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能否和道德相容？凡人的强烈自利冲动能否为没有宗教支持和宗教信仰的道德规则控制？霍尔巴赫在《自然体系》中，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于1776年以3卷的著作《世界道德》（Morale Universelle）重新予以讨论。首先，他怀疑宗教对道德是否有所裨益：
尽管地狱被形容得这么恐怖，放纵的罪犯仍充满我们的城市。……被定罪的盗贼和凶手是否都是无神论者、怀疑论者呢？这些邪恶之徒都信仰神……最具有宗教热忱的父亲在规劝孩子时是否提到神呢？……放荡败坏身体，赌博葬送财产并受社会的歧视——这些才是上帝的动机。
即使宗教对道德有所裨益，这些好处能否弥补宗教带来的罪恶？——
如果一个人被这个观念（地狱）约束，就有数千人对它无动于衷。它更令成千上万的人无理性，成为野蛮的迫害者，沦为邪恶者……盲从者。它扰乱成千上万人的心灵，却令他们将职责推卸给社会。
他同时考虑到宗教伪善对怀疑论者的压力：
那些企图以神学的观念禁锢哲学天才的人，让他们读读莱布尼茨、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拉尔夫·卡德沃斯等人的形而上学，然后再冷静地沉思那些才气不足、狂热有余的所谓“偶发因”的“预设的和谐”体系。
不仅如此，由于基督教教人将思想集中于个人在另外一个世界中的得救，它斫丧了人在这个世界的生机，令人漠视同胞的苦难和压力及集体和政府的不义。
霍尔巴赫反对伏尔泰主张的人天生具有善恶感的观念。良心不是上帝，而是国家的声音；它是个人成长过程中无数的告诫、命令和责备的累积物。“我们可以将良心定义为：我们的行动在别人身上及自身产生的效果的知识。”这种良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指引，因为它可由错误的教育、错误的经验、错误的推理或腐败的舆论造成。没有一个罪恶不可以借规诫或邪恶的模范改装成美德，所以无论宗教如何禁止通奸，它已被认为一项骄傲的成就；谄媚在宫廷是必要的，奸杀与掠夺则是兵士出生入死的合法报酬。“我们看到剥削同胞致富的大贾，并不受良心的谴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狂热者，他们的良心被错误观念遮蔽而鼓舞他们毫不留情地消灭异己者”。因此，我们所能希望的是一种为更佳教育、经常瞻顾我们行为对别人或自己造成的影响及更健康的舆论造成的良心。
霍尔巴赫和基督教同样认为人天性倾向罪恶——对群体有害，但他认为这种罪恶的天性源自“我们祖先之罪”的说法是荒谬的。他接受自私心为人类行为的基础，而和爱尔维修一样企图将道德规范建立在有利于个人的社会行为之上。“道德将是枉然的，如果它不能向人类证明：服从道德对他是有利益的。”教育能教导人们认识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也能使人们为获得社会的赞扬、报酬与荣誉感，而做出利他的行为。所以，霍尔巴赫将其伦理学称为“自然的法令”：
为你自己及你的同类们生活吧！他们不危害你及你快乐所赖的其他人时，我（自然）准许你有快乐……要公正，公正延续了人类的种族。要善良，你的善良将吸引每个心灵。要宽大，你生存于和你同样柔弱的人群中。要谦逊，你的骄傲将伤害你周围人群的自尊。宽恕罪恶，善待伤害你的人……以赢取他的友谊。要节制、克制、忠贞，因为淫荡和放纵将使你毁灭，使你卑鄙。
如果政府能更关切人民的健康、治安和教育，罪恶就会减少。人患得患失，他就不会铤而走险。如果教育训练人们习于理性，而不以不久即会丧失其力量的非理性的信仰恐吓他，人们在行动之前就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因而变得更有德行。终极而言，知识是最高的美德，而这种美德是通往幸福的最佳途径。
在《自然体系》、《社会体系》（1772年）和《自然政治》（1772年）诸，这位永不疲倦的百万富翁，探讨了社会和政府问题。在这些著作中，攻击的矛头从教会转向政府。霍尔巴赫和洛克、马克思同样认为劳力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但是，与洛克一样，他以为个人有权拥有私人财产，因为它是个人劳动力的产品。虽然身为贵族，他宁可推翻贵族政治：
一群人，仅靠出身就能拥有财富和尊严，必然令其他阶级的公民沮丧、不平。仅有优良祖先的人，无权获得这些报偿……遗传的贵族制度，应该被看成有毒的恶习，它仅有利于那些懒散之徒……一个阶层的无能，害了所有。……储存在中世纪城堡中的古老所有特权状和文件，有无权力将高贵的政府和教会及法院与军中的职位，授给其子孙，而毫不顾及这些子孙是否具备这些职务必需的才能？
至于教士，让他们自谋生计。教会和国家应该严格地分开。宗教团体应该被看作自愿性的结社，它们应享有自由，却不应有国家的支持，而任何聪明的政府都会防范任何一个宗教的不容忍与迫害。
虽然他是一个靠地租度日的人，霍尔巴赫激烈地批评这种懒惰的中产阶级，对商人又报以贵族式的轻视。“没有比搜寻猎物的商人更危险的了。”商业的贪婪渐渐地代替王室的野心，成为战争之因：
