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最伟大的自然学家诞生于勃艮第蒙巴尔（1707年），是第戎议会一位议员之子。第戎是当时法国文化的一个独立中心。第戎学院提倡的竞争开启了卢梭的革命思想与伏尔泰的启蒙运动。布丰在第戎城的耶稣学院就读，与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金斯顿过从甚密，毕业后，结伴前往意大利和英国旅行。1732年，他继承一笔相当大的财产，年收入约30万英镑。现在，他大可不顾他父亲让他读法律的想法，而一味沉迷在科学上。他在蒙巴尔距离自家花园200码的一座山丘上的称作“圣路易指针”的古塔里，建了一间书房。他从每早6点便把自己隔离在这里，从事写作。受到阿基米德如何使用一系列燃烧镜以烧毁远在叙拉古港口的敌舰这一故事的激发，他也做了8次实验，最后结合了154面镜子，使150英尺远的木板起火燃烧。有段时间他曾在自然史与天文学之间犹豫。1735年，他翻译了黑尔斯的《植物静力学》，终于把自己固定在植物学上。但1740年，他又翻译了牛顿的《流数》一书，而感到数学的诱惑力。欧几里得加入了他万神殿中阿基米德的行列。
1739年，他受任为皇家花园的总监，因而搬往巴黎。从那时起，他才把生物学当成主要事业。这所皇家植物园在他监督之下从世界各个角落增添了数以百计的新植物。布丰准许所有有兴趣的学生进入这座花园，同时使之成为一所植物学校。后来，将它交给好友后，他回到了蒙巴尔及其古塔，开始将观察所得写成该世纪最著名的科学书籍。
《自然史，普遍与特殊》的前3卷于1749年出版。巴黎当时正处在学习科学的气氛中，地质学与生物学以壮丽、简明的散文形式，又有引人的画面以供说明，布丰的这几卷书与仅一年前问世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几乎同样流行。在植物学上得到安东尼与伯纳德兄弟之助，动物学上复得多邦东、蒙贝里及其他人士之助，布丰遂得一卷一卷地加到自己著述之林。1767年一共加了12卷；1770—1783年，增加9卷有关鸟类的著作；1783—1788年，增加5卷矿物学著作；1774—1789年，增加7卷其他论题的著作。他去世（1788年）后，那些尚未出版的手稿由拉塞佩德加以编纂、印行，共为8卷。总而言之，这部《自然史》最后包括44卷书，而全书出版费时半个多世纪。布丰日复一日早起，徒步到古塔，然后一步一步地踏向目标。经历年轻时的几次纵情声色后，他似乎已与女人隔绝，直到1752年45岁时，娶了玛丽。玛丽1769年去世，其晚年为之黯然。
《自然史》着手描述天体、地球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已知的动植物世界。布丰想通过普遍连续与需要这些概念而把各种事实的一切荒乱简化为一种秩序与法则。我们已知悉他把诸行星视为与一颗彗星相撞而从太阳分离出来的碎体这一理论，及他视“自出各纪元”为地球演进的阶段。在植物界中，他排斥林奈以生殖器官作为分类的理论，认为太过武断、不充分、僵硬。他不情愿地接受林奈的命名法，其条件为那些名字须贴在皇家花园各个植物标签的背面。他自己的动物区分法也很荒谬，但他承认那只是暂时的。他依据它们对人类的用处而予区分，因此以马开端。后来，在多邦东的催促下，他采取以显著的特征为依据的分类法。批评家嘲笑他的分类法，同时质疑他的概括法则，但读者以他的生动描写及他观点的王者气息为乐。
