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在两和一个人中，发现几乎所有促成法国大革命及推动今日各国政府的思想。难怪18世纪7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将爱尔维修与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并列。他的第一流传之广，在当时几乎无与伦比。“没有一，”吕内特里说道，“比它更显赫或包含更多势将征服世界的思想。”布里索于1775年说：“爱尔维修的体系风靡一时。反对它的杜尔哥抱怨说，它被人‘昏狂地’赞美。”另一个人则说：“在每张梳妆台上都可以发现这。”所有的批评家都赞美其清晰的风格、扣人心弦的隽语，及由一个大财主赞成财富重新分配而表现的人道主义。
可是，哲学家们都批评他的体系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上。伏尔泰拥护遗传说，所有人在心智、性格的潜在优越上并非生而平等。他认为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造出来的。狄德罗同意伏尔泰的说法。在《对爱尔维修作品论人之批驳》一，他辩驳道，由于脑部天生的差异，不同人所接受的感觉都是不同的：
人非生而空白。是的，他生而无思想、无特定的感情。但从他出生那一刻起，他就被赋予感知、比较、选择和保留某些更有味的思想这一能力，及稍后导致真正感情的主要趋向。
狄德罗也由洛克出发，后来回到莱布尼茨，并向康德伸出手来。狄德罗认为环境和教育的效果，经常受到遗传的限制。“我们无法给予自然拒绝的东西，也许我们毁灭了她给予的东西……教育增进她的赐礼。”他痛恨将知性的快乐归源到感官快乐的说法，而且大肆攻击爱尔维修强调的：所有的利他行为都是无意识或隐藏的自利行为。
杜德芳夫人是在这点上赞同爱尔维修观点的少数几人之一。“这个人，”她说，“泄露了每个人的秘密。”亚当·斯密追随休谟之后，坚持利他主义建立在与自我主义同样属于天赋的同情心上面。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他的经济理论建立在自爱的普遍性上。沉浸于法国大革命中的罗兰夫人指斥爱尔维修的理论：“我觉得我自己为一种他不曾体验过的慷慨气度驱使……我曾将他的理论与历史上不朽的英雄人物对质。”
这些争论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遗传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似乎显然能够影响环境和教育的作用，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在相同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截然不同的个性、不同发展的人？但爱尔维修的理论也没有错。在遗传的限制内，环境、教育与立法还是可以对性格产生很大的作用，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这一事实？也许我们应该对爱尔维修承认，没有人会故意受苦。但我们也必须对他说明，某些社会本能——如母爱、合群与赞美的喜好——它们在全盘力量上不及个人主义的本能那样强烈，但也强烈得足以使人在有意识地衡量快乐、痛苦或结果之前，做出利他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但有些人将其自我伸延至家庭、社会、国家或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自我是最善的。
无论如何，曾有许多人为爱尔维修的思想感动。拉夏洛泰也许受他影响才开始呼吁由国家控制的教育制度取代乡村教士学校和耶稣会学院。美国公立学校的设立也是由自称为爱尔维修的门徒孔多塞提议的。贝凯拉则说爱尔维修的作品鼓励他的刑法及刑事政策改革运动。边沁宣布说：“我思想中很大的一部分来自《论智力》——包括在道德与立法中寻求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1792年的国民会议颁给爱尔维修的女儿“国家之女”这一荣衔。威廉·戈德温的《政治正义之探讨》（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一书以爱尔维修的思想为蓝图。戈德温的妻子玛丽划时代的巨著《女性的权利》（Rights of Woman，1792年），也受到爱尔维修所说的男女的不平等来自教育与机会不平等这一影响。
许多爱尔维修同时代的人，把他的普遍自爱理论与其性格的和善和生活的慈善做比较。马蒙泰尔写道：“不可能再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自由、慷慨而不夸张，真心诚意地施惠于人。”很少恭维别人的格里姆将爱尔维修描写成“一个真正的君子”，“公正、宽容、没有一切坏脾气、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好人”。爱尔维修在《论智力》一说的话最适合他自己：
如果我们要爱人类，我们不应对他们期望太高……每个人，只要他的情感不掩蔽其理智，将因为受教育而更宽容……如果最伟大的人常是最能宽容的……如果他在别人的罪恶里注入同情的成分，而且迟钝于发现这些罪恶，那是因为他心灵的提升不允许他不去注意别人可能有的美德，而只论及人类共同的过错。
他和妻子儿女在渥伦和巴黎过着虔诚而幸福恬静的生活。1764年，他到英国和德国旅行，拜访了休谟、吉本和腓特烈大帝。1770年，他资助让·皮加勒铸造伏尔泰的雕像。他于1771年逝世，霍尔巴赫及其他友人随侍在侧。他的遗孀因怀念他，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包括富兰克林在内。她在丈夫死后继续活了29年，安然度过大革命，于1800年去世，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