中，最有能力、最勇敢、最富才学者。他是一位力能胜任撰写《玛丽·斯图亚特史》（Histoire de Marie Stuart，1742年）的学者。他于1771年完成8册厚的《日耳曼帝国史》。他也是一位足以写作《丰特努瓦战役赋》（1745年）的诗人。伏尔泰必视此诗为他自己作为皇室历史学家所写诗歌的一种挑衅。费内隆于1745年创办一份杂志，名为《当代书信》。该杂志不止一次抨击伏尔泰。费内隆在发迹之前，有一段贫苦的日子。有一次他因批评一位有地位的神父而在巴黎的巴士底狱遭监禁6个星期，然而他曾精力充沛地奋斗了30年之久。他对伏尔泰怀恨在心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伏尔泰曾劝阻腓特烈大帝聘用费内隆为驻巴黎的通讯员。1754年他创设一个新期刊，名为《文艺年鉴》，他主编该刊，刊中文字多由他自己撰写，每十天出版一期，直到1774年。
费内隆钦佩布歇的宗教保守主义及17世纪庄严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哲学家们对社会组织、道德支柱及令人感到安慰的宗教信仰的了解，实在粗浅得该受责备。他说：
作家对这个时代的煽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力量攻击上帝。他们自命为人道的提倡者，从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等于伤害人民、荼毒人类、剥夺人类唯一慰藉痛苦的希望。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推翻社会秩序、促使穷人反抗富人、弱者对抗强者，而且把武器送到千百万人的手上。这些人至今不致引起暴行，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意识与法律的拘束，同样具有功劳。
费内隆预言，对宗教的攻击将动摇国家的根本。他预言了一个世代后爱德蒙·伯克的警告：
无信仰者的盲目狂热，难道不比迷信者的宗教狂热更荒谬、更危险吗？开始是容忍你祖先时代的信仰，你不说别的话，只高谈容忍，然而没有一个教派比现在更排斥异己……至于我，我主张文人不得秘密结社，而且除了宗教、道德及光荣的团体外，不许其他团体产生。
费内隆是一个敏锐的批评者。他绝不放过机会去刺戳哲学家意识上的漏洞。他嘲讽他们的独断主义及伏尔泰的领主权利，而称其为“图尔奈伯爵”。哲学家们称费内隆为流氓和顽固分子以为答复时，费内隆便回敬一拳，说狄德罗是伪君子，格里姆是阿谀外国名人的马屁精，并把全部不信教的人称为“骗子、恶棍，没有教养的自大者、无赖”。他指控《百科全书》作者偷窃雷奥米尔《论蚂蚁》一文的插图，《百科全书》作者否认此事，法国科学院支持这项否认，不久事实证明费内隆的指控正确。但他在卡拉斯一案中没有做好，他指出证据证明卡拉斯有罪，又撰文指称伏尔泰在替卡拉斯辩护时，“基于人道的立场因素较少，而基于欲引起大众注意伏尔泰存在的因素较大”，而且“希望大家谈论他”。克莱龙小姐是一位出色的悲剧演员，她喜欢伏尔泰，而且拜访伏尔泰。费内隆殷勤地赞扬他的对手，并暗示有关某一个女演员不道德的私人生活。演员们愤慨于费内隆的推断，认为费内隆本人不正当地妨害他们的私生活。黎塞留公爵不是通奸的迫害者，他劝路易十五把费内隆再送回巴士底狱监禁。王后因费内隆“忠诚而热心地与哲学家们战斗”而赦免了他。哲学家的友人杜尔哥当权时，《文艺年鉴》的特权消失了（1774年）。费内隆以美食大饱口腹之欲，1776年因营养太足而死。他的遗孀要求伏尔泰收养费内隆的女儿，但伏尔泰认为那样做无异对女人太过殷勤了。
