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卡拉斯隶属胡格诺新教派——在法国的加尔文新教——此派百年来受到天主教的迫害，包括处死、没收财产、强迫叛教，仍有一小部分残留在图卢兹城。法国法律不只禁止新教徒充任公务员，而且不允许他们执业律师、医生、药剂师、助产士、书商、铁匠或杂货商。如果他们不受洗，他们就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如果他们结婚不请天主教神父证婚，就只能算非法同居，孩子只能算是私生子。新教仪式也在禁止之列，如果男人参加这种礼拜被发觉，他便终生到船上当奴隶，女人则终身监禁，主持的教士则可以被判死刑。这些法律在巴黎及其附近没有被严格执行，而与巴黎相距愈远，执法就愈认真。
法国南部对异教的仇视最为强烈，此处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也最为残酷，彼此都无法忘怀敌方所施的暴行。1562年，得胜的天主教徒曾在图卢兹杀害了3000名新教徒，图卢兹议会更把另外200人判以酷刑和死刑。每年这天天主教徒举行盛大仪式和游行以庆祝这次的杀戮。工匠同业公会、各级的贵族、教士及白、黑、灰各悔罪团的队伍庄严地通过市区，还带着惊人的圣迹——图卢兹第一位主教的头颅骨、一块圣母衣服的碎片及被希律王无辜残杀的婴孩骨头，卡拉斯不幸遇上1562年大屠杀的200周年纪念。
图卢兹议会在朗格多克就像巴黎议会在法国中部一样有势力。议会的组成分子为詹森派会员——一种注入加尔文派的活力与阴郁的天主教。它并不比耶稣会更宽容。1761年3月2日，它将胡格诺教徒帕斯托尔判处死刑，因为他曾主持新教礼拜。接着又将孔德·德富瓦等3位绅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企图营救罗谢特。3月22日，它又下令处死一位胡格诺教派商店老板，后者被控杀死他希望成为天主教徒的孩子。
公平地讲，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多少使他的教徒们相信父亲有权杀死不顺从的孩子。在法律仍未成形的时代，家族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教训来源。许多社会给予父亲生杀子女的大权。这种不合时代的法令也许存在于加尔文心里：“不服从父亲者，上帝命令他死亡。”加尔文引证《申命记》21章17至21节及《马太福音》15章4至6节。然而，这些文字不过允许双亲在城市的长老面前控告儿子，而是否应该处死则由长老决定。加尔文也许意指如此。但法国南部狂热的天主教徒怀疑，胡格诺教徒既不能对“城市的长老控告”，也许就自己执行这项法律了。
这是卡拉斯事件的黑暗背景。
卡拉斯是一位亚麻商人，在图卢兹的主要街道上开一家店铺。他在那里住了40年，生了4个儿子、2个女儿。一位天主教徒女管家30年来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甚至在她劝服卡拉斯的一个孩子路易改信天主教后，卡拉斯还是把她留下来。路易后来在另一条街当学徒，并从父亲那里获得一笔定期的零用钱。最小的儿子多纳则在尼姆当学徒。另外两个孩子皮埃尔和安东尼跟父母住在一起。长子安东尼曾学习法律，后来他学成准备执业时，却发现只有天主教徒才有资格从事这门行业。他便隐藏他的新教徒身份，而且设法取得了一张天主教徒证明书。但事情终于泄露，他面临两个选择：放弃新教，或让数年的苦读付诸东流。他因而沉溺于苦闷、赌博与喝酒中，而且经常朗诵哈姆雷特关于自杀的独白。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家族在商店聚集。安东尼的朋友拉韦斯刚从波尔多来，卡拉斯便邀请他共进晚餐。晚餐后，安东尼下楼到店面去了一下，却许久没有回来。皮埃尔和拉韦斯便去找他，发现他已吊死在两根门柱中间。他们马上扶他下来，通知父亲，并叫人去请医生。他们设法救活他，但医生宣布他已死亡。
