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他本人都对这次接待感到满意。腓特烈以高卢式的礼节欢迎他。伏尔泰向黎塞留报告说：“他拿着我的手亲吻，我也亲吻他，把自己当作他的奴隶。”他在无忧宫得到一间极为华丽的房间，正好在皇家御宫上面。国王的马匹、车夫、马车，还有厨师，都供他使唤。十多名仆人侍候着他，上百名王子、公主、贵族，还有皇后本人都来看他。他正式担任国王的御前大臣，年俸2万法郎，主要的工作是纠正腓特烈的诗与讲话中的法文错误。他成为一人之下的权贵。一个来访的德国人认为那次交谈“胜过书本千百倍的有趣”。伏尔泰后来回忆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比那里在有关怀疑人类的言谈方面有更大的自由。”
他是一个易发狂喜的人。他在写给阿让塔尔的信（1750年9月）中写道：
经过30年的暴风雨吹袭后，我总算找到了一个避风港。我得到国王的保护及与哲学家交谈的机会，还有易于亲近的人那些可爱的天性，这一切的一切都集合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16年来一直想安慰我的不幸，保护我免受敌人的侵害……我在这里得到永远宁静的命运。要说世界上有什么是确实的，那就是普鲁士国王的个性。
他写信给德尼斯夫人，请她前来同住。她却很聪明地挑了巴黎和情人。她还警告他不得在柏林久居。和国王之间的友谊（她说）总是不保险的。他却改变了主意和嗜好。人总得处处提防，不要去冒犯皇家的情绪和意愿。伏尔泰迟早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仆人和囚犯，而不是什么朋友。
这位愚蠢的哲学家把信寄给腓特烈看，腓特烈为了保住这块瑰宝，这样回信（8月23日）：
我已看过令侄女从巴黎写给你的信。她对你的感情我极赞佩。如果我是德尼斯夫人的话，我也会和她有一样的看法。不过，由于事实上我还是我，我的看法与她不同。成为使我的敌人不幸的原因，我会极为失望；那么，一个我所景仰、我所爱，而且为我牺牲了他自己的国家，及对于人道来说最足珍惜的东西的人，我如何会希望他不幸呢？不会的，我亲爱的伏尔泰，要是我能预见你从法国搬来会给你带来丝毫不利的话，我一定是第一个劝你打消这种搬家的念头的人。我一定会珍惜你的幸福，胜过我能拥有你的最大快乐。但是你是哲学家，我也是哲学家；那么，除了让哲学家住在一起、研究同样的东西、以共同的兴味和相似的思想方式结合外，难道有更自然、更简单、更合乎事理的安排方式能给他们彼此更大的满足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在这里一定很快乐，你一定被当作文学和有鉴赏力的人们之父。你一定会从我这里得到有你的成就的人能从景仰他的人身上得到的一切慰藉。晚安。
这位老哲学家只花了4个月的工夫就把乐园毁了。伏尔泰虽是一个百万富翁，却无法很平静地错过广聚财富的机会。萨克森的国家银行发行过一种纸币，叫作公债证券，如今价值已惨跌至原票面额的一半。在《德累斯顿和约》中腓特烈曾经要求过，说普鲁士人购入的这种债券到期后应以面值的黄金数额偿付。有些狡诈的普鲁士人在荷兰以低价购入这种公债证券，再在普鲁士以全额换回。1748年5月，腓特烈为了表示对萨克森公平起见，下令禁止这种进口货。1750年11月23日，伏尔泰在波茨坦把一个名叫亚伯拉罕·希尔施的犹太银行家召到腓特烈跟前。根据希尔施的说法，伏尔泰曾经要他到德勒斯顿以面值35%的价格帮他购买价值18430埃库的公债证券。希尔施力称曾向伏尔泰提出过警告，说这些银行纸币无法合法带进普鲁士。伏尔泰（据希尔施称）答应过保护他，而且曾给他巴黎和莱比锡的兑换状。