莫罗讽刺作品中的一个词与费内隆的30册书，对哲学家的破坏力几乎不分上下。莫罗在名为《有关卡库阿斯历史的新回忆》一文中说，卡库阿斯是一种赤裸人形的动物，他们在舌头下面含着一袋的毒素。他们说话时，毒液就混在他们的话里，污染了附近的空气。这位聪明的作者摘录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和卢梭作品中的文字，他声言这些人都是世界上活生生的毒害者。他又控诉他们“纯为品尝作恶的乐趣”而写作。他称他们是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不讲道德者、利己主义者。“卡库阿斯”这个词把他们刺痛得最厉害，它暗示鸭子的刺耳聒叫声及疯人的喧哗不休，有时（正如此字的含义）暗示厕所的臭味难闻。伏尔泰努力反驳，然而谁能驳得倒气味呢？
保守派分子得到鼓舞，并增加他们的打击力量。1757年，他们赢得一位有朝气、野心勃勃的生力军。帕利斯于1754年曾在代利斯拜访过伏尔泰，当时他持有塞奥特的介绍信，信中说帕利斯是“由你的作品调教出来的弟子”。一年后，他在南锡演出一出喜剧，剧中温和地讽刺卢梭。帕利斯在巴黎教导年轻而热诚的罗贝克女公爵，这位女公爵是舒瓦瑟尔公爵的朋友。善于指责错误的狄德罗，曾在所著《自然之子》一书的序言中，责难过她品行不端。可能为了安慰她，帕利斯于1757年出版《大哲学小札》，严厉抨击狄德罗，但赞扬伏尔泰。1760年5月2日，在罗贝克女公爵的资助下，帕利斯创作《众哲学家》这一喜剧，在法兰西戏院演出。此剧对待爱尔维修、狄德罗和卢梭，恰如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于2183年前对待苏格拉底一样。爱尔维修被描绘成迂阔的哲学家瓦莱尔。在剧中，瓦莱尔把利己主义的利他论介绍给才女西达里瑟听。观众立刻明白，这位才女影射若弗兰夫人，她家客厅常有哲学家逗留。狄德罗被描写成多尔蒂丢斯。剧中的仆役克里斯宾爬着出场，大声咀嚼生菜，巴黎人知道这是对卢梭的讽刺性描述。卢梭曾于1750年公开指责文明，并提倡“自然国”的理想。那是粗野却合法的讽刺，除了被影射的受害人外，每个人都津津有味地欣赏这场喜剧。罗贝克小姐的家里，曾经聚集过她的朋友、忠于她的人及几位和她一样的爵位世袭者。女公爵本人虽然因肺病而奄奄一息，来日无多，却坚持利用自己的影响，替这喜剧的初次公演增色。在第2幕剧结束时，她召唤帕利斯到她的座厢里去，公开拥抱他。然后，咯出血来，被送回家。《众哲学家》一剧在29天之内上演14次之多。
同时，一位卓越的人也一起来攻击非教徒，他就是法兰克侯爵。他是一位省长，擅长写诗和剧本，这种高明的才华使他膺选为法国科学院的会员之一。他在接受这项荣誉时发表演讲，公开指责说：
骗人的哲学，自命为真理的机构，却用来作诽谤的工具。它自夸本身多温和、多谦虚，实则自命不凡、骄傲自负。哲学界的人，笔下洋溢勇猛和傲慢的口气，实则生命充满了恐慌。从他们标榜的主义，找不到确定的东西；从他们的伦理思想中，找不到安慰；没有规范给当代人信守，又不能替未来揭示目标。
路易十五赞扬这篇演讲词。伏尔泰在一篇不具名的7页长的小册子《当》中，讥笑法兰克的演讲。伏尔泰的《当》小册子中，每一段均以“当”字开头。例如：
当一个人有幸被邀加入光荣的文学家社团时，是不需要在接受的演讲中讽刺文学家的，此举无异于侮辱该社团及大众……
当一个人不配当文学家，也一点没资格当哲学家，则他不适合说我们的国家只有虚伪的文学和空洞的哲学……
诸如此类，并不十分让人信服。但不久，莫雷莱用大幅的纸张，以“如果”开头，不久又以“因此”为始；伏尔泰则接下去以“到”“那个东西”“那个人”“是”“否”“为什么”等词为句首。法兰克为逃避这场暴风雨，逃回到他的故乡蒙托邦，再也没有在法国科学院出现。然而，1772年他又以《透过怀疑本身的怀疑论宗教报复》一书而参与对抗。他力陈物质主义对道德没有约束力。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都可以畅所欲为，我们只要规避警察就可以了。而且假若没有天堂，“如何使人们安于国家指定给他们的隶属地位呢？”
