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成长，受到了惰性、迷信、宗教迫害、检查制度以及教会组织对于教育的控制之阻碍。这些障碍虽然较以往为弱，但仍远较工业文明中为强。在工业文明中，个体、团体及国家间的竞争使得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观念、方法与手段来达成旧有的目的。18世纪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变迁甚缓的环境中。在此环境中，通常传统的观念便足以满足各项生活所需。当常理无法解释的异常情况或事件发生时，一般人便将之推至所谓超自然的缘由，而不加深究。
当启蒙运动兴起之时，仍有上千的迷信残留着。出身名门的贵妇听到不吉利的占星术，会吓得战栗起来，或者相信如果一个贫妇点燃一根蜡烛，让它漂浮在一个杯子里，用来纵火焚烧塞纳河上的一座桥，将可使一个被淹死的婴儿得以复活。孔蒂公爵夫人曾经允诺过勒鲁（Leroux）神父，若是能为她找到点金石，她将付出一套豪华的马车以为代价。莱斯皮纳斯（Julie de Lespinasse）在与怀疑论的科学家达朗贝尔一起生活了几年后，相信日子有吉凶之别。算命卖卜之流靠着他们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所得到的信誉维持生计。蓬巴杜夫人、贝尼斯神父以及舒瓦瑟尔公爵都曾秘密地就教于从咖啡渣中察知未来的邦当（Bontemps）夫人。根据孟德斯鸠的说法，其时巴黎挤满了各种幻术家，以及贩卖各种权术与青春不老术的江湖骗子。塞特—热尔曼（Saint-Germain）伯爵说服路易十五，使他相信法国不景气的财政，可以借一秘术大量地制造钻石与黄金而得以复原。黎塞留公爵以法术向魔鬼撒旦求助。安哈尔特—德索（Anhalt-Dessau）的大王子，曾为普鲁士打过多次胜仗，虽然他不相信上帝，但是，假使他在打猎途中遇到了3个老妇人，他便会立刻掉头回府，因为这是个“不吉祥的时刻”。数以千计的人身披驱邪符与护身符来避邪，有上千种的巫术秘方被普遍地当作药方来用。宗教上的遗物可以治疗几乎所有的疾病，而耶稣与信徒们的遗物在各处均有发现。——在特里尔发现了耶稣的一片衣服，在都灵及拉昂发现了耶稣的外衣，在法国北部圣德尼斯城（Saint-Denis）的修道院中发现了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一颗钉子。在英国，斯图亚特王室皇储们的起源因一度被接受的观念而得以提高身价，即他们能借触摸而医治瘰疬腺病，而这种能力为汉诺威诸王所不具有，因为他们是“篡位者”，故不为神授王权所佑。大多数农民都认为自己确曾听到树林中的淘气鬼与小精灵的声音。相信有鬼这件事多半为一厢情愿之举，但是博学的圣本尼狄克特教团僧侣唐·奥古斯丁·卡尔梅特（Dom Augustin Calmet）曾经写了一本吸血鬼史——他认为吸血鬼是晚上自坟墓中溜出来吸吮活人血液的死尸。此书出版时得到了当时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赞同与核准。
所有迷信中最糟的一个——对巫术的信仰，在本世纪中除了一些局部的痕迹外，业已完全消失。1736年，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牧师们通过一项决议，重新肯定了他们对巫术的信仰；其后在1765年，最有名的一位英国法律学家布莱克斯通爵士在他的《注释》（Commentaries）中写道：“想要否定巫术与魔法的可能性，不，存在性，这简直与上帝所启示我们的话语相抵触……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真理，世界各国均有可自其本身得到的证据。”然而英国法律不管布莱克斯通爵士与《圣经》，于1736年确定了巫术为非法，应判以重刑。1718年以后的法国便不再有对巫术判决的记录，而苏格兰则在1722年以后；1782年在瑞士的一次判决，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后的一次记录。财富与市镇的增加、教育的普及、科学家们的实验、学者与哲学家们的呼吁，大大地减低了妖魔鬼怪在人类生命与思想上的角色，向当时盛行的迷信挑战的法官们拒绝审理任何与巫术有关的控诉。欧洲开始忘记，它曾经只为了一个迷信，而牺牲了10万男人、女人与女孩子的生命。
