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科学的生长——其追求、方法、成功的预测与生产、发现、权力与威望——是近代社会发展的正面，其反面则为人类对超自然信仰的衰落。这时有两派教士发生冲突：一派虔奉宗教以塑造人格，另一派致力于科学以教育知识分子。前一派教士主宰着贫困与灾难的时代，那时人类渴望精神上的慰藉和道德秩序；后一派教士则主宰着繁荣的时代，这时，人类一般将其希望限于尘世。在科学的成就上，一般认为18世纪不如17世纪。的确，没有高耸如伽利略或牛顿的人物，没有与已知的宇宙的增广、万有引力、微积分的组成及血液循环的发现抗衡的成就。然而，18世纪的科学景观，仍旧群星璀璨——数学方面的欧拉与拉格朗日，天文学方面的赫舍尔与拉普拉斯，物理方面的达朗贝尔、富兰克林、加尔瓦尼与博尔塔，化学方面的普利斯特里与拉瓦锡，植物学方面的林奈，生物方面的布丰与拉马克，生理学方面的哈勒，解剖学方面的约翰·亨特，心理学方面的孔狄亚克，医学方面的詹纳与波哈夫，都是光芒四射的明星。日增的学术机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金，大学也逐渐把科学引入课程中，1702年至1750年，剑桥大学创设了解剖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地质学及物理方面的讲座。科学的方法愈发变为实验性质。曾经阻碍“国际精神”（International of the Mind）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视在牛顿与莱布尼茨的争端中消失，而且新的传教士携手超越国界、神学信仰与战争，以从事于探求未知的事物。这些新血来自各个阶层，从贫穷的普利斯特里、被人所弃的达朗贝尔，到有名望的布丰及家财万贯的拉瓦锡。国王和王子也加入了科学方面的探讨。乔治三世从事植物学的研究，约翰五世学天文学，路易十六研习物理，像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样的业余科学研究者、像夏特莱夫人和女伶克莱龙小姐，都在实验室中从事研究，博斯科维奇这种属于耶稣会的科学家则致力于将新旧信仰融合在一起。
牛顿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使欧洲到处产生科学家。他们不能成为财富的操纵者，但在1750年后的欧洲大陆，科学家受到抹粉和戴有假发（当时被认为是很高贵的装饰）的贵族公爵等的欢迎。在巴黎，科学演讲厅被渴望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戈德史密斯于1755年到巴黎访问时曾有如下报道：“在鲁勒的化学演讲里，我曾看到一群淑女华贵光艳得就像照耀着凡尔赛宫的光辉。”时髦的女性将科学书刊摆在装饰台上，而且像蓬巴杜夫人一样，在她们的画像垫脚处画上了正方形和望远镜。人们对神学失去了兴趣，他们从另一个世界中脱离出来。科学成为一种模式与时尚，在令人兴奋的变化和复杂潮流中，冲向灾祸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