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约翰逊于1742年问道：“在这样一个由许多不同社区、宗教各异的团体组成的整体，虽然人民十分好战，若要举兵，本极容易，但这个团体因何而能相安无事？到底用的是什么锦囊妙计？彼此利益又是如何协调的？”
这个由三种民族、四种语言、两种宗教构成的神妙的组合体，1515年以来即与外界相安无事。盗贼讲义气，也不去袭击它，因为它土地太小（最长处南北仅227英里，最宽处东西仅137英里），自然资源贫乏，地势多山，而且民风彪悍到令人生畏的地步。瑞士的军队之优仍冠于全欧，可惜维持费用极为高昂，只有将军队高价租予不同的政府，1748年共有6万名这种雇佣兵为外国服务。在某些国家，这种军人成为该国军事设施的常驻兵。这些军人成为教皇和法国诸王最钟爱、最信得过的侍卫，全世界都知道1792年8月10日瑞士侍卫军为了保护路易十六而英勇战死至最后一卒的事迹。
1715年，13个州组成瑞士邦联：其中，阿彭策尔、巴塞尔、格拉鲁斯、沙夫豪森、苏黎世等州以新教徒德国人为主；琉森、施维茨、索洛图恩、翁特瓦尔登、乌里、佐格等州则是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伯恩则既有德国人又有法国人，既有新教徒又有天主教徒；弗里堡多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该邦联于1803年允许阿尔高、圣加伦和图尔高、蒂西诺和沃德入盟。1815年，又有3个新州加入：日内瓦、瓦莱，还有一个法国人称之为格里松而德国人称为格劳宾登的地区。
瑞士虽然也是共和国，但其民主方式与目前流行的说法不同。每个州成年男子的一小部分——通常是世家——选举一个由200人组成的“大议会”（“普及议会”）和一个由24人至64人组成的“小议会”。“小议会”再任命一个更小的“秘密会”和一个担任主要执行官员的市长。权力并不区分，“小议会”兼充最高法院。乡间诸州将选举权限于土生的家庭，其他居民，不论移居多久，一律视为被奴役的阶级加以统治。这种寡头政治在瑞士极为普遍。琉森将任职为官的候选资格限制在29家，只有其中有一家消失时才可以另选一家加入行列。伯恩州虽有243个家庭有权被选任为官，但有68个家庭依例任官。1789年，俄国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辛（Nikolai Karamzin）记述说苏黎世的公民“对本人荣衔自负的程度有如国王以王冠为傲”，因为“150多年来没有一个外邦人士得过该州的公民权”。
州政府似乎都倾向专制主义的家长政治。苏黎世议会颁布过命令规定三餐、饮酒、抽烟、驾车、婚礼、衣着、个人的打扮、蓄发、劳工工资、产品品质、日用品的价格等。而事实上，苏黎世州内12个公会的理事长自然而然地成为“小议会”的会员，因此这一州比较起来是极为合作的一州。18世纪末，歌德记载说苏黎世湖畔给人“一种最高、最优秀文化的迷人和理想的概念”。
在诸州中，伯恩州的是最大、最强的一州。它的领土占了瑞士的1/3，有最繁荣的经济，其政府更被公认为有远见、效率高的政府。孟德斯鸠把它拿来和共和时期黄金年代的罗马相比。英国教士、博学的历史学家威廉·科克斯（William Coxe）描写1779年9月16日他看到的该市的景象时说：
我踏进伯恩城时，被该城特有的整洁和美丽的市容震惊。几条主要道路长而宽敞，虽说道路不直，却弯得很顺眼。房子几乎是清一色的，在拱廊之上以灰色的石头盖成。在街道的中央一条石制运河上流着最清澈的溪水，许多喷泉除了对居民有利外，更兼而美化了市容。阿尔河几乎环绕了整个城市，在比街道低很多的岩石河床上曲折而行……邻近的乡村开垦得很彻底，有山丘、草地、树林和水池……远方的地平线上更是一连串崎岖不平、山顶终年积雪不融的高山峻岭。
伯恩州贵族最大的错误是在处理沃德这件事上。这个人间仙境从日内瓦市郊区沿着日内瓦湖瑞士这一边一直延伸到洛桑（该州首府），而且一直朝北到纳沙泰尔湖滨为止。伏尔泰和吉本在这些可爱的湖畔及长满葡萄的山丘上享受着高度文明的生活，卢梭也在这里长大、受苦，并在沃韦附近的克拉雷斯安家。这个地区于1536年划归伯恩州治理，其公民丧失任官权，在异族遥远的统治下烦躁不已，经常起而反抗，可惜均未成功。
