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哲学家中，最受爱戴的是1723年生于施派尔主教辖地埃德森姆的一位德国人。他以保罗·霍尔巴赫的名字受洗，并被教导成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祖父因从荷兰移植吐根树到凡尔赛而赚了一笔钱。保罗在莱顿学习科学和英文。他在《艾克斯—拉—沙贝条约》（1748年）后定居巴黎，成为法国公民，并入赘一个富豪家族，然后以11万利维尔和年息5%投资“国王秘书公司”而成为贵族。圈里人称他“男爵”，因为他在威斯特伐里亚拥有一块每年可收入6万利维尔的采邑。他每年总收入共计20万利维尔——“一笔从未有人运用得更高贵、更有贡献于科学与学术的财富。”莫雷莱这样说道。他扮演麦锡尼而资助马里沃及其他作家，而且收集了无数图书、绘画和自然历史标本。
他的家变成欧洲的“咖啡沙龙”。他在巴黎和乡村别墅格朗瓦勒的餐桌和客厅使他成为“哲学旅社的主人”——套用贺拉斯·沃波尔的话。每个周四和周日霍尔巴赫夫人都须准备12人的饮食。客人虽不全都一样，但大都是反基督教战争的领袖：狄德罗、爱尔维修、达朗贝尔、雷纳尔、布朗热、莫雷莱、圣朗贝蒂、马蒙泰尔，有时布丰、杜尔哥和奎奈也会前来。卢梭也曾来过，但旋即被周遭的无神论吓得发抖。狄德罗正在大放厥词，加里亚尼主教也正以机智作践哲学理论。“男爵”把这种集会称作犹太教徒集会，它从两点开始，谈论、聚餐，再谈论到晚上七八点。在那个时代，讨论是不成文的文学，而不是琐碎、散漫的聊天。在那里，讨论毫无禁忌。“在那里你可以听到关于宗教、哲学、政治最自由、最热烈、最有益的讨论。那里没有轻浮的笑话……最重要的，在那里狄罗德启发了我们的心智，并温暖了我们的灵魂。”莫雷莱这样说。狄德罗也曾告诉索菲小姐说，他们“讨论艺术、诗、爱的哲学……不朽的情操、人类、神祇、国王、空间与时间、生命与死亡”。马蒙泰尔说：“有时我以为我遇见了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的门徒。”或者——
遇到好天气，我们会将餐桌聚会改为哲学漫游……沿着塞纳河畔。这时鱼类常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轮流去那些以此闻名的餐厅吃饭，大多去圣克劳餐厅。接着大伙儿很早就去乘船，呼吸河上的空气。然后我们在暮色苍茫中通过布隆园回家。
霍尔巴赫的客厅声名远播。访问巴黎的外国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份请帖。休谟、斯特恩、加里克、沃波尔、富兰克林、普利斯特里、亚当·斯密、贝凯拉都曾先后拜访。那里无神论者的人数令他们有点迷惑不解。我们曾多少次听见狄德罗告诉罗米利说，休谟怀疑是否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时，“男爵”马上向他保证：“你正和17个无神论者一齐吃饭。”吉本曾报告说，巴黎的哲学家“嘲笑休谟谨慎的怀疑论，他们以独断主义者的武断宣扬无神论的教条，并讪笑、轻视、辱骂所有的信仰者”。普利斯特里也曾说过：“我在巴黎遇到的所有哲学家都是不信教的人，甚至可以说是职业化的无神论者。”莫雷莱却说：“我们其中有许多是信神的，我们也不以此为耻。我们与无神论者做激烈的辩论，虽然我们喜欢他们是如此的良伴。”沃波尔觉得霍尔巴赫的“哲学家鸽舍”冒犯了他的英国风味。他厌恶地发现雷纳尔比他更了解英国的商业和殖民地时，他只得装聋作哑。休谟的评论也许过于宽容：“这里（巴黎）的文人异常和气。他们生活在完全或几乎和谐的世界里，他们的道德也无可指责。你将会满意地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自然神论者。”事实上却十分混乱。
但大家都同意，“男爵”和夫人是完美的主人和可爱的人。霍尔巴赫夫人，据格里姆说，只为她丈夫活着。每次她一招待完他的客人，就拿着编织用具退隐到角落，从不参加他们的讨论。她死于1754年，那正是她生命的花样年华。霍尔巴赫曾一度沉浸在“极端的绝望中”。两年后，他娶了她的妹妹，一个同样忠顺的人。他为人如此和气，辩论如此谦虚，行善时如此隐蔽，以致没有人怀疑他会写出像《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这样一本对无神论提供强有力护卫的书。“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单纯的人。”若弗兰夫人说道。连几乎讨厌所有“哲学家”的卢梭也如此倾心于霍尔巴赫的人格，甚至用他作为《新爱洛漪丝》一善良的不可知论者沃尔曼的模型。经常对每一个人——卢梭除外——做冷静分析的格里姆写道：