为了担保这笔款项，希尔施还把被估价值18430埃库的钻石交由伏尔泰保管。经纪人走后（12月2日），伏尔泰反悔，而希尔施在抵达德累斯顿后，也决定不做这笔交易。伏尔泰停止兑换状的付款，使那个银行家折返柏林。据希尔施的说法，为了让他保持沉默，伏尔泰买了价值3000埃库的钻石，想贿赂他。估价之事起了争执，伏尔泰冲着希尔施的脖子施以一拳，把他击倒。由于得不到更大的补偿，他把希尔施逮捕，并把这次纷争诉诸公审（12月30日）。希尔施揭穿了伏尔泰想要购买萨克森债券的阴谋。伏尔泰矢口否认，说他派希尔施到德累斯顿去买貂皮，但谁也不相信他。
腓特烈知悉这件事后，从波茨坦发出一封愤怒的信给当时在柏林的伏尔泰（1751年2月24日）：
我本来很乐意接待您到我家来，我景仰您的天分、才华和成就，我也有理由认为，一个年龄像您这么大的人，在置身于暴风雨中，感到疲惫之际，到这里来是有如找一个安全的港口一般来找庇护所。
不过，您在初来这里时，您就以有点奇特的方法要求我不让费内隆从巴黎发布消息，而我竟然软弱得……答应了你，虽然您无权决定我要谁来做事。巴库德·达朗特冒犯过您，大方的人早该原谅他；有报复心理的人才会整那些他们仇恨的人……虽然达朗特没对我怎么样，却因您的关系才不得不走路……您和一个犹太人做了世界上最邪恶的事。这件事已成为大街小巷物议的丑行。由于有关公债证券的事在萨克森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使人们对我抱怨不已。
在我个人说来，您未来之前我家一向宁静平和；现在我警告您，要是您有心耍计谋，想结党的话，您找错对象了。我爱的是和平、安详的人，他们不会在行为中加入悲剧色彩的情感。要是您肯决心过哲学家的生活，我很高兴能见到您。不过，要是您自甘臣服于您的感情带来的暴行，而且跟全世界争执的话，您来也对我没有好处，不如留在柏林。
审理法院判决伏尔泰胜诉。他向国王谦卑地道歉，腓特烈也原谅了他，不过劝他“不要再吵架，不要跟《旧约》吵，也不要跟《新约》吵”。其后伏尔泰不再住在无忧宫，而是附近一处名叫马奎萨特的乡间宜人的小屋。国王虽派人向他保证重新景仰他，但伏尔泰没有相信那些话。皇家诗人送来一些诗，请他润饰其中的法文。伏尔泰卖命地改，改得极不客气，结果惹火了原作者。
伏尔泰这时写成他那首名叫《论自然》的诗。该诗想在自然中找到上帝，主要按照蒲柏的诗句演绎而成。更重要的是那本《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他在这忧患的几个月里整理完成，并在柏林出版（1751年）。他急着要在时势迫他离开德国之前将之付印，因为只有在腓特烈的统治下，这才能逃过审查一关。他在8月31日写给黎塞留的信上说：“你也很清楚，（在巴黎）没有一个负责审查的人不以删改或扣留我的作品为乐，并以之为其职责。”法国禁止卖这，荷兰与英国的书商刊印盗版，连一文版税也没有给伏尔泰。只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可能更能了解他对金钱的喜爱。除了教会人士和政府机构外，他还得和这些流氓书商一决雌雄。
《路易十四时代》是伏尔泰的作品中准备得最彻底、最谨严的一部。他早于1732年就已有了腹稿，却于1734年才动笔，1738年又将之搁下，然后于1750年再动笔。为了写这，他一共阅读了200及无数本未付印的回忆录，并咨询了数十位“大时代”的人物，研究了卢瓦和柯尔伯等主教留下来的原始文件，并向诺瓦耶公爵借阅路易十四留下来的手稿，还在卢浮宫的档案室找到未曾用过的重要文件。遇到互相冲突的证据时，他总是细心谨慎地衡量，达到极高的可靠性。与夏特莱夫人在一起时，他想成为科学家，结果失败了。其后，他恢复写历史的老本行，在这方面他的成就是一大革新。