1761年，加利亚尼神父自那不勒斯到达巴黎。他在巴黎的沙龙中，前后红了8年。他告诉喜欢他的哲学家们说，他们中有几位提倡“回归自然”，真不啻疯狂的企图，那样做将使文明人返回野蛮和暴行。他又说宇宙设计的证据势不可当，他指出怀疑论终将导致知识的空虚和精神的失望：
凭借我们所受的启迪，我们发现空虚多于充实……空虚之感，长存于我们的灵魂和想象中，是我们悲哀的真正原因……一切均已说尽做完后，怀疑论是聪明人用来反对他自己的本能和趣味的最大努力……人们需要真实的事物……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女人（她们的想象力倍于我们）……无法作为不可知论者。崇尚不可知论的人，只有在他们灵魂的青春强壮时期，才力足维系这种主张。如果灵魂渐渐老了，某个信仰又会出现……不可知论是理智上的失望。
为反击出类拔萃的加利亚尼、博学的尼古拉·贝尔吉耶、文质彬彬的纪尧姆、勤勉的费内隆、贵族法兰克侯爵、难缠的帕利斯及喋喋不休的莫罗，哲学家们在这场笔舌大战中，使出一切武器，从理性、嘲弄到批评、辱骂，一一都用上了。伏尔泰放弃他的和平，冒着危险，常以富于机智而非争辩，答复每个对哲学和理性的攻击。“把这些可怜虫的名字告诉我，”他在给狄德罗的信中说，“我将给他们恰如其分的对待。”
要作弄莫罗相当困难，因为他是王后的图书馆员和史官。但法兰克侯爵，用一点小手段就足以使他当众受辱。帕利斯也可用双关语予以刺穿。马蒙泰尔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讥讽帕利斯，那是很难翻译的：
此人一度名叫帕利，
最初人们叫他笨帕利斯。
后来叫他矮帕利斯，呆帕利斯，
然后是虚荣帕利斯，冷帕利斯。
作为长篇攻击演说的高潮
及公诸大众的讽刺诗文的结尾，
合适的词句立即出现了——
他们称呼他蠢帕利斯，
为屈就你的水准
我用此词特为欢欣。
回想吧！如果你能运用那个工具，
但是不要写；最好读，你这个傻瓜。
狄德罗等到《拉摩的侄儿》一书，转述帕利斯的淫乱，才算遂行了他的报复。身为一个哲学家，这样做是不值得的，但他可谓持重，不去出版该书。帕利斯死后，此书才在法国出版。但莫雷莱当时就发表一个讽刺作品，既攻击帕利斯，也讥讽他的保护人罗贝克小姐。她在法院的朋友把莫雷莱抓到巴士底狱监禁（1760年6月11日），她的死亡（6月26日）使事情更为严重。卢梭营救了他，但从此和哲学家群断了交情。帕利斯的放荡，使他胜利的成果受到了玷污。1778年，他投入伏尔泰之流，再置身于哲学家阵容中。
哲学家们攻击费内隆最力。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形容费内隆为受雇文丐之流，称费内隆是百万富翁贝尔廷的食客。伏尔泰把他最聪明的妙语之一献给费内隆：
有一天，在峡谷中，费内隆被一条蛇咬了一下。你以为结果如何呢？被毒死的竟是那条蛇。
伏尔泰经常在其作品中将费内隆描写为“来自皮埃尔背后的一条虫”。然而严重的攻击出现于伏尔泰的剧本《从苏格兰来的妇人》。1760年7月26日，该剧在法兰西斯剧院公演。剧中以明显的夸张口吻讽刺帕利斯的《众哲学家》，指称帕利斯应负起法军战败和法国财政崩溃的责任。费内隆则被形容为穷文人街的小文丐，专门制造丑名于字里行间。伏尔泰这个剧本用来形容费内隆的词句，计有恶汉、卑鄙者、可鄙者、间谍、沉迷于欢场者、蛇、猥亵的温床等。伏尔泰这一剧本的演出，与帕利斯的剧本同受欢迎。5个星期内演出16次之多。费内隆偕其娇妻参加伏尔泰该剧的首次公演，并引人注目地带头喝彩鼓掌，因而免于一场暴风雨的侵袭。伏尔泰认识到他的对手够勇敢。一位访客问伏尔泰，在巴黎要鉴别新书的价值，应该请教谁，伏尔泰答道：“请教费内隆这家伙吧！……他是唯一有鉴赏力的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我不喜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