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曾以同样的心情将满是逻辑的智力委交给天主教会，后者在历经长久的经验后，发现了教条与仪式的结合有助于人类道德，及其安慰忧苦与好奇之功。伏尔泰并没走得这么远，但70岁后，他也迷惑地朝这个方向前进。
首先他对宗教的一般可行性妥协。博斯韦尔问他（1764年12月29日）：“你没有信仰吗？”伏尔泰回答：“有的，全心全意地让我们每年在大殿里聚会4次吧！同时以音乐辅佐，感谢上帝的赐礼。有一个太阳，有一个上帝，让我们也有一个宗教吧！那么全人类都可成为兄弟。”太阳对于他而言，似乎是通往上帝之路中的休憩站。1774年5月，伏尔泰已80岁，他在破晓之前起床，和一位朋友爬到山上看日出。也许他当时读过卢梭的著作。到达山顶后，他精疲力竭，但看到太阳胜利的光辉时，他跪下来喊道：“全能的上帝，我信仰你。”他起立时，内心的伏尔泰却在跳跃道：“至于圣子先生及圣母夫人，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愈走愈远，而且认可了教士的存在，只要他们宣扬道德和提供对上帝的祷词。他承认法国和英国的主教在社会秩序上有某些贡献。但红衣主教的维持费太贵了，应该撤除。他赞许保存乡村记录、帮助穷人、调解家庭纠纷的单纯教士。这些牧师应该受到更大的尊敬、更好的薪俸及上司更少的剥削。有时这个年老的赎罪者，愿意将每年四次的集会增加到每月一次，甚至每周一次。聚会应该包括祈祷、感恩、崇拜及道德训示，但不应涉及请愿，讲道尤应缩短。除了一个正义的上帝外，任何超自然的教条都不应有，教会组织应该臣属于国家。教士应由政府训练，薪水也由政府支付。修道院可以不必拆毁，但只能作为老人或病患的休养所。与许多怀疑论者一样，伏尔泰对走出修道院帮助病患与穷人的修女有很好的评价。看到在巴黎医院中服务的修女后，他在《道德论》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和这些出身高贵的女性，牺牲了美丽、青春而在医院里愉快地安慰人类的苦难相比……脱离了罗马教会的国家并不曾完满地学到这种高贵的仁爱。”
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伏尔泰在他费内的房子附近造了一间小教堂，在大门上面，他骄傲地刻了“狄奥莱西特·伏尔泰”。他宣称“这是世上唯一只供奉上帝的教堂。其他教堂都是供奉圣徒的”。他请求罗马赠送几件圣徒遗物给他的教堂。主教于是送他一块圣弗兰茨的毛布。在圣坛上，伏尔泰放了一具真人大小的耶稣金身像，形如圣人，而非受难者。1760年后，他每星期天早上都在那里望弥撒。而在1768年的复活节，他参加了圣餐礼。他经常遣送他的仆人进教堂，而且付钱让他们的子女学习教义。
很多这类虔诚的举动，都是为了替村民们立下一个楷模，以鼓励他们信仰，减少其罪行、保护其财产。他确知凡尔赛宫廷一定会听到他的模范行为，也许他也希望这有助于他为卡拉斯、席翁和拉巴尔所作的运动，及他重返巴黎。而国王和王后也确实因他的改过感到喜悦。拉布莱特里的神父也因为伏尔泰参加圣餐仪式而予以称赞。但他看到这位憔悴的老人时，却说伏尔泰忘了埋葬他自己。伏尔泰只是很有礼貌地回答：“在你之后，先生。”1769年3月31日，他召集几个法定公证人，在他们面前签署一项声明，说他希望死时是一个天主教教徒。他巴黎的哲学家弟兄们嘲笑他，他幽默地接受了他们的嘲讽。
1768年后，他养成了当时教士进餐时听宗教书籍的习惯。在餐桌上，他较喜欢马西永的传道，他对文学的欣赏力没有因作者是教士而破坏。他曾攻击过耶稣会，但1770年，他参加了圣方济各教派的俗世组织，而且获得了“杰克斯圣方济各世俗神父”的头衔。“杰克斯”是伏尔泰的领地下的一个小郡名。他对这个荣衔十分骄傲，写了十数封以上的信报告这件事，并署名“忝为圣方济各教士的伏尔泰”。腓特烈称他为教会的新圣徒，但同时通知他，罗马教廷在同一年下令烧毁了这位圣方济各会员的某些书籍。我们现在很难断定他和教会的妥协是真心诚意，还是为了凡尔赛而休战，或是担心死无其所，因为法国公墓全部属于教会所有。也许这三个动机都在这个宗教闹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在最后几年中，1770年至1778年，他的笔都用在责难无神论上，而非攻击基督教会。在《哲学字典》的《上帝》篇中，他附加了两段文字，攻击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1772年，他写了一篇精彩的论文《我们应该表明立场》替“上帝与容忍”辩护。他对内克尔夫人、舒瓦瑟尔女公爵及腓特烈承认，他担心宗教容忍运动会被无神论消灭。