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术自斯卡利杰尔、加苏邦、萨尔马修斯与本特利的巅峰慢慢地走向下坡，但尼古拉·弗雷列（Nicolas Fréret）很佩服他们对学识的专心与他们所获的深远成就。26岁时，他获准在皇家文艺学院前宣读一篇论文（1714年），题为《法国人的起源》，推翻了一个堂皇的传说，即法兰克人是来自希腊或特洛伊的“自由”人，更正确地说，他们原是南日耳曼的野蛮人。韦尔托神父向政府告发说弗雷列是王国的诽谤者。这位青年学者便被送到巴士底狱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此后，他将自己的研究限于法国以外的地方。他绘了1375张图说明古代的地理，并搜集了许多有关古典科学与艺术史及有关希腊神话起源的资料。他那8册有关古代年表的巨著，纠正了斯卡利杰尔划时代的作品中的错误，而且完成了于今仍被接受的中国年表。这只是学者们将《圣经》上对历史的看法刺穿的上千个针孔中的一个。
普伊（Pouilly）在同一学院前宣读一篇论文（1722年）、责问李维关于早期罗马史所做的报告时，古典寓言也遭到了类似的打击。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曾于1440年提出他对此点的疑问：维科于1721年把它加以引申，但普伊广泛的研究明确地怀疑罗慕路斯与雷穆斯、霍拉提与库里亚提的故事是稗史而非正史。这为19世纪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的工作直接完成了铺路的工作。不全在本章所谈的时间范围内而属于18世纪的作品有：《荷马泛绪论》（1795年）——其作者沃尔夫（Friedrich Wolf）将荷马分解成完整的诗人学派与朝代，理查德·波森（Richard Porson）详细出版的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及约瑟夫·埃克赫尔（Joseph Eckhel）创建货币科学的作品《货币理论》（1792—1798年）。
直到赫库兰尼姆城的发现，古典学术界对这个启示才再度感到狂喜，就像曾完成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们一样。1738年，一些工人在为那不勒斯的国王查理四世的猎屋打地基时，意外地掘出了赫库兰尼姆废墟。1748年，经过最初的挖掘，揭示了庞培城一些令人吃惊的建筑。赫库兰尼姆与庞培两城均位于意大利南方，维苏威火山山麓，公元79年遭此火山喷出的熔岩所埋葬。1752年，古希腊殖民者建造的一些庄严的神庙，被人从欧洲中世纪以来一直为荒烟蔓草掩盖的丛林地区重新发现，雕刻大师皮拉内西（Piranesi）用蚀刻图画来描摹从庞培城出土的庙宇、宫殿与雕像，这些蚀刻图画印刷出来的画册在全欧各地成为抢购的对象。这些发现带来的结果，对于古典艺术的兴趣而言，是一次热烈的复活，对于由温克尔曼领导的新古典运动而言，是一种强劲的原动力，而且大大增加了对古代情形的认识。
我们必须向许多修士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利用自己的藏书及搜集的手稿做研究、编纂案卷，对现代的心智有极大的助益。圣莫尔圣本笃教团的修士继续他们原来就专心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伯纳德在他的《希腊史补记》（1708年）一创立了古文字学。他在《图考古代史》（10册，1719—1724年）中用古代的绘画将古代历史图示出来。后来，他将费心的研究工作转向了自己的国家，写成了5册对折本的《法兰西王朝的遗迹》（1729—1733年）。堂·安东尼于1733年开始著述他的《法国文学史》，这被所有后来研究法国早期文学史的学者奉为鼻祖与宝库。这些18世纪的圣本笃教团学者中最伟大的便是唐·卡尔梅特（Dom Calmet），他在塞诺内斯的修道院于1754年时曾作为伏尔泰的避难所。伏尔泰不断从卡尔梅特的著作《逾伪经》（1707—1716年）与《新约》释注中获益和“偷窃”。虽然有一些缺点，但他这部24册的巨著获得大家一致的赞美，被誉为博学不朽之作。卡尔梅特也写了其他一些诠释《圣经》的作品，继承波舒哀完成了《世界史》（1735年），他几乎把所有的清醒时刻都用来从事研究工作与祈祷。他曾以愉快而天真的口吻问伏尔泰：“谁是蓬巴杜夫人啊？”他拒绝了主教的职权，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这里躺着的是一个读过很多、写过很多、祈祷过很多的人，祝他平安，阿门！”