各州对别人的自治采取监视的嫉妒态度。每个州都自认为是最高统治者，可以自由宣战，自由与外邦缔盟，因此天主教诸州与法国在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联盟。为了减少各州之间的纷争，每州派遣代表前往在苏黎世召开的瑞士国会。然而这个邦联会议的权力极为有限，它无法把该会的决议强制加诸不愿接受之州。该会的决定若想有效，必须全体同意方可。自由贸易虽在原则上被接受，又被各州之间税则冲突抵消。没有通用货币，州际的道路也没有共同管理。
虽然有自然障碍和立法上的限制，经济活动却极兴盛。农奴制度除了靠近德国或奥地利边界少数区域之外已告绝迹，几乎所有农人都拥有自己耕作的土地。在“森林区各州”（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琉森等州）的农人因为地理因素的关系贫穷；苏黎世周围的农人则很富庶；伯恩州有许多农人因细心、坚持畜牧而聚积了大笔财富。漫长的严冬和运输的困难迫使瑞士把农业和工业加以合并，纺纱或制造手表的同时也耕作园圃或种植葡萄。弗里堡早以其格吕耶尔乳酪而闻名，苏黎世以其花边，圣加伦州以其棉花，日内瓦以其钟表，纳沙泰尔也以其花边，而全瑞士更以其酒驰名于世。瑞士的财政更是当时全欧羡慕的，瑞士商人更是到处活跃。巴塞尔推展与法国和德国的贸易，苏黎世则致力同德、奥贸易，巴塞尔、日内瓦、洛桑等地都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竞争印刷中心的地位。在哈勒和卢梭欣赏并夸赞瑞士诸湖撩人的美景和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的壮观后，旅游业对邦联经济上的贡献越来越大。
瑞士的道德标准可能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欧陆各国都要高，该半岛和瑞士类似的天然条件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农人家庭可说是勤奋、节制、团结和节俭的典型。城市中也有少数政治腐败及贩卖官位的事情发生，但即使在这些地方，气候不佳及山区地形的限制、新教徒的伦理，造成道德方面的稳定。瑞士人不论贫富，衣着都很朴素。瑞士境内禁奢令规定依旧很严，而且执行得彻底。
宗教半是组成政府，半是带来纷争。百姓被强制规矩地到礼拜堂做礼拜，由于城镇太小，匪徒无法在群众中躲藏。礼拜天几乎是表现无休止的虔诚的一天，据说苏黎世诸旅店在礼拜天唱赞美诗时随着歌声的扬抑而颤动。但敌对的各教——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则示范了最恶劣的行为典型，因为这些教派解放了恨意而锁住了心。有些天主教掌政的州严禁举行天主教以外的礼拜仪式，新教徒的州则禁止新教之外的礼拜仪式。法律禁止脱离该州的教会另行组织独立教派。1747年，琉森州的雅各布·施米德林就因企图组成一个脱离教会独立的虔信派运动，受酷刑之后而死。新教诸州要求候选担任政治、教会或教育方面职位的人必须发誓是正统的加尔文教派信徒。教会和州政府检查得很严格。在“森林区各州”，农人的贫穷、暴风雨、山崩、雪崩、植物病虫害、水灾和周遭山陵的险峻合在一起，产生了对在怒目而视的山巅和旋风里的恶魔的恐惧之心。受到侵袭的乡下人为了吓唬那些超自然的敌人，请求教士们给予伏魔的咒语，并以庆典仪式来祈福保障其羊群。烧死从事巫术者的处罚，日内瓦早于1652年废止，伯恩于1680年、苏黎世于1701年、天主教各州于1752年也先后废止。
这种无知的情况因州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而获得启蒙。巴塞尔大学因宗教狂热而式微，该校几乎一点也不欣赏约翰·雅各布和丹尼尔·贝努里等人的成就，更使尤勒逃往较亲善的学堂。即使如此，瑞士产生了足以与其人口成比例的学者、诗人和科学家。我们前面已提过苏黎世的博学之士约翰·博德默尔和约翰·布廷格赖，他们两人因为反驳戈特舍德对布瓦洛和古典公式的偶像崇拜而对德国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颂扬英国诗优于法国诗，把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介绍给德国读者；他们使古歌（1751年）和吟游诗人重新出现。