他对霍尔巴赫的批评危及同志之间的团结，他为此感到遗憾，不过他坚持：“我这样说，显然必定使作者及他的三位支持者和我因说出我的思想而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但我已经对他们声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这样说，既不怕无神论也不怕迷信的狂热。”霍尔巴赫派反击说，这位有钱的领主这样做是在凡尔赛宫耍政治，为了利用上帝看管他费内的仆人和佃农。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那些他曾经支持，曾经为其欢呼，并将其看作“打倒卑鄙”运动的弟兄，都轻视他，把他看作一个迷失的领袖。狄德罗从来不曾喜欢过他，也不喜欢和他通信，而且因伏尔泰公开宣称达朗贝尔是《百科全书》的首脑和灵魂，而对伏尔泰感到愤怒。狄德罗为卡拉斯运动鼓掌，但无意间溜出了一行嫉妒的文字：“这个人从每个方面来看，都只是二流人物。”狄德罗倡言的革命性政治及他喜爱的资产阶级感伤剧，伏尔泰都不喜欢。变成贵族的资产阶级，不能体会满足于现状的资产阶级。狄德罗和霍尔巴赫都不曾到费内拜见他。谈到伏尔泰对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批评，格里姆苛刻不公地评论道：“这个‘无知的哲学家’只能勉强地草草读过这些作品。”终于，人数和骄傲都在增长的巴黎无神论者们，遗弃了伏尔泰。早在1765年，在“打倒卑鄙”的战争中，他们其中之一曾谴责他：“他是一个教徒，一个自然神论者。”
遭受双方的攻击后，这位虚弱的首领从1770年开始对胜利失去了信心。他自称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伟大毁灭者”。他怕他的“上帝与容忍”新宗教只有在统治者们接受圣毕尔主教的“永久和平计划”时才会来临。这意味着它也许永远不会来临。长久以来，他一直怀疑哲学的脆弱性和理性的无吸引力。“没有一个哲学家曾经影响过他居住的那条街上居民的行为。”因此他提供“迷信”或神学给大众。他希望在法国制造出“4万位圣人”，及一个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但即使这个希望也在他的暮年开始枯萎。“一点一点地启发年轻人”——这是他准备重访巴黎及准备死亡（84岁）时留下的唯一希望。他在巴黎受到的神奇欢迎，也许会重新带给他对人类的希望和信心。
他是否是一个哲学家？是的，虽然他不曾创造体系，对每件事都摇摆不定，而且发表意见时常显得肤浅。如果哲学家的定义是有关人类与世界的一致体系的创造者，那么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鲁莽地从至小攻击到无限。但如果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关心自然、道德、政府、生命、命运等基本问题的心灵，那么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很多人觉得他不深刻，也许这是因为他思想清晰而不确定的缘故。他的思想很少是原创的，但在哲学中，几乎所有的原创思想都很愚笨。当然，他赋予他的思想的形式是原创的。毫无疑问，伏尔泰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是否如狄德罗所说的，在各方面都是二流的？在哲学方面和狄德罗相比，在戏剧方面和高乃依、拉辛相比，他诚然是第二流的。但他在史学的概念和写作、诗文的优美、散文的魔力和机智方面，在他的时代，他确是最好的，也是最早的。他的心灵像一把火焰烧遍了欧洲和18世纪，而且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激励了无数的灵魂。
也许他恨得太多，但我们必须记住他所恨者为何事。我们必须想象我们置身于那个只因背离正教就可能被放在木头上焚烧、铁轮下压碎的年代。我们今天比他更能欣赏基督教，因为他曾经成功地修正了它的教条和暴力。我们能够感到《旧约》的震撼和堂皇、《新约》的美丽和高尚，是因为我们能自由地认为它们是也会犯错的人的作品和灵感。我们能感激基督的伦理学，是因为其不再以地狱威胁我们，不再诅咒不听从上帝的人类和城市。我们能感到圣方济各的高尚，是因为我们不再被强迫去相信他说一种语言时，能够以各种不同语言传入听者耳中。我们能够感到宗教仪式的诗意和戏剧性，是因为容忍的暂时胜利使我们能自由崇拜或弃绝。我们能把许多传说看作深奥的象征或名著的寓言，是因为我们不再必须去接受它们字面上的意义。我们已经学会同情那些我们曾经爱过而必须离去的事物，犹如我们对年轻的爱存着甜蜜的回忆。在所有人中，是谁较诸其他任何人，给我们这个可贵而划时代的解放呢？是伏尔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