他以研究人种受到气候、土壤、制度与信仰的影响呈现的差异而促进了人类学的建立。他认为这些力量已经改变了各种族的肤色和外貌，同时产生了不同的风俗、趣味与观念。他最大胆的假设之一：自然中没有固定不变的品种，某一品种融化为次一品种，如果科学已趋成熟，则可从假设为无生命的矿物一步一步地上升为人类本身。无机体与有机体之间，他认为只是一种程度的差异而已。
他注意到，动物的新品种由人为的选择构成，同样的结果也可借地理的迁徙与隔离而在自然中产生。他先于马尔萨斯观察出，动植物品种的无限繁殖会重复地使土壤的孕育力增加难以承当的负担，导致生存挣扎中许多个体与种族的灭亡。
较不完美、较为脆弱、较重、较不活动、较无武装的品种，业已或将消失……许多品种由于陆或海的巨变，由于自然的有利、不利，由于食物，由于不利或有利的气候之长期影响，已经变得完美抑或堕落……（并且）再也不是从前之模样。
他虽然承认人有灵魂，但也认为人体中有与高等动物同样的感官、神经、肌肉与骨骼。因此，他把“浪漫的爱情”还原为如动物的性吸引这一相同的生理基础。的确，他把情诗保留给他对鸟类求偶与父养母育的生动描写。“为什么，”他问，“爱情使其他一切生物快乐，却单单带给人类如此多的不快乐？这是因为这种情欲只有生理的部分是好的，其中道德的成分则一无价值。”“人类，”布丰下结论道，“完全是动物。”
倘若我们一旦承认有植物与动物之家族，则驴可能属于马这一家族，而此一个家族与另一个家族的差异，可能只因从一共同祖先堕落所致……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猿猴属于人类这一家族，前者只不过是一种堕落的人类而已，而且它与人类也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如果我们再度认为，在动植物中，甚至……曾有单一的品种在直接世系的过程中从别的品种产生……那时再没有加诸自然力量的进一步限制，我们也可正确地假设，如有足够的时间，自然能从一种原始的形式演化出其他一切有机的形态。
继而，突然记起《创世记》与巴黎索邦神学院之余，他补充道：“啊，不！启示录明明告诉我们，一切动物都同仰沾直接创造的恩典，每个品种的第一对都完整地创自造物主之手。”
然而，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董事团和巴黎大学里的神学院通知布丰（1751年6月15日），《自然史》的某些部分与宗教教导冲突，因而必须删除——尤其是他对地球年龄、诸行星得自太阳的看法，及真理只有来自科学的主张。这位作者含笑道歉道：
我声明我无意与《圣经》的文本冲突；我最坚决相信其中有关创造——指时间的次序与事实而言——的一切。我放弃我有关地球的形成的一切东西，及一般可能有悖于摩西叙述的全部东西。
身为贵族的布丰或许觉得，公开与人民的信仰争吵无益，同时觉得未经抚慰的巴黎索邦神学院可能会干涉他的伟大计划。但不论如何，他的著作倘若完成，将是对他道歉的明确解释。知识阶级看出他以退为进的微笑，而且注意到他后来的卷数仍继续异端之说。然而，布丰并不会加入伏尔泰与狄德罗的行列来攻击基督教。他排斥拉梅特里及其他唯物论者把生命与思想贬抑为机械运动中的物质这一主张。
法国的哲学家把他视为有力的同盟，欢迎他。他们知道，他的热诚与突变是指向有创造性而多产的无人格的自然，而非指向有人格的神。在布丰和伏尔泰心中，上帝种下生命的种子，然后允许自然诸因素施展其余一切。布丰排斥自然中的天造地设之说，而倾向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与屠格涅夫一样，他把实体看成是一庞大的宇宙实验室，自然在其中历经宽广的世纪，以一种形态、器官或品种接另一种形态、器官或品种不断实验。他提出显然与批评林奈互相冲突的结论。现在，似乎不真实的是个体，品种则是相对经久的实体。但这一矛盾可以解决：种、属、族与类，仍然只是心灵所造的观念，以使我们对混杂繁多的有机体的经验，有某一可供处理的秩序；个体仍是唯一活生生的实体。但这些个体的存在如此短暂，在哲学家看来，它们似乎只是某一较大而较经久的形体的闪动印象而已。就此义而言，柏拉图的观点是对的：人类为真实，人则是生命幻影中飞驰而过的片刻而已。