在这一点上，父亲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他知道，当时的法律规定自杀者的尸体必须裸身从街上拖过，而且受群众投掷石头与污泥，然后再予上吊，而他的财产则由国家没收。于是父亲要求，并说服了他的家人，对外宣称是自然死亡。然而，皮埃尔的惊叫和医生的到来已经吸引了一群看热闹的民众。一个官吏也来了。他听完供词后，看到绳子和死者颈上的痕迹，便命令整个家族、拉韦斯和女管家到市公所，分别拘禁在地窖里。次日每个人都被询问，每个人都推翻前供，说是自杀。警察局局长不相信他们的话，控告他们谋杀安东尼，为了阻止他改奉天主教。审判在许多百姓和图卢兹议员面前举行，复仇的狂热闭塞了人们的心灵。
现在看来，我们实在不能相信一个父亲会为了儿子改变信仰而将他杀死，但这只是宗教信仰衰竭了两个世纪后的个人看法。白悔罪团在教堂举行的仪式又大大鼓舞了这股复仇情绪。一具空棺之上，吊着一个骷髅，骷髅手中握一张字条，写着“异端的迫害”，另一手则握着一把棕榈，象征殉道者。底下的名字是“马克·安东尼·卡拉斯”。推断这位青年不是自杀，他们便将尸体隆重地葬在圣斯蒂芬教堂。一部分教士反对这种谋杀判决进入教堂，但无效。
卡拉斯家族的审判由12位图卢兹法院的法官执行。他们发出一份通知单，由各教堂在3个连续的周日宣读，以聚合这个案件的所有证人。一位理发师作证说，他当晚听到由卡拉斯房子传出的一声惊叫：“啊，上帝，他们要勒死我了。”其他人也宣称听到这个叫声。1761年11月10日，市法院宣判让·卡拉斯、其妻、皮埃尔有罪，刑罚是吊死。拉韦斯被罚上船当船夫，女管家则处有期徒刑5年，因为这位天主教徒的女管家曾宣誓他的新教徒老板是清白的。
这个判决上诉到图卢兹议会，结果指定13位法官担任审判，另外加了63名证人。所有对被告不利的证据都是传闻的。审判拖了3个月，在这期间被告都被分开禁拘。最后的判决只判父亲有罪。没有人能解释一个64岁的老人为何能够独力制服他强壮的儿子，并将他勒毙。法庭希望卡拉斯在肉刑逼迫下会招供。他起初接受“普通询问”：四肢被拉伸，直到脱臼。他一再受逼认罪，却重复地说安东尼是自杀的。半小时的休息后，他接受“特殊询问”。15品脱的水灌进他的喉咙，他仍坚持他的清白。于是另外再灌15品脱，他的身体膨胀了2倍，但他仍不认罪，抽出他肚子里的水后，他被带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他躺在十字架上，刽子手用铁棒敲打11次，结果打断了他的双腿。这个老人念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宣称自己的清白。经过两个小时的折磨后，他被吊死了。他们把尸体钉在木桩上，然后予以焚烧。那一天是1762年3月10日。
其他的被告都获释，卡拉斯的财产被没收，寡妇和皮埃尔在蒙托邦隐居，两个女儿被送入修道院。多纳发现他在尼姆也不安全，便逃到日内瓦。伏尔泰于3月22日听到这个悲剧，便邀请多纳到代利斯见他。“我问他，”伏尔泰写信给达米拉维尔，“他父母的脾气是否凶暴。他告诉我说，他们从没打过孩子。再没有更温柔、更仁慈的父母。”伏尔泰向两位曾在卡拉斯家里做客的日内瓦商人打听，他们也都证实了多纳的话。他写信告诉在朗格多克的朋友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致认为这个家族的清白不容怀疑。”伏尔泰和这位寡妇通信，她给他的答复非常真诚，使他感动得立刻采取行动。他向贝尼斯的主教、达让塔尔、登维尔女公爵、尼古拉女侯爵、马雷夏尔·维拉尔公爵、黎塞留公爵上诉，请求国王的牧师舒瓦瑟尔和圣弗洛朗坦下令重新调查。他将多纳接到家中，把皮埃尔带到日内瓦，而且说服卡拉斯夫人迁到巴黎，以便就近接受调查。他向律师咨询本案的法律细节，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卡拉斯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的小册子，嗣后陆续出版其他论著。