在这时候，教会与政府，天主教与基督教徒对于异议者的迫害是运用恐怖政策，使人民远离任何可能动摇其固有信仰与权力的思想。天主教会自称是由上帝的儿子所建立，所以是上帝真理的宝库，并且是唯一被授权来解释此真理的机构，也因此拥有镇压异端的权力。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在教会以外无人能免于永久的灭亡。难道基督没说过“凡信，且受洗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必致灭亡”吗？因此，于1215年第四届拉特兰全体教会会议上，将“普天下只有一个教会，在此以外无人能被拯救”列为正确信仰的一部分而要求每一个天主教徒都要信守不渝。
路易十五接受了这项教义，因它是从《圣经》教本上经逻辑推论而得到的，并且对于塑造全国一致的思想非常有用。1732年，在法国，基督教的公开崇拜仪式遭受禁止。违反者将受到劳役、拷打、送到大型划船上去当苦役，甚至判以死刑的处罚。天主教人民比他们的领导者更宽容，他们对于这些残酷的处罚纷纷加以谴责，该敕令执行松弛，使得法国的新教徒敢于在1744年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宗教会议。但是，1767年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们重申了一项旧的声明：“君王接受了现世的刀剑，为的是要抑制那些切断社会联系、怂恿犯罪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以及自然神教，并击溃所有威胁着要动摇天主教信仰根本之教旨。”在西班牙与葡萄牙，这种政策被严格地执行着。在意大利则较为宽大些。在俄国，东正教也要求类似的一致性。
许多基督教国家都同意天主教徒认为宗教迫害为必须的看法。在丹麦及瑞典，法律要求对路德教派的忠诚；实际上其他教派的基督徒，甚至天主教徒，虽然没有供职国家机关的资格，但是并未受到其他的干涉或妨害。在瑞士，每一州都可自由选择其信仰，然后予以执行。在德国，人民必须跟从君王选择其宗教的规定，逐渐地不为人民所理睬。在联合各省，基督教会组织拒绝信仰自由，因为这会招来人民对于宗教的漠不关心。僧侣教士以外的俗人却不赞成教士们在这件事上的做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荷兰具有较多免于迫害的自由，因此荷兰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非正统思想与出版物之避难所。在英国，法律允许宗教上的异议，但是他们借社会与政治的无能为力而对异议者加以侵扰，塞缪尔·约翰逊于1763年宣称：“错误的教义在第一次出现时就应受到制止，民间力量应该与教会联合起来以惩罚那些胆敢攻击国教的人。”英国政府偶尔也会焚烧那些对基督教的信仰根本加以怀疑的书籍，并对其作者施以枷刑；1730年伍尔斯顿（Woolston）被监禁，1762年彼得·阿内（Peter Annet）也因其对基督教的攻击而被判枷刑，然后下狱做了一年苦役。在英格兰，反对天主教的法律执行得很宽松，但在爱尔兰却被严厉地执行着。直到查斯特菲尔德于1745年任代理领主时，才拒绝再予使用；18世纪后半叶，一些苛刻的规定遭到了废除。一般来说，除了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占极小比例的地方，宗教迫害的理论一直为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教士们维持到1789年，但是迫害制度的实行随着对宗教怀疑的发展与新公意的形成而没落了。随着国家逐渐代替教会，保护者代替了全体一致和命令，物件代替了异端邪说，迫害的本性从宗教转移到了政治。
对言论与出版的检查制度，一般而言，在基督教国家较在天主教国家宽松，最温和的是在荷兰和英国。在瑞士，大多数州内都很严格，日内瓦城的市议员们曾焚毁过不少非正统书籍，但很少对作者本人采取行动。在德国，检查制度在许多州郡中都受到了阻碍，各个州郡有其自己的官方教条。一个作家可以越过边境，自一个不友好的环境到达一个友好或中立的环境。在普鲁士，检查制度实际上已被腓特烈大帝废止，但他的继承者1786年又将之恢复。在丹麦，除了施特林泽在位的短短几年外，一直维持对书籍的检查制度，直到1849年。瑞典禁止具有批评路德教派或政府的内容的出版物，1764年乌普萨拉大学发行了一份禁书目录，但1766年瑞典建立了完全自由的出版制度。