布丰的读者欣赏这些令人眩晕的光景，他的批评家则抱怨他太轻率地丧失在概括中，有时还以细节牺牲了准确性。伏尔泰嘲笑其接受自发的生殖；林奈轻视其有关植物的著作；雷奥米尔对他论蜜蜂之说不屑一顾；动物学家则取笑他依据对人类用途的大小以区分动物的主张。然而，很多人赞扬他的风格。
因为布丰兼顾文学与科学，绝少科学家以如此壮丽流畅的文体表达自己。身为文体大师的卢梭，提到布丰时说：“以作家而论，我知道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他的文笔是他那个世纪的代表。”这里，贤明的格里姆，虽为卢梭之敌，也同意他：“读者有理由惊读那100页的论文，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以同样高尚的文体与同样的热火写成，其间还饰以最灿烂、最自然的色彩。”布丰像是在充裕与优游的状态中从事写作。正如伏尔泰的著作时常显示的，布丰的著作也一无匆促之处，他字斟句酌犹如处理标本般谨慎。像他在事物中看出莱布尼茨的连续法则一样，他在文体上也建立了一种缓和每一转折、并把一切观念整齐地列入一连续体，使语言流动像一条深阔之流的文体。伏尔泰文体的秘密在于直接而简明地表达具有煽动性的思想，布丰之道则在于优游安置其赋有情感活力的恢宏思想。他感到自然的壮观，并使其科学成为一首赞美诗。
他颇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天分，他乐于向来客捧读自己书卷的悦耳章节。他后来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受礼那天（1753年8月25日），他不是拿某些科学的神秘，而是拿他文体的分析作为论文。那篇杰出的论文，诚如居维叶所说的：“立刻把箴言与实例凸显出来。”除了法国人外，该论文被埋藏在他堆积如山的著作中不为人所知。我们知道的只是“文如其人”这一著名、简扼而含义深长的判语。因此，且让我们在这里予以展露，并悠游地来看这篇论文。其光辉因翻译而黯淡，但即使如此，即使因我们不足称道的仓促而予以无情节缩，其文仍能润饰任何页数。布丰这样写道：
人们只有在开明的时代，才能说写俱佳。真实的辩才与演说的天赋，大相径庭……后者给予所有情感强烈、想象敏捷之士……但头脑稳定、趣味微妙、理性灵敏的少数人士。先生，有若阁下者，甚少看重语调、手势与语言的空洞声音，必须在于内容、思想与理由。还须讲求陈述、界定与安排的艺术。单是撞击耳朵、吸引眼球并不足够，我们在向心灵讲述之时，须以灵魂为根，进而触及心胸……我们沉思时越是将内容与力量赋予思想，则表达时越容易予以实现。
这一切尚非文体，只是其基础；基础支持文体、指引文体、规制文体的律动，并使文体归为法则。无此基础，一流的作家也将迷失自己，其下笔时则因无向导而徘徊，漫向危险杂乱的文章与失调不协的人物抛射。他使用的色彩不论如何灿烂，他散播在细节里的东西，不论如何美丽，终将为大堆的思想窒息。他不会使我们感觉，他的著作将无结构……那些写作像说话的，不论多么能说善道，都写得糟糕，其原因即在于此。那些放纵于自己想象的热情的人，采取一种他们无法担荷的语气……