他们两人的教条传给莱辛、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和年轻的歌德，打开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及对“中古时期”兴趣的再现。一个名叫萨洛蒙·格斯内（Salomon Gessner）的苏黎世诗人刊印了《牧歌》（Idyllen，1756年）——这些田园诗描写的田园极美，使欧洲各国争相抢译，威兰德和歌德等诗人更是登门造访。
除了卢梭，18世纪最值得怀念的瑞士人是伯恩州的哈勒，他是当时当地最伟大的诗人和科学家。他先后在伯恩、图宾根、莱顿、伦敦、巴黎、巴塞尔等地学习法律、医药、生理学、植物学和数学。回到伯恩后，他发现了阿尔卑斯山，发觉其美丽、壮观及线条美，而谱之入诗。他21岁时（1729年）刊印了一卷抒情诗，名叫《渴望阿尔卑斯》（Die Alpen）。热心的科克斯认为该书“有如该诗歌描述的山一样崇高与不朽”。这在各方面可能都领先于卢梭。该书邀请全世界的人来景仰阿尔卑斯山，使自己的灵性获得提高，也可见证上帝的存在；谴责都市是奢侈和无宗教的深渊，必然导致肉体与道德的腐败；同时赞扬农夫与居住山间的人，因为他们身体健硕、信仰笃诚、淳朴善良；更呼吁男女老少离开城市，到宽阔的野外过更淳朴、更清醒、更健康的生活。
然而，哈勒是以科学家的身份为全欧所熟识的。英王乔治二世于1736年授予他哥廷根大学植物学、医学和测量学的教授资格。他在该校执教17年，由于名气甚大，牛津大学和哈勒大学都邀请他前往执教，腓特烈大帝更希望他继莫佩尔蒂之后担任柏林学术院的院长，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设法劝他前往圣彼得堡，而哥廷根则想请他担任大学校长。他却退隐伯恩，担任保健官、经济学家、州长，并极力筹编该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著之一《基本人类心理学》，这我们以后还会再提到。
在研究科学的这几年中，他依旧维持着宗教方面虔诚的正统和严格的道德标准。审美观点和哈勒匹敌的卡萨诺瓦于1760年分别拜访过哈勒和伏尔泰。现在我们来重温一下卡萨诺瓦的记载：
哈勒个子高大，有6英尺高，体型宽大——在身体和智力方面都是一个巨人。他很亲切地接待我，而且毫无保留地、既精简又谦虚地答复我所有的问题……我告诉他，我还想见见伏尔泰先生时，他说我这么做很对，又一点也没有醋意地说：“伏尔泰先生是一个值得认识的朋友，虽然，跟物理学的原理刚好相反，有许多人知道他这个人远看时更伟大。”
数日后，卡萨诺瓦在喜庐见了伏尔泰——
“伏尔泰先生，”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我在您门下前后达20年，能得拜见师父真是欢喜。”
然后他问我从何处来。
“从罗歇城来。没有见过哈勒之前真不想离开瑞士……我把您留在最后造访，当作‘最佳的回忆’。”
“你对哈勒满意吗？”
“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三天就是和他在一起。”
“恭喜你。”
“我很高兴您能公平对待他。我又为他未能公平待您而感到遗憾。”
“哈！也许我们两个都搞错了。”
1775年，哈勒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书是他印行的《有关最近几次抵制“启示录”……的自由思想的尝试的信》。该书是他为抵消伏尔泰的那本《百科全书质疑》的努力之作。他写了一封感人的信给这位恐怖的异教徒，邀请他（已81岁）重新捕捉“天才一接近，马上飞走的宁静”，“然后，全欧最有名的人才会兼而身为最快乐的人”。哈勒自己从未宁静过。他生病时焦躁不安，因为他对疼痛极为敏感。“他老年抽上鸦片，鸦片虽然可暂时止痛，只增加了他天性的不耐烦。”他很害怕地狱，时常责难自己施予“骗局和其他滑稽太多”。他总算于1777年12月12日获得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