同时，他请求其他作家用他们的笔，唤醒欧洲的良心。他写信给达米拉维尔：“呼喊吧！同时也让别人呼喊。为卡拉斯家族而呼喊，为反对宗教狂热而呼喊。”而对达朗贝尔写道：“我求你为卡拉斯家族及为反对宗教狂热到处呼喊，因为沉默造成他们的不幸。”他筹募资金以应付在此以前他自行负担的有关运动的花费。援助由四面八方而来，包括英国女王、俄国皇帝、波兰国王，巴黎一个杰出的律师答应免费将案子上诉国务会议。卡拉斯的女儿也到巴黎和母亲相聚，其中一个女儿带着一封天主教修女为卡拉斯家族求情的信。1763年3月7日，母女们由国王的牧师召见。会议一致决定，此案必须重审，所有有关文件都由图卢兹送到巴黎。
但图卢兹法官想尽办法阻挠搜集文件。这年夏天，伏尔泰出版了他划时代的作品《论容忍》。为了散布其控诉，他采用了意外温和的文笔。他掩饰作者的真名，而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个信仰不朽者的语气在说话。他赞美法国的主教为“以与出身相配的高贵思考和行动的绅士”。他假装接受“教会之外没有解救”的原则。这部著作并非为哲学家而写，而是写给天主教神父看的。即使如此，它也具有无比的胆识，因为他经常忘了他的听众是天主教士。
首先他说明卡拉斯审判和受刑的情形，然后他回溯容忍的历史，将希腊和罗马的情形予以夸大。他先于吉本宣告：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与基督徒对异端的迫害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基督徒把异端“吊死、淹死、用轮子碾死或烧死，为的是敬爱上帝”。他认为，宗教改革是对教皇出售赦罪券的正当反抗。后者的名誉再度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奸情和其子的谋杀罪玷污。最近教士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护卫，使他震惊。然而，他主张新教在法国应该受到容忍，被驱逐的胡格诺教派应该容许回来：
他们只要求自然法的保护、他们婚姻的合法、他们儿女的安全、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及他们的人身保护权。他们并不要求公共教堂或担任市政官员与高级教职的权利。
不顾这一限制，伏尔泰继续阐释容忍：
那么我是否即主张每个公民应能自由地服从他的理性，信仰他的开明或虚幻理性指点的东西呢？当然，如果他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话……如果你坚持说，不信仰流行的宗教是一个罪恶，那么你确实在控告第一批基督徒，你的祖先们，而你同时认可了那些因迫害你的祖父而受你谴责的举动……人民的错误以罪行的形式出现时，政府才有权惩罚。如果他们不危害社会，他们就没有罪。他们引起宗教狂热时，他们就扰乱了社会，因此为了要容忍，人必须避免宗教狂热。
伏尔泰以一篇对神的祈祷词作为结束：
你并不曾给我们相互憎恨的心及相互残杀的手。请让我们在这个痛苦短暂的生命中相互扶持！让覆盖我们脆弱肉体的服饰、我们表现思想的方式、我们荒谬及残缺的法律的微细差异——一言以蔽之，让可在这个称作“人”的身上发现的轻微差异，不致成为互相迫害、互相憎恨的信号！……让人们都记得，他们皆是兄弟！
这篇祷告对路易十六1787年所颁的《容忍法令》有何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政府官员是否看过这篇请求，或是否会为之感动。无论如何，在审判卡拉斯家人及其辩护者的几番拖延后，政府终于在1765年3月9日宣布让·卡拉斯的判决无效，而且宣告他无罪。而卡斯拉家族也从政府获得3万利维尔以补偿财产的损失。这项判决传到费内时，伏尔泰竟高兴得流泪。
