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在18世纪并非邦联的一州，而是一个分离的共和国——市区和邻近僻远之处——说法语，信加尔文教派。达朗贝尔在其所著《百科全书》中，在“日内瓦”一条中很羡慕地把他1756年所见的日内瓦描述为：
说来真难得，一个居民不到2.4万人、领土区域不到30个村庄的城市居然能够独立，而且成为欧洲最繁荣的社区之一。因自由与商业带来财富，各地烽火四起，该市却不受波及。震荡欧洲的几次危机对于它来说只是一个奇观，该城只是隔岸观火，却不参与其事。在自由和贸易方面与法国相连，在商业和宗教方面与英国相关，日内瓦很公正地评论这些强国之间的战争，而该城极为聪明，谁也不偏袒。它评估全欧各政权时，既不奉承阿谀哪一个，也不伤害或惧怕哪一个。
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迁居给日内瓦带来繁荣。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和技艺带过来，使该市成为全世界钟表业的中心，埃皮奈夫人估计从事珠宝业者约有6000家。瑞士银行家的机智和创意极为著名，雅克·内克尔和阿尔贝特·加拉丁这两位日内瓦人后来分别成为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和杰斐逊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
如同其他地区一样，日内瓦政府也为特权阶级把持。只有父母和祖父母两代都是日内瓦市民，而且本人也出生于日内瓦的人才有资格获得遴选。在这个贵族阶级之下的是中产阶级——有从事制造业者、商人、零售商、公会头目及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这些为数不及1500人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人士，每年都在圣皮埃尔大教堂集会，推选一个由200人组成的“大议会”和25人组成的“小议会”。这些议会选举4位地方行政长官，每人任期一年，担任该州行政首长的职务。第三个阶级的“居民”——父母是外国人的居民——没有选举权，而第四个阶级“纳替夫”（natifs）——则是非土生的日内瓦人在该市生下来的小孩。占人口3/4的纳替夫除了纳税外，没有任何公民权。他们不准经商或就业，也不许在军中任职或担任公会理事。这个小共和国的政治史就这样随着中产阶级想参政、下层阶级争取投票权的争斗运转。1737年，中产阶级举兵反抗贵族阶级，并迫其接受新宪章：投票者均有被选入“大议会”的候选资格；“大议会”对战和、缔盟、课税有最后决定权；立法权仍属“小议会”所有。纳替夫虽然仍无选举权，却已获许从事某些职业。政府依旧是寡头政治，但办事效率提高了，贪污的陋习相对较少。
影响力之大仅次于贵族阶级的，是加尔文教派的宗教法庭。它掌理教育、道德与婚姻，而且不允许教外人士干预其权利。虽然不设大主教，而且也没有僧侣，哲学家达朗贝尔仍赞许日内瓦教会的道德，并把该市描写成庄重、节制的岛屿，并把它拿来和法国上层阶级道德的败坏做对照。埃皮奈夫人在经几次通信后赞赏“自由的民族、奢侈的敌人……的严格礼仪”。然而，根据教会的说法，日内瓦的年轻人是沉溺于有歌舞助兴的餐馆中的恶魔，而家庭祷告已被省略。人们在教堂里交谈自若，使有些因享乐过度而对人生感到乏味的信徒也在后座猛抽烟斗，好让讲道快点结束。宣道师总抱怨说他们只能在精神方面处罚信徒，而他们的布道越来越被忽视。
伏尔泰发现日内瓦教会人士中有些在神学理论方面较为进步时，内心极为喜悦。他们到喜庐享受主人热切的招待，同时私底下承认自己很少保留加尔文严厉的教义。其中有一个名叫雅克·维尔内的，在其著作《基督教简介》（1754年）中透露，对成年人讲道时应以理智为根据，但“对一般人来讲……以通俗的方式来说明这些真理会更有用，如用一些合适的例子来……加深大众心中的印象”。伏尔泰写给西德·埃维勒（Cid Eville，1756年4月12日）的信中说：“日内瓦已不复是加尔文在世时的日内瓦——相去甚远，如今该市已经是哲学家满街跑的都市。洛克主张的‘合理性的基督教’几乎是全部牧师的宗教；而附属在道德系统之下的那种对‘至高的圣灵’的崇拜则是几乎所有官员信奉的宗教。”在《论道德》（1756年）一，在排斥加尔文处死塞尔维图斯扮演的角色后，伏尔泰又说：“看来今日似乎对塞尔维图斯的骨灰有一种‘歉意’，新教各教堂那些饱学的宣道士……已爱上了他（唯一神教派）的观点。”达朗贝尔在造访日内瓦和喜庐（1756年）后，一面跟某些教士谈话，一方面又和伏尔泰对照注释，为那本《百科全书》的第7卷（1757年）写了一篇有关日内瓦的文章。他在文中对日内瓦教会的自由主义颇表赞许：