一些大胆的俗世人士也加入了批评《圣经》的行列。让·阿斯图卢克医生在他的《对〈创世记〉等摩西五书作者的猜度》一假设了旧约《圣经》开首5卷摩西书的作者，并对其来源加以考证。在这里他首次指出，对上帝的名字有两种不同的称呼：耶和华与埃洛因（Elohim），这表示《创世记》中有两个上帝创造天地的原始故事，不严格而且重复地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些研读《圣经》的学生曾试图根据《摩西五书》计算上帝创造天地的确切日期，得到了200种不同的结果。东方学者引述埃及年表说他们有1.3万年的历史，中国人计算出其文明已延续了9万年之久。这给正教人士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是没有人相信印度婆罗门的话，他们认为世界已存在了326669纪，而每一纪等于好几百年。
18世纪对《圣经》最大胆、贡献最深远的研究，由一位在汉堡学院教授东方语言的德国教授完成。赫尔曼·赖马鲁斯（Hermann Reimarus）于1768年去世时，留下4000页的手稿，他曾在这些手稿上花了20年的工夫。起初没有人敢将《替有理性的上帝崇拜者辩护》这付梓，后来莱辛以“在沃丰标特（Wolfenbütel）发现的一位无名作家的部分作品”这一名义出版了其中7个部分。除了腓特烈大帝外，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群起抗议，连开明的学者约翰·塞姆勒也称莱辛主持的破坏正教信仰的批评工作太过于疯狂。因为在第七片断“论耶稣与其门徒的目的”中，赖马鲁斯不但否认了基督所行的神迹与复活的事件，更把耶稣刻画成了一个狂热的、可爱的、受欺骗的、始终信仰犹太教的犹太青年。他接受了一些犹太人对世界即将毁灭的看法，而将他的伦理原则建立在对此事件所做的准备的前提上。赖马鲁斯认为耶稣把当时犹太人之间很通行的“天国”这个词解释成即将来临、而属于从罗马解放出来的犹太王国。他在十字架上沮丧地哭号：“父啊！父啊！你为何抛弃我？”这是他向人性与失败的一项自白。在他消失后，一些门徒将他应允过的王国转变成了死亡以后的生命。由此意义来说，基督教不是耶稣而是他的门徒创立的。对赖马鲁斯的作品曾深入研究过的大哲学家施魏茨（Albert Schweitzer）评论道：“在所有对耶稣生平加以研究的工作中，当以先生的成果最为辉煌，因为他是第一个了解到耶稣生活的思想世界，根本上便是属于末世学的范围”——这是根据世界即将来临的末日而得到的理论。
学者们怯懦地从对古代犹太生活风俗的研究转向对已拒绝基督或尚未耳闻基督之名的东方各民族。加兰（Galland）的《一千零一夜》的法文译本（1704—1717年），德勒兰（de Reland）的《穆斯林的宗教信仰》（1721年），布里格尼的《异教哲学史》（1724年），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的《穆罕默德传》（1730年）及萨莱（Sale）的《古兰经》英译本（1734年），显示出伊斯兰并不是一个野蛮世界，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敌对的教条与伦理制度的领域。这种伦理制度虽然向一夫多妻制度让步，但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而言，仍能奏效。亚伯拉罕·亚森特（Abraham Hyacinthe）借翻译祆教的圣经而开拓了另一领域。在巴黎的一家图书馆，他被一些波斯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注解》（Zend-Avesta）吸引，放弃了当传教士的准备工作，决心研究这些东方的圣书。因为缺少路费，23岁时（1754年）他加入了一支派往印度的法国远征军，成为一名士兵。部队到了本地治里后，他很快地学会了现代波斯文。在钱德拉哥，他开始学习梵文。在苏拉特（Surat），他说服了一位祆教传教士教他3世纪到8世纪的巴拉维语（Pahlavi）及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注解》。1762年，他带着180件手稿返回巴黎，全力从事他的翻译工作，每天以面包、干酪与水为生。他认为婚姻是一项无法承担的开销而加以避免。1771年他出版了《阿维斯陀经注解》及其他一些有关祆教书籍片断的法文释本——慢慢地，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以及道德规范的意识，共同削弱了欧洲信仰的教条主义。