1764年3月19日，法国中南部马扎梅市的法院就席翁及其妻为阻止其女伊丽莎白皈依天主教而将她谋杀一案，判决他们死刑。同时，命令他们另外两个女儿必须到场观看父母的行刑。仪式显然必须用罪犯的雕像，因为这个家族老早就逃到日内瓦（1762年4月），同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伏尔泰。
席翁是一位新教徒，住在图卢兹以东约40英里的卡斯特。1760年3月6日，他最小的女儿伊丽莎白失踪了。家人无法找到她，后来卡斯特的主教召见他们说，在她的女儿告诉他愿意做天主教徒后，他就将她送进了修道院。路易十四曾规定天主教会有权将7岁以上的孩子送入修道院，无论他的父母赞同与否，只要孩子自愿做修士或修女。在修道院中，伊丽莎白精神开始错乱，整天对天使说话，经常撕裂自己的衣服，要求别人鞭打她。修女没法控制她，便通知了主教，主教只好将她送还给她父母。
1761年7月，这个家族迁到50英里外的圣阿比。12月的一天，伊丽莎白离开她的房间后，就没有回来。1月3日，有人在一口井里发现她的尸体。圣阿比的居民并不认为席翁谋杀他的女儿。法院传讯了45个证人。他们异口同声说，这女孩不是自杀就是失足。地方检察官特兰基耶将此案记录送到图卢兹的总检官处，后者却命令他假定席翁有罪进行审判。这似乎不合情理，因为女儿失踪那天，席翁并不在镇上，其妻则年老虚弱，一个女儿已怀孕。这些人会将一个女孩丢进井里，而又不让她叫喊，实在不可思议。但1月20日特兰基耶下令逮捕席翁。
席翁知道两个月前，图卢兹的地方法院曾以同样的罪名、同样可疑的证据而将让·卡拉斯判处死刑。如果他就范，这个案件还是会送到图卢兹。他对这些法院实在没有信心，于是带着妻子儿女在隆冬越过法国和塞文逃到日内瓦，希望卡拉斯的护卫者会帮助他。
当时伏尔泰正专心致力于卡拉斯事件。他认为一次用两件案子扰乱法国人的心诚为不智。他暂时以经济支持这个财产被没收的家庭。但图卢兹当局故意拖延出示卡拉斯案的文件时，伏尔泰以席翁案件展开了另一攻击。这次他仍呼吁帮忙和资助。捐献又从各处而来：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波兰国王。马扎梅法院拒绝伏尔泰要求把审判记录寄给他。1771年，图卢兹议会终于推翻低级法院的判决，宣告席翁无罪，而将财产退还给他。“要将此人判死刑，只要两小时就够了，”伏尔泰说，“要证明他的清白，却需要9年的光阴。”
由于这些活动，伏尔泰卷入了北西海岸亚布维镇的一个惊人事件。1765年8月8日晚上，勒福桥上的一尊木制耶稣受难像被破坏，圣叶卡捷琳娜公墓的一具十字架被人用粪便污染。这些亵渎行为被发现时，镇上的教士和人们都大为震惊。亚眠的主教马上赶到亚布维，而且赤足领导几乎全镇的人参加的游行队伍乞求上帝的饶恕。一篇告诫文在所有的教堂中被宣读，警告将对知道这件事而不通风报信者处以严刑。于是，77位证人向杜瓦尔法官作证。有的说他们曾看见3个年轻人在经过十字架时，既不屈膝又不脱帽。另外一些人说他们看到一群青年包括杜瓦尔的儿子，做一些粗俗游戏的宗教仪式，而且唱着下流的歌曲。8月26日，法院发出拘捕令，逮捕加亚尔、拉巴尔及一个我们只知道叫莫斯内的17岁青年。加亚尔逃到普鲁士，莫斯内和拉巴尔则遭逮捕。莫斯内因认罪而被减刑。他同时控诉拉巴尔曾经在圣徒像上吐口水，曾经唱过一篇叫《抹大拉的玛丽亚》的淫秽祈祷文，又曾经借给他伏尔泰著的《哲学字典》和《致于哈尼书》。他又说，他看到加亚尔敲击桥上的受难像和玷污公墓的十字架。
拉巴尔是一个破产的将军的孙子。他承认自己是异端。一个证人作证说，每次别人问拉巴尔为什么经过耶稣受难像时不摘下帽子，他回答“那只是一块蜡”，并说，他不能了解为什么人们会崇拜一个面团做的神。拉巴尔承认他说过这类的话，也曾经见过别的年轻人表现出这种情绪，认为这样无伤大雅。他的藏书也被检查，其中有伏尔泰的《哲学字典》、爱尔维修的《论智力》及其他批评宗教的书。开始，他否认他知道任何关于加亚尔的亵渎行为。但他知道莫斯内已经招供时，他也承认了。最后的判决控诉拉巴尔“对神、圣餐、圣母及教会极度的不敬，而且曾唱两首充满对神的可恶及恶劣亵渎的歌……崇拜不名誉的书籍，玷辱了十字架，侮辱了教堂及基督徒通用的仪式”。