他们之中有好多都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的领袖加尔文却很热心地拥护这种说法，因此把塞尔维图斯烧死……地狱——我们信仰中的要点之一——对于今日日内瓦的许多牧师而言已不再如此了。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把这个充满了善良与公正的上帝想象成会拿永恒的痛苦来折磨我们、来处罚我们的过失，那么这是对“圣神”的一大侮辱……他们相信来生会有报应，不过有时间性，因此，造成新教和罗马公教之间分离的主因之一——炼狱的说法——是时至今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承认死后唯一的处罚。这又使人的相互矛盾史中增加了另一章。
一言蔽之，许多日内瓦的宣道士除了苏西尼派的说法外一点也没有别的宗教，排斥一切所谓“神秘学”的一切，同时想象说真正宗教的首要原则是不找那些有违理性的事物来信……宗教真已被降格为对唯一的上帝的崇拜，至少在平民阶级以外的人士心中是如此。
日内瓦教会宣读这篇文章时，他们一致警觉——保守分子为加尔文派讲道坛上居然出现如此的异端而震惊，自由派人士则因自己私底下的异教说法居然被拿来公开而讶异。“宣道士协会”调查嫌疑分子，他们很热烈地驳复达朗贝尔的说法，又发布了一个正式确认加尔文教派为正统的声明。
加尔文本人是达朗贝尔赞许的那种不适宜的开明的部分原因，因为他先前创设的那所学院已成为全欧最佳的教育机构之一。该校虽也传授加尔文学说，却不过火。该校设有极佳的古典文学课程，也为日内瓦的各级学校培植了许多优秀的教员——经费全由政府负担。对外开放的图书馆拥有藏书2.5万册。达朗贝尔觉得“人民的教育水准高于其他地方”。科克斯听见商人很有见解地谈论文学和政治时颇感讶异。18世纪的日内瓦在科学方面也有贡献：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有查理·伯内特（Charles Bonnet），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有贺拉斯·索绪尔（Horace de Saussure）。在艺术方面则真正把让·利奥塔尔献给全世界，他在日内瓦和巴黎两地学成之后前往罗马，为克莱门特十二世和许多红衣主教绘肖像，然后前往君士坦丁堡工作5年，再到维也纳、巴黎、英国和荷兰，以画像、色粉画、瓷釉画及玻璃上的雕刻和绘画来维生。老年时他画了一幅极为忠实的自画像，看上去比伏尔泰更像猴子。
日内瓦在文学方面表现平平。刊物严厉的审查制度使文学的创意和冲劲受到窒息。戏剧被认为是风波的温床而被排挤。伏尔泰于1755年首次把那出名叫《扎伊尔》的剧本演出时——在喜庐的起居间演出——教会就在喃喃嘟哝，却又容忍了这次“罪恶”，认为这是贵宾个人的缺点。然而，伏尔泰在日内瓦年轻人中组成一个演艺人员的公司时，“宗教法庭”（1755年7月31日）呼吁“大议会”强制执行“1732年和1739年有关严禁公、私剧本演出的条款”，并命令各本堂牧师禁止教区内的居民“在所谓‘伏尔泰’家的悲剧中演出”。伏尔泰虽声称深感内疚，却在其冬天的居处洛桑演出戏剧。也许由于他的建议，达朗贝尔才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篇有关日内瓦的文章中加入请求撤销禁令的文字：
并非日内瓦人自己反对戏剧（的观赏），而是因为（听说）日内瓦惧怕剧团使年轻人产生对华丽的衣着、放荡、佚乐喜爱的兴趣。不过，严格的法律若执行得彻底，难道这些缺点真补救不了吗？……文学的进步不会导致不道德的增加，日内瓦也可能把斯巴达的智慧和雅典的文化结合起来。
宗教法庭对这项请求置之不理，不过卢梭在一篇著名的《为观剧一事致达朗贝尔函》中做了答复。伏尔泰在买下费内的领地后，钻了这项禁令的漏洞，在靠近日内瓦边界不远却是法国土地上的夏特莱纳盖了一家戏院。他在那里写剧本，请巴黎的头号红演员亨利·列肯来演出开幕第一天的戏。日内瓦的各本堂牧师虽禁止前往观赏，但由于演出颇受欢迎，每当有列肯出场的当天，剧院正厅后面在节目开始前好几个小时早已座无虚席。这位沙场老将终于获得胜利，1776年“大议会”总算结束了禁止演戏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