在法国，自弗兰索瓦一世开始便放宽的检查制度，在1723年的一纸敕令中恢复了：“在未得到盖有国玺的函件的批准之前，任何出版商或任何人均不得在王国内的任何地方出版或再版任何书籍。”1741年，共有76个官方检查员。在核准一能够出版之前，检查员必须证明这不具任何违反宗教、公共秩序或健全道德的内容。甚至在得到皇家出版许可而出版后，一也可能受到巴黎市议会或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责难。18世纪前半叶，因为皇家检查制度的执行并不严密，出现了数千本未取得特准便出版而未受到惩罚的书籍。马勒泽布任首席检察官时，作家得到默许——一项非正式的保证，即使有问题的书也可以出版而不必担心检查制度。一本未经政府同意便出版的书，可能会遭到焚毁，作者仍可保持自由之身；如果他被送到巴士底狱，那通常不过是为上流社会人士准备的一个短暂的监禁。
这个信仰比较自由的时期随着达米安谋刺路易十五（1757年1月5日）而告结束。4月，一纸残酷的敕令规定“无论何人，凡写作或出版任何蓄意打击宗教、侮辱王室权威或破坏王国秩序与安宁的，均判以死刑”。1764年，另一道敕令禁止任何讨论国家财政的文章的出版。书籍、小册子，甚至剧本的序言都要受到最严格的评审与控制。对购买或出售伏尔泰作的《拉·普西勒》（La Pucelle）或他的《哲学字典》者，分别判以枷刑、鞭笞，送到大船上服9年苦役不等。达朗贝尔于1762年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上说：“你无法想象法国的宗教裁判所愤怒到了什么程度，负责思想方面的检查员把所有迷信、寻欢、宗教迫害等字眼都删去了。”在宗教与哲学的冲突中，双方互憎之情日益紧张，原先反对迷信的运动竟转趋对基督教斗争的高潮。革命发生于法国而未发生于18世纪的英国，部分是因为英国检查制度相对宽松，在法国却强烈到使那些被禁锢的心智只有对此束缚加以暴烈的破坏才能得以扩展。
那些参加攻击基督教的法国哲学家，抗议检查制度使法国思想界变得毫无生气可言，但他们有时也会要求检查员对其对手的作品加以禁止。达朗贝尔就曾要求马勒泽布禁止费内隆所办的一份反哲学的刊物《文艺年鉴》（L’Année Littéraire）的发行，马勒泽布支持哲学家，但他拒绝了达朗贝尔的这项要求。伏尔泰要求王后禁止一出模仿他的剧本《塞尔拉米斯》的讽刺剧的上演，但未得到她的同意，蓬巴杜夫人帮助伏尔泰达到了目的。
在这段时期，哲学家想出了各种逃避检查制度的方法。他们把手稿送到外国出版商那里，通常都送往阿姆斯特丹、海牙或日内瓦。因此他们写的书，在法国被整批地进口；几乎每天都有船将禁书运到波尔多或法国其他海岸与边境上的几处地方。这些书名可能已被换过的书籍，在各乡镇的大街小巷中均有零售。一些不满中央集权的贵族，准许此类书籍在其领土内发售。联合了这项哲学运动的伏尔泰信札，逃过了多次的检查制度，因为他的朋友达米拉维尔有一段时间曾在财政行政机关中担任要职，可以用总主计长的印玺来连署伏尔泰及其朋友的信件。许多政府官员及一些牧师也乐于阅读被政府和教会非难的书籍。将作品拿到外国出版的法国作家，很少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本的封面上，因此被指控为某书的作者时，他们便可“昧着良心撒谎”，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伏尔泰不但否认他是自己写的几的作者，而且诬称那是某些过世的作家的作品。为了造成错觉，他甚至对自己的作品加以严厉的批评与公开的指责。这场游戏包括了文体的设计与措辞的技巧，这促成了法国散文机智的特性：双关语、对白、讽喻、故事、反语与夸张法，及所有其他国家文学无法与之匹敌的机智。加里亚尼神父给“口才”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一种讲了一些东西而不被送到巴士底狱的艺术。
在通往自由思考的路途中，仅次于检查制度的障碍是教士们对教育的控制。在法国，地方上的牧师在教区内的学校里担任教师或监督的职位，中等学校教育则操纵在耶稣会士、演说家或基督教修士手中。全欧洲都对耶稣会教士教授古典语言与文学一事大加赞扬，至于科学，他们就较无能为力了。许多哲学家受到了耶稣会士的教育而磨锐了自己的智慧。巴黎大学由一些远较耶稣会士保守的传教士把持。以法学著称的奥尔良大学与以医学闻名的蒙彼利埃大学都是比较世俗化的大学。耐人寻味的是，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莫佩尔蒂、爱尔维修、布丰等大学问家都未曾进入大学之门。这些奋力挣脱神学领导的法国伟人不选择大学，而在学院与沙龙中开花结果。