1766年2月28日，亚布维法院宣读了判决书。拉巴尔，以及如果被捕获的加亚尔，应该接受苦刑以供出同谋者，并在大教堂前面当众忏悔，然后连根割掉舌头，砍下脑袋，遗体则烧成灰烬。伏尔泰的《哲学字典》则应投入同一把火中烧掉。判决上诉到巴黎议会。有些人主张减刑。帕斯奎尔议员则主张，一个可怕的惩罚对端正危害道德和社会安定的反宗教风气是必要的。他又说，真正的罪人是伏尔泰，但因为这个祸首在议会能力所及之外，他的门徒就得代他受罪。议会以15票对2票通过这项判决。1766年7月1日，行刑如判决进行，只是没割犯人的舌头。拉巴尔宁死不说出同伴的名字。刽子手在群众的鼓掌声中，干净利落地砍下他的头颅。
伏尔泰为刑罚的严厉震惊。这种野蛮暴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恶劣的也不过如此。阿讷西的主教又命令法院把《南特诏书废止令》中所载的刑罚寄给伏尔泰。“那个流氓主教，”伏尔泰写信给达朗贝尔说，“仍发誓要在这个世界或另外一个世界将我烧死……为了避免被烧死，我正躺在圣水之中。”担心会被召唤至第戎议会，他借机在瑞士的罗勒尝试治疗的药水，然后回到费内，重新开始席翁运动。
现在，他向达朗贝尔和狄德罗及其他哲学家建议，离开法国，搬到克勒维，求腓特烈大帝保护。他们和腓特烈都不热衷这个计划。腓特烈认为拉巴尔的处罚确实过于严厉，如果是他，他会叫拉巴尔念一念阿奎那的《神学总论》。这也许是比死更糟的命运。腓特烈也给伏尔泰一些忠告：
亚布维发生的事是一个悲剧。但被处罚的人不是也有过失吗？我们应该直接攻击一个时代深植于人心的偏见吗？而如果我们要享有思想自由，我们就必须侮辱既有的信仰吗？不兴风作浪的人很少会遭到迫害。记住丰特内尔的话：“如果我的手中充满了真理，在打开它之前，我应三思而行。”
至于哲学家们要搬到克勒维，他愿提供保护，但必须保证他们不兴风作浪并尊重人民的信仰。他又说：
一般人并不值得启蒙……如果哲学家们组成一个政府，150年后，人民就会设计出一种新迷信，而且对小偶像或对伟人的坟墓祈祷，或崇拜太阳及其他一些荒谬的事。迷信是人类心灵的弱点，它们几乎不可分离。它一直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
伏尔泰坚持继续他的运动。他出版《拉巴尔之死的故事》，同时写信给他的贵族朋友，要求他们向路易十五求情，多少让这个死去的青年得以申冤。这些努力失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路易十六（1775年），题为《清白血液的呐喊》。拉巴尔一案的判决始终未能推翻。但他看到杜尔哥终于修订了这些可因轻罪而将人判死刑的刑法，他也就满足了。以一种在他那种年纪少见的精力，伏尔泰至死领导这支反对教会及政府行事过分的“十字军”。1764年，他使克劳德·肖蒙重获自由，后者因参加新教徒集会而被判到船上服劳役。拉利将军因在印度被英军打败，被控叛国和懦弱而被砍头（1766年），伏尔泰应拉利儿子的请求，写了一本300页厚的书《印度的历史片断》证明拉利无罪，而且怂恿杜巴利夫人向路易十五求情。1778年，罪名终于取消，刚好在伏尔泰死前不久。
这些活动终于令这个80多岁的斗士精疲力竭，但使他成了自由法兰西的英雄。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一评论：“（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固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是我较喜欢他替卡拉斯的辩护。”一个日内瓦的新教徒牧师对伏尔泰说：“你看来似在攻击基督教，但是你做的工作是基督徒应做的。”腓特烈也在一切顾虑后参加了对这个使自己成为欧洲良心的人的赞美：“一个哲学家使他的声音远播各处，使人类——他是代言人——逼使法官修正一个不公正的审判！这多么辉煌！不要谈及伏尔泰先生另外的成就，仅只这点就足以使他成为人类的造福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