霍尔巴赫男爵信仰理性的帝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他的情欲（我们经常以自己来判断别人）永远屈服于美德与正确的原则之前。对于他而言，怨恨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却无法毫不费力地隐藏他对教士们的坦白恐惧……一谈到这些人，他良善的天性就遗弃他了。
霍尔巴赫热烈地支持《百科全书》，献出金钱和文章，并在达朗贝尔和伏尔泰遗弃这件工作后，继续给予狄德罗鼓励和勇气。他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讨论自然科学，因为霍尔巴赫也许是所有哲学家中对科学最内行的一位。“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有学问的人，”格里姆于1789年写道，“而我也没见过比他更不在乎在世人眼中被认为是饱学之士的人。”在奈容的协助下，他由德文翻译了不少科学论文。由于这项工作，他被任命为柏林和圣彼得堡学会的会员。他从不申请进入法国科学院。
科学的诱惑及对其迅速改善人类生活的期望，使霍尔巴赫对控制教育和阻碍科学进展的教会怀着无比的敌意。他从不放过任何攻击教士的机会。他曾为《百科全书》写《教士》和《神权政治》两篇文章。从1766年起，他和奈容组织一个反基督教文学的“工厂”。《圣人列传》、《论教士的诈欺》、《教士的真面目》（Prêtres démasqués）、《论宗教的残忍》、《地狱的毁灭》相继迅速出版。他是传播兴奋消息的新使徒——地狱已被毁灭。
1761年，这座某些人所称的“无神论工厂”出版一本题为《基督教的真面目》的书。此书大部分由霍尔巴赫执笔，在首页却归给“已故的布朗热先生”。一个小男孩曾因贩卖此书被罚烙刑，并被送到船上充当5年的役夫。它是对教会与国家联合阵线的正面攻击。他早在卡尔·马克思之前把宗教形容为“人民的鸦片”——
宗教是以狂热（此词在18世纪特指宗教狂热）麻醉人民的艺术，为的是阻止其反抗政府加诸其上的罪恶……统治的伎俩已变成只不过是从迷信造成的心智与灵魂的错误与卑微中掏取利益的伎俩……借着隐形权力的恐吓，他们（教会与国家）强迫人民默默忍受由这种有形权力所加的苦难。他们被灌输一种希望：如果在这个世界活得不愉快，那么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将会幸福。
霍尔巴赫认为教会与国家的结合是法国最根本的罪恶。“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攻击宗教。因为在我看来，它有损于国家的福祉、人类的心灵，而且与健全的道德原则冲突。”——
基督徒接受的是奇迹及一些不可思议而与理性完全抵触的教条，而绝非道德。从他学习的第一天开始，教会就教他不要信任自己的感官，而且要压制理性，盲目服从老师的权威……那些企图反抗的人常常发现自己已不能纠正这些混杂在母奶里的错误观念。
霍尔巴赫坚持认为把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这些信仰会改变。而它们一旦崩溃，必定也会危及附属其上的道德规则：
任何发现宗教所依的证据的虚假与弱点的人……将会以为建立于宗教的道德和宗教一样的荒诞……这就是“非教徒”（infidel）和“放纵者”（libertine）变成同义词的原因。如果人们接受的是自然道德，而不是神学道德，就没有这个缺点。我们不应只因为上帝禁止放纵和罪行，才来照样予以禁止。我们应该说，所有的放纵对人类都有害。它使人在社会中成为卑鄙的小人。它是理性禁止的……而且要求人类为永恒的幸福而努力的自然，也禁止这样。
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一个负财务重任的人会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写这么多书。1767年，他写了一本叫《袖珍神学》（Théologie Portative）的书，对基督教义开了大大的玩笑，并将所有的神学归纳为教士的权力欲。1768年，他出版《神圣的传染病，或迷信的自然史》，佯称是译自英国人让·特伦查德的作品。同年出版《致尤金妮亚书》，则假托索镇的一位享乐派哲学家。1769年，他出版《偏见论文集》，宣称宗教罪恶的唯一解救之道是教育与哲学的传播。而1770年，这位忙碌的男爵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一本反基督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