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一章已拖得过于冗长，那不但是因为我们业已认清，科学家及其科学均属于历史，并且因为观念的演进乃是我们根本兴趣所在，以及因为观念在18世纪扮演着仅次于人类本身天性的角色。科学在这一世纪的成就，或许不如前一世纪从伽利略、笛卡儿到牛顿、莱布尼茨的成就那样惊人，却更有力量地进入到欧洲历史的几乎每一层面。经由伏尔泰等上百位诠释家的努力，研究的结果因而得以散播在中、上阶级；化学、地质学与动物学这些新科学共同促使知识分子的心灵对于日渐扩张的知识，留下缓慢而深沉的印象。
说也奇怪，科学对技术的影响却最小、最晚。人类播种与收获、采矿与制造、建筑与运输的方式，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尝试与错误，终于建立而成，但传统与惰性不愿接受实验室的实验提出的改进办法。直到18世纪末，科学才加速工业革命的进展。即使如此，这一革命的起始阶段大部分仍归功于染料方面的化学研究；氯之用以漂白纺织品乃由贝托莱建立（1788年）；苏打与氯化铵的工业生产则由胡顿与吕布兰介绍而来。玻意耳与马里奥特对瓦斯及布莱克对热气的研究，共同促成了蒸汽机的发展——然而，其主要仍归因于当场的机械作用。随着这一世纪的前进，寻求生产的实际人物与寻求真理的科学家之间有了较为密切的和谐关系。巴黎科学院派遣调查家深入田野、工厂、矿场，而且刊行了20卷的《手工艺史》（1761—1781年）。蓬勃发展的工业也开始征召科学从事资料、实验的研究，以为报答。因此，库伦订下了横梁张力的可靠公式，蒸汽机的问题刺激科学从事力与热之关系这些新的研究。这些相关物在19世纪即将改变经济与物质的世界。
科学的主要影响自然落在哲学之上，因为寻求智慧的哲学必须建基在寻求知识的科学之上。科学的每一步似乎都在增扩世界的复杂与范围，新的远景也因而形成。人类心灵在发觉人类并非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令人迷惑的浩瀚时空的一原子与一片刻后，其应做的调整并不算小。科学的得意遮晦了哲学的谦虚；人们以科学为依归而怀抱新的乌托邦，而进步的观念也给现代的灵魂带来一种新的宗教。
科学对宗教——不如说对基督教——的影响，似乎是致命的。无疑，人们仍会继续塑造或赞同可能带给困扰、飞逝的生命以希望与慰藉、意义与尊严的这些观念。但创造、原罪与神圣救赎的基督史诗，在把地球贬抑为百万星辰中的一个斑点的远景中，又如何站得住脚？如此一个宇宙中之上帝竟然会注意到的，又是怎样的人类？《创世记》的诗歌如何能历经地质学的探究而幸存下来？已知的十几种或更多的宗教，其情形如何？——它们在教义或在道德典范与结果上，是否显然低于基督教？耶稣的奇迹，遑论归功于圣者与撒旦的那些奇迹，如何与宇宙法则的显然得势，相为调和？人类的灵魂或心灵看来似乎如此仰赖显然注定会腐蚀的神经与其他组织，其欲不朽，如何可能？又受到日渐在范围、成就与威望上成长扩大的科学挑战，必然会产生怎样的结局？又以该一宗教为基础的道德典范之上的文明，其必然结局又会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