自然的作品为何如此完美？这是因为每一作品均为一整体，因为自然基于一种使之绝不会忘记的永恒计划在运转。她默默准备着生产的种子，她一笔挥就了每种生物的原始形态。她以不断的运动并按预定的时间来发展这一形态，并使臻完善……人类的心灵除了靠经验与沉思加以充实后，既不能创造，也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心灵的经验是生产的种子。但倘若人类在程序与努力上模仿自然，倘若他沉思最高妙的真理以提高自己，倘若他重整这些真理，予以连接在一条锁链上，组成一个整体，为一思虑周到的体系，则他将在不可摇动的基础上建立不朽的纪念碑。
由于缺乏计划，对目标又未充分思索，甚至思想之士也会觉得困扰，而不知从何开始下笔。他同时看见许许多多的观念，又由于他既未比较也未安排，因而无从决定取舍，他仍在困扰中。但倘若他已立下计划，已将有关论题的一切主要思想搜集、安排起来，则他将立刻轻易地看出该从何处落笔；他将觉得思想已在心中成熟，而急于展露这些思想，他将在写作中发觉乐趣，他的思想也将源源而来，他的文体也会自然顺适。某种温暖也会起自这一乐趣，进而散及作品，使表达富有生命。这时，生机升起，笔调升华，物体着色，而呈放光彩的情感，也因而增扩，转从我们谈到的进到我们将行谈到的事物；这一文体也变得光辉有趣……
只有佳作才会传给后世子孙。知识的多少，事实的突兀，甚至发现的新奇，均非不朽的确证；倘若包含那些东西之著作只是卑琐之事，或非以韵味和高尚写成……该等著作也将毁灭，因为那些知识、事实与发现易遭搬离远去，甚至因操在能手之中而得其所。这些事均外在于人，但文体如其人，既不会被偷、被移，也不会改变。倘若文体超然、高贵、奥妙，则作者也会在各时代同样受到赞美，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经久、永恒。
“受到当时如此崇拜的这篇论文，”维尔曼说道，“似乎凌驾在曾经论到这一主题的一切东西之上，即使今日，我们仍提起它为一个普遍法则。”这里，也许须做某些推论。布丰的描述对散文比对诗歌更为有效，对“古典”比对“浪漫”文体更为允当。这是布瓦洛正面推崇理性的传统，但就卢梭派、夏多布里昂派与雨果的法国散文，或就拉伯雷与蒙田诱人的混乱，或《新约》的动人、朴实、单纯而言，则甚少置喙余地。这篇文章能够费力解释，卢梭那部如此贫于理性、如此富于情感的《忏悔录》，为何成为18世纪最伟大的书籍之一。真理既可能是一种情感的事实，也可能是一种理性的架构或形式的完美。
布丰的文体风格即其本身，一袭包覆贵族灵魂的尊贵外袍。只有在沉潜研究中，他才忘怀自己是一个贵族、科学家和作者。他轻易跨过加在他老年之上的众多荣衔。1771年，路易十五封他为布丰伯爵，并邀请他到枫丹白露。欧美各著名学院都授给他荣誉会员资格。他安然注视着他的儿子在皇家花园为他竖起的雕像。他在蒙巴尔的古塔在他有生之年成为足与伏尔泰的费内书房对峙而供人朝拜的目标。卢梭曾经前往那儿，跪在门槛边，俯吻地面。普鲁士王子亨利也曾造访。叶卡捷琳娜大帝虽然无法成行，也致函给他，赞扬他是仅次于牛顿的人物。
即使在年迈之际，他仍威武潇洒。“运动员的身体，”伏尔泰说，“与圣者的灵魂。”休谟则称他不像文人，而像法国的一位将军。蒙巴尔的百姓爱戴他。布丰完全自觉这一切，颇以自己的健壮和外表为荣，每天做发、施发粉两次。他直到72岁还身强体壮，然后染上结石之症，但继续工作，拒绝手术。他再活了9年之久，于1788年逝世，参加葬礼者达2万人。他死后几乎一年不到，尸体即遭革命党人挖出，迎风四散，纪念碑也被夷为平地。他们不能原谅他曾为贵族，他的儿子则被送上断头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