这些来自异族的启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由欧洲传教士、旅行家及学者对中国历史与哲学所做的推介，这项工作起始于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其后因耶稣会神父门多萨写的《中国的历史》（1584年）的英文和法文译本，及哈克鲁特（R.Hakluyt）将其拉丁文写成的《游记》（Voyages）译成英文版的《中华王国》（1590年）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新的影响力出现于蒙田的散文《论经验》（1591年）一文中：“中国的政府与艺术，虽然不具有任何有关我们制度的知识，在许多美德方面却远较我们优秀。”1615年，耶稣会教士尼古拉·金尼阁出版了他的报告《基督徒探险中国记》，立刻被译成法文，又以《收买朝拜者》书名译成英文。金尼阁及许多人赞美的中国制度有：官员在担任公职以前必须接受专门、详尽的教育，所有男性均有权利参加任选公职的考试，各级地方政府定期接受上级的视察。另一个神奇博学的耶稣会教士基尔舍，于1670年出版了一本堪称百科全书的《中国图像》（China Illustrata），在这本，他极力赞扬中国政府由一个哲人王统治。
耶稣会教士对中国的宗教和哲学给予极高的评价。金尼阁写道：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相信上帝是世界的灵，而世界是上帝的体。持类似看法的斯宾诺莎一定曾于1649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本读到这种观念，他的拉丁文老师弗兰斯·恩登的图书馆中有这。1622年，耶稣会出版了一本孔子学说的拉丁文译本《中国的圣人》（Sapientia Sinica）。在《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中，他们称孔子的伦理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道德，可以说简直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中国回忆录》（Mémoires de la Chine，1696年）中，耶稣会教士路易·勒科姆特写道：“中国人民曾将真神的知识加以保存了两千年”，而且“欧洲仍浸在谬误与堕落中时，中国已实行最完美的道德规范了”。这受到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谴责。1697年，一向对政治保持谨慎而对知识环境中每一风波都加以密切留意的莱布尼茨，出版了他的《最近从中国来的消息》一书，他认为欧洲在科学与哲学方面胜过中国，但是：
谁曾相信有一个民族，其民生原则方面超过我们？然而，现在在伦理学与政治学方面……我们从中国人的例子得到了这个经验。与别的民族相比，简直无法形容在中国的法律中每件事是如何的美好，民众安居乐业……反观我们的情况，堕落在我们中间肆无忌惮地蔓延，使我认为几乎到了需要中国人派“传教士”到我们这里来教导自然宗教的应用与实行，正如我们派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教导他们基督教一样。而且我相信，假如对各民族的优秀程度做一评判，金苹果一定赏给中国人——只有在上天赐予我们至高无上而且超人类的基督教，我们才胜过他们。
莱布尼茨催促欧洲各学院尽快搜集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而且他极力说服法国政府派遣有成就的耶稣会士学者参加在中国的传教团并做确实的报道。1735年，让·杜哈尔德把这些资料摘录于其著作《中华帝国记》一，一年后译成英文，在英国与法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杜哈尔德是第一个赞美孟子的欧洲人。18世纪中叶波舒哀写的《世界史》受到了来自古老、博大、开明的文化启示的责难，而这些文化几乎都被《世界史》忽视，却为伏尔泰的《文明史》更广阔的远景敞开了大门。
这些热心的夸张带来的结果，表现在欧洲习俗、艺术、礼仪、文学和哲学方面。1739年，马奎斯·达让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学》（Lettres Chinoises），以一个假想的中国人来批评欧洲的典章制度与风俗习惯。1757年，沃波尔写了《一个中国哲学家的来信》，作为英国人的消遣。1760年，戈德史密斯在他的《世界公民》中也依样画葫芦一番。约瑟夫二世皇帝躬身耕种了一片土地时，他在模仿中国皇帝的习惯。美丽的巴黎淑女们撑开她们的阳伞以遮太阳时，她们展示的是耶稣会士从中国带到巴黎的一项美丽奇巧的新发明。18世纪末，雨伞从这种阳伞中发展出来。中国瓷器与日本漆器成为17世纪欧洲家庭中名贵的摆设。1700年，由细小部分巧妙地安排以构成大图案的中国壁纸，受到了全英国的喜好。中国式的家具摆设也于1750年进入英国家庭。整个18世纪对中国物件的爱好，形成了英法装饰的特征，同时影响了洛可可式的风格，十余位讽刺家对其流行加以挑战。中国丝绸成为上流社会标示身份的记号。中国庭院广布于全西欧，中国人的鞭炮灼伤了欧洲人的大拇指。葛茨（Goi）的《图兰朵》（Turandot）就是一首中国幻想曲，有十余种以中国为背景的戏剧出现在英国舞台上，伏尔泰从杜哈尔德的第3册中的中国戏剧发展出了他的《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
