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群次要的哲学家在18世纪70年代曾参与对基督教的攻击。他们工作的狂热并不逊于早期传播福音的基督徒和驱逐摩尔人的西班牙基督徒。他们写了无数小册子和论文。而他们的灵感枯竭时，他们翻译所有他们能找到的反宗教文字，从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到霍布斯。他们重新编列圣人和殉道者名册，将叛教者朱利安封为圣徒，将蓬波纳齐、布鲁诺、坎帕内拉、瓦尼尼、贝尔等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奉为偶像。他们谴责犹太人不仅在贷款上索取利息，而且产生了基督教。他们将耶和华描绘成残忍的怪物、战争之神及集体大屠杀的始祖。他们嘲笑原罪观念，嘲笑化作儿子入世被鞭笞、钉死，以平息上帝之怒的这位圣父自己。十字军是掠夺土地、垄断商业的远征队。他们蔑视中世纪是黑暗时代，哥特式教堂则是野蛮与丑陋的建筑。达朗贝尔在周遭注意到“一种观念的提升”，一种“心灵的发酵和沸腾，正以某种强暴力量扫除途中的一切障碍”。
奈容是其中一个。圣伯夫说他是“一个狂热的无神论小吏”。他跟随霍尔巴赫，在其手下做翻译和编辑的工作。10年中，他们一起出版了30本大大小小、原创或承袭的攻击基督教的书刊。狄德罗说：“这就像一阵炸弹落在上帝的房子上。”霍尔巴赫另一个朋友布朗热以此为终生工作，死后（1759年）遗下一份题为《古代真面目》的手稿。霍尔巴赫将这份手稿保存到1765年，直到对这些哲学家友善的首相舒瓦瑟尔登台才加以付梓，并附录了一篇狄德罗的火热导言。宗教，布朗热写道，起源自原始人类对水灾和其他超自然灾难的恐惧。它由教士和君主组织而成，其阴谋是使专制合法，以回报专制政体强迫正教信仰。除非人类能借理性之光而向这些君主或教士挑战，否则他们将终生生活在这种可怖的阴谋之下。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莫雷莱，一个耶稣会的产物与反叛宗教的僧侣。他生于1727年，长寿得让内克尔夫人称其为一只有着耿直、廉洁及其他1000个好处的熊。他有足够的宗教情操去猜想上帝的存在。有时他还会对朋友坦白承认，而且要求他们不要泄露他的轻信。在狄德罗的指导下，他为《百科全书》写了几篇文章。在霍尔巴赫的餐桌上，他表现出无比的尖酸和机智，使伏尔泰称他为“咬人的牧师先生”。马蒙泰尔说他有“深邃的思想……与其声音同样正直的心灵”。1762年，他出版《裁判官手记》，其中几篇选自尼古拉斯·埃梅里科的《裁判官指引》。后者曾于1356年至1399年间热心地担任宗教裁判长。法国人几乎已忘了西班牙的宗教裁判。莫雷莱引用其全盛时代的审判程序和刑罚以更新法国人的记忆。马勒泽布代表政府允许莫雷莱出版该书。因为，他说，法国的刑罚和这些宗教裁判法并无实际的分别。莫雷莱几乎不敢相信。但在出版那年，让·卡拉斯被图卢兹议会处以车磔刑。
还有一位叫雷纳尔的教士。一向冷静的格里姆在1772年的《文学通讯》上写道：“自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来，我们的学术界就不曾产生比雷纳尔的《欧洲殖民地的哲学和政治史及西印度群岛的商业》更值得流传后世、更能显出我们文明进步的纪念碑。”也许是格里姆对作者有特别的好感，因为雷纳尔于1753年开创《文学通讯》，而于1755年传给了格里姆，这对他的家用不无小补。格里姆的朋友狄德罗又曾帮忙准备这本不朽而尚未出版的书。这于1772年出版，立即广为流行，证实了格里姆的判断无误。1789年以前它卖出了40版，这个数字并没加上盗印版和翻译版。富兰克林、吉本和罗伯逊争相赞美。图桑在其中得到他奴隶解放运动的启示。一个博学的批评家认为它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具有更大的影响。
雷纳尔到巴黎时是一个穷教士，传说他能免于饿死是由于皮埃尔·普莱沃教士替临死者祈祷，每名收费20苏，他付给拉伯特15苏让其代替他做这件事。后者又把这桩生意转手给雷纳尔，但只付给他8苏。雷纳尔喜欢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家里做客，他被证明是一个愉快的伴侣。除了霍尔巴赫外，雷纳尔在收集资料，甚至部分写作中，也获得其他作家的帮忙。喜欢和人争论的卢梭发现雷纳尔是不可争论的，他在《忏悔录》中感谢他坚定的友谊和财力支持。
雷纳尔一定曾赚了不少钱，有人传说他为了让他的书得以出版而曾贿赂检察官。他曾为他的书辛辛苦苦地准备了20年。他在详述并谴责欧洲人对东方人和西印度群岛土著的贪婪、诈欺与暴行。同时警告殖民者，当心被殖民者在强大起来后可能施加的报复。它是法国对殖民地剥削者的第一声控诉。它也是第一本强调商业在近代历史中决定性的书籍。它也对印度土著的理想化与中国文明为欧洲自由分子接受做了不少贡献。充满此书的是几个启蒙时代的主题：对迷信与教士的敌视、对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思想和生活的愤怒。雷纳尔激动地认为天主教是教士与君主借着神话、奇迹、宣传、压制、杀戮互相支持的欺诈。他要求欧洲的君主自己解除宗教武装，允许言论和出版自由，预备民主政治。他同样没放过新教徒，因为他们也犯过宗教迫害的罪行。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狂热被他形容为塞勒姆的巫术迫害。
尽管曾经准备一段甚长的时间，这由于缺陷而终被遗忘。引证事实的疏忽、将传说误为历史、对日期的忽视、对权威的漠视、材料的混乱及感情的奔放，都使它不能成为一部历史著作。但这不是冷静公平的时候；一就是一件武器，不可能因为陈述反对面而变钝；文学就是战争。法国政府这样假定着，于是巴黎议会下令焚烧该书，同时驱逐雷纳尔出境。他于是逃到荷兰。但1784年在波旁王朝最温和的国王统治下，他认为返国是安全的。
他是少数亲眼目睹法国大革命，而且安然度过的哲学家之一。他被革命的暴力及各种老式的迫害震惊。1791年5月31日，78岁那年，他给制宪会议一封信，警告它当心超出限度。“我一直敢于告诉国王他们的职责何在，”他写道，“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人民他们的错误何在。”他指出暴民政治可以和君主专制一样残忍和不义。他护卫教士传教的权利，只要教会的反对者被允许有表明心迹的自由。他抗议将国教定为法律和暴民加诸教士的暴行。罗伯斯庇尔说服了大会让这位老头子躲过了断头台，但他的财产被政府没收，他终于在革命的胜利与恐怖中死于贫穷（17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