为了几堆沙石，国家就会割断对方的喉咙。整个国家成为奸诈商人的玩物，他希求财富以饱私囊。人口逐渐减少，税捐逐渐增加，人民逐渐穷困，以满足少数人的贪婪。
他抨击刚获得印度和加拿大的英国：
有一个民族，他们的贪婪已构成了一个剥削世界商业、称霸海洋的庞大计划——一个邪恶和疯狂的计划，它的施行必然为这个受到这种疯狂引导的民族带来灾祸……总有一天，印度人会自欧洲学到战争的技术，而将英国人赶入海里。
霍尔巴赫倾向于放任主义：
政府除了放任商人外，不应该做任何事。没有一条规则比他的利益更能指引其企业……国家除了保护商业，别无所事。允许其属民有最大自由的商业国家，无疑将立即超越其他国家。
他同时劝告政府防止危险的财富集中。他乐于引用圣哲罗姆的讽语：“富人不是恶汉，就是恶汉的子孙。”——
大部分国家中，3/4的人民一无所有……少数人吸收了国家所有的财产和资源，他们就成为国家的主人……所有的政府似乎都忽略了这个真理……当公意或法律，无法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保持平衡，某些人就可以凭借武力、诈欺、引诱而剥削别人的果实。
按照霍尔巴赫的看法，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和聪明的少数人联合以剥削多数人。他似乎想到路易十四：
我们只看到不义的君主，因奢侈而虚弱，因谄媚而腐败，因淫佚而堕落，淫猥、邪恶、无能、缺德……对他们统治的政府无所作为。他们对人民的福祉鲜少关心，无视于自己的职责。被欲望激起……以喂饱无餍的野心，他们发动无用、残杀生灵的战争，对国家利益最主要的事，他们却无动于衷。
想到法国政府，霍尔巴赫不得不攻击其私人包税制度：
这个暴君讨好一群满足其贪婪的人，而其代价是让他们毫无顾忌地剥削其他人……他盲目的眼睛无法看到：他子民必须缴纳双倍的税金，而流入勒索者口袋中的金钱，即是他自己的损失。同时，资助附属收税官的军队不仅全无效用，反而对他宣战……这些土匪，愈变愈富，以致引起贵族的嫉妒和同胞的仇视……财富成为唯一的动机……对金银的渴望充斥了每个人的心。
有时，这位生活舒适的贵族，谈话口气就像一个愤怒的不得志青年：“各国是否愿意不去理会一群腐败吸血者的虚荣奢侈和贪婪呢？”他以这种语调响应了一度是他朋友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人是邪恶的，并非他生来即如此，而是被造成如此。达官显要毫无顾忌地压榨贫困者与不幸者。这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无时不在设法报复他们接受的罪恶，他们公开或秘密地攻击对待他们有如后母的政府，她把每样东西给予某些孩子，却剥夺其他孩子的每样东西……
人几乎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奴隶。他是低贱的、自私的、毫无荣誉的。简而言之，他既身为国家的一员，他就有国家的一切缺点。他到处受欺骗，到处被鼓励无知，到处被禁止使用理性。当然，他必须经常保持愚笨、无理性和邪恶。到处他都看到罪恶正被尊崇，他因此下结论：罪恶是好的，美德只是无谓的自我牺牲……如果政府有教化而能考虑到人民的教育与福利，如果法律公平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寻求违反人类感情与需要的来世。
如何制止这种剥削呢？第一步是推翻独裁的君主制。“绝对的权力必定在心灵中腐败，不管谁拥有它……君主的权力应该经常置于人民代表的控制下。而这些代表，应该经常对他们选民的意志负责。”这是对召开重大的1789年国民会议的一次呼吁。既然每个政府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社会能随时撤回这些权力，如果政府不再代表公共意志”。这是卢梭和大革命的宣言。
但是，革命为了重建另一个形式的世界，有时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毁灭过去：
并非借着危险的内乱，并非借着斗争、杀君和无谓的罪恶，国家之疾就可治愈。这些凶暴的罪恶，有时比它们所欲治疗的更为残酷……理智并不渴望暴动与流血，它提供的改革也许是缓慢的，但是更妥善的计划。
人类是不完美的，因此不能造出完美的国家。乌托邦是精神错乱与非理性的人类的妄想……政治的完美化，只能由几个世纪的经验而来，进步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长远的历程。许多年代的教育和试验，是社会疾病的发现和治疗必需的。民主是一个理想，但只在小国寡民和教育普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在路易十六的法国，实行民主是不智的。也许这个如此善良的新国王，会以极大的才能改革国家。所以，霍尔巴赫终究拥护君主立宪，将他的著作呈献给路易十六，认为他是“一个公正、人道、仁慈的国王……人民的父亲、穷人的保护者”。这位年老的“哲学家”就在这个不可能的希望中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