培养学问的学院在本世纪中纷纷兴起于各大都市，如柏林（1701年）、乌普萨拉（1710年）、圣彼得堡（1724年）、哥本哈根（1743年）。1739年，林奈（Linnaeus）与另外5位瑞典学者组成了珍品学院（Collegium Curiosum），1741年这个学院并入了斯温斯卡学院，即后来的瑞典皇家学院。在法国，奥尔良、波尔多、图卢兹、欧塞尔、梅斯、贝藏松、第戎、里昂、卡昂、鲁昂、蒙托邦、昂热、南锡、普罗旺斯—艾克斯，各省均有省立学院。这些学院回避异端邪说，但鼓励科学与实验，而且也能容忍并鼓励各种讨论。第戎学院于1749年和1754年提供的一项竞赛，使卢梭开始走向法国革命之途。在巴黎，属于即将灭亡诸神祇的法国学院，因杜卡洛（1746年）和达朗贝尔（1754年）的选择，从教条的昏睡中被撼醒。杜卡洛担任“长期秘书”（1755年）这个重要职位，正说明了学院已成为哲学家的战利品了。
学术性的杂志（报纸）增加了这场知识争战的刺激性。最好的是“适用于科学与艺术史的备忘录”，这是耶稣会于1701年至1762年在里昂附近特里武的出版社编辑的，因此叫作《特里武杂志》，这是一份最博学、最开放的宗教性刊物。仅在巴黎一地就有73种定期刊物，《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与《博学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执其牛耳。伏尔泰的两个最有实力、最顽固的敌人负责编辑且具影响力的杂志是：皮尔于1721年创办的《新文艺》和费内隆于1754年至1774年出版的《文艺年鉴》。在德国，包括莱辛与门德尔松经常投稿的《最新文艺简辑》也为此类刊物。在意大利，《信使日报》的内容包括了科学、文学和艺术，而《咖啡馆》（Caffé）是以《旁观者》风格出现的一份评论性杂志。在瑞典，奥洛夫·达林使《阿格斯》成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几乎所有这些杂志都以本国语言出刊，而且丝毫不受教会组织的控制，在他们的时代，他们代表着一股蓬勃的朝气。
18世纪，学者的典型是一种对传播知识的渴望——严格地说即对知识的欲望，这在中世纪时被责难为愚蠢的自负之罪。作家们热心致力于使知识流传得更广泛、更易领悟。某某大纲之类的书籍到处都是。其他如《简易数学》、《贝尔精选集》、《蒙田思想集》、《丰特内尔思想集》等书均致力于使科学、文学与哲学成为家喻户晓的学问。越来越多的教授用本国语言来教导那些不懂拉丁文的听众。图书馆与博物院不断地扩建，将其珍藏品对学生开放。1753年，汉斯·斯隆爵士将他的收藏品遗赠给英国，其中包括5万册书籍，数千件手稿，大量的图画、钱币与古物。英国国会通过决议，以2万英镑赠其继承人以作为补偿。这些收藏品成了大英博物馆的核心部分。后来陆续增加了哈勒安与科托里安手稿收藏品，及英国国王们搜集的图书。1759年，这个巨大的博物馆开始对公众开放。1928年，这个博物馆一共收藏了320万册书籍和5.6万件手稿，它们被置于长达55英里的书架上。
最后百科全书形成，以汇集、整理知识，并将新知识传播给所有能读能想的人。中世纪时也有人从事过这种工作，如塞维尔的主教伊斯多、博韦的温森特。17世纪，曾有约翰·阿尔斯泰德的《百科全书》（1630年）和路易·莫雷里的《史学大字典》（1674年）出现。贝尔的《史学与评论字典》只是一个紊乱事件与深奥理论的集合体，不能算是百科全书。但对于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而言，它比狄德罗以前的任何类似作品更具影响力。1728年，在伦敦，钱伯斯出版了一部装订为两册的《百科全书》，其内容不含历史学、生物学与地理学，但因书内前后参照的系统及其他诸因素而把领导地位让给了狄德罗与达朗贝尔所编划时代的《百科全书》（1751年）。1771年，出现了一套装订成3册，“由一群苏格兰绅士编著，首次出版于爱丁堡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版时（1778年）竟增至10册，而且较其前身增加了历史学与生物学。两百年来它这样一版一版地成长着，我们有多少人每天十次以上地在此成果中搜寻所需的资料，并从这宝库中“偷窃珍藏”呢！
1789年以前，西欧的中层阶级已同贵族和教士一样有机会取得各种资料，印刷术大行其道，最后终于成为大革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