中国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法国最为突出，把它拿来当作对付基督教的武器。他们乐于发现孔子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不同于耶稣会士。他们宣称，孔子的礼教证明了一种不受超自然的宗教控制的伦理规范的可行性。贝尔于1685年指出，中国皇帝给予天主教传教士以自由发展的机会，路易十四却废除了亨利四世允许信仰自由的《南特诏书》，而且借龙骑兵的野蛮暴力来强制达成宗教的一致性。由于误以为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贝尔以此来反证全世界都同意上帝的存在的说法。孟德斯鸠坚持其反东方潮流的立场，公开指责不诚实的中国商人，坚称中国皇帝是专横的暴君，暴露了中国民众的贫困，并预言中国过多的人口将带来悲剧式的后果。奎奈试图以《中国的专制制度》（1767年）来答复孟德斯鸠，他称赞这是“开明的专制”，而且推举中国作为需要改革的法国经济与政府的模范。杜尔哥对中国的大同之治深表怀疑，他派遣了两个在法国的中国籍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去为52个问题寻求确定的答案，他们的报告对中国人生活的长处与短处提出了一个更真实的评价。
伏尔泰热切地博览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在《论道德风俗》与《哲学字典》中，他用了3章的篇幅来写中国文明，称中国为“地球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阔、最多人口、最有秩序的王国”。对中国政府的羡慕使他相信社会改革最佳的希望在于开明的专制，即开明的君主政体。像另外一些法国人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一样，他准备将“在基督教创立前500年，便将道德教导给中国人民”的孔子尊为圣徒。以礼节著名的伏尔泰把中国人的端庄、自制、安详当作他易激动的同胞或自己的楷模。乾隆皇帝的两首诗被译成法文时，伏尔泰便以诗句回应。中国皇帝送给他一尊瓷花瓶。
欧洲对异邦信仰和制度的认识是削弱基督教神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从波斯、印度、埃及、中国及美洲来的消息，造成了一连串无止境、使人困惑的疑问，如何才能从2000种不同的信仰中选出正确的宗教？孟德斯鸠如是问道。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便已有进步的文明，而世界怎么会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呢？另有上百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根据《圣经》，诺亚洪水遍盖了整个地球，为什么在中国却无类似的记载或传说呢？假如上帝有意要拯救全体人类，为何他只把《圣经》启示给亚洲西部的一支弱小民族呢？谁会相信，除了教会外别无救赎的说法呢？——难道那些曾居住在印度、中国与日本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现在正在地狱中受着烈火煎熬之苦吗？神学家努力以各种差异与解说来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像传教士的报告引起的结果一样，这些努力徒然使教条的结构显出新的裂缝。有时好像是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皈依了孔子，而不是中国人皈依基督。
那些有教养的耶稣会士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友谊，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却是他们传扬的神学导致的结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