1739年1月18日，在一封信中他曾表明他的目标：“我的主要对象不是政治与军事史，而是艺术、商业、文明等方面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人类心智的历史。”更清楚的是他1736年在写给塞奥特的信中所说的：
我搜集路易十四时代的逸事时，我要的并不只是有关国王本人的，我更需要的是他在位期间发达的各种艺术。我喜欢有关拉西纳、布瓦洛、基诺、吕里、莫里哀、勒布伦、布歇、普桑、笛卡儿及其他的细节，而不喜欢有关斯滕凯尔克之役的细节。指挥兵团与舰队的人死后只留下了一个名字，赢了100次战争，对人类也没什么成果可言。而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些伟人为未降生的各世各代的后人准备好既纯洁又耐久的愉快。连接两个海的运河、普桑的一幅画、一出美好的悲剧、发现了的真理，这些东西都比宫廷的年鉴、战役的叙述珍贵1000多倍以上。你们都知道，我把伟人列在第一，所谓“英雄”则敬陪末座。我所谓的“伟人”，就是那些在“有用”与“宜人”方面有优异表现的人。专门蹂躏各个省份的人只配称为“英雄”而已。
要是军事方面的英雄自野蛮主义中挽救文明的话，也许伏尔泰会把他们的地位从最后一名提升一点。这位除了文字之外任何武器一窍不通的哲学家会乐于把同类的地位提得那么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原计划整都谈文化史，由于夏特莱夫人建议他谈谈各国的“通史”，他加入了谈政治、战争、宫廷诸章，使这成为在他笔下逐渐成形的那本更大的《通史》的同类延续。这也许就是文化史无法在该书其余各章连成一体的道理。该书前半部专谈政治史与军事史，然后有几节专谈礼仪（“特性与掌故”）、政治、商业、科学、文学、艺术与宗教。
这位被禁锢的作家很羡慕地回顾诗人（表现良好的话）受到国王礼遇的那个朝代。他之所以强调路易十四对文学和艺术的支持，目的是旁敲侧击地攻击路易十五对这种支持的漠不关心。由于前一时期的伟大在回顾中显得有如镀了金一般的突出，其专制与宗教迫害则为人淡忘，伏尔泰多少把这位“太阳王”加以神化，也津津乐道法国诸将的战绩——虽然他也非难对巴拉丁地区人民的蹂躏。不过，批评他的人在这次首度进行完整史的尝试面前销声匿迹。当时有眼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把历史当作文明的传记、当作由艺术和观点变为文学与哲学的东西。该书出版不到一年，查斯特菲尔德伯爵就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
伏尔泰从柏林寄给我一本他写的《路易十四时代》。这来得正是时候，博林布鲁克爵士刚教我读历史的方法，伏尔泰又告诉我该怎么写历史……该书是人类的理解史，由一个天才为有智识的人所写的……他没有我见过的历史学家在宗教、哲学、政治、国家等方面的偏见，他在叙述此等事物时都极忠实、极不偏袒，只要可能的话，都带着我们必须永远保存的那份关切。
在从事文学方面的忙碌工作的同时，伏尔泰也担心自己在腓特烈宫中的不安全。1751年8月，经常读作品给国王听的欢乐物质主义者拉梅特里把他们主人的话传给伏尔泰：“我最多再留他（伏尔泰）一年（来纠正我的法文）。人在把橘子挤过后总是把橘子皮丢掉。”有人怀疑腓特烈说出这种话的真实性，腓特烈不会这么神秘兮兮的，拉梅特里希望伏尔泰下台则不无可能。伏尔泰在9月2日写给德尼斯夫人的信中说：“我尽可能想尽办法不去相信拉梅特里的话”，“不过，我还是不明白”。10月29日给她的另一封信说：“我还是梦见那块橘子皮……从钟楼掉下去的人发现自己在空中安然无事时说：‘不错，只要能维持下去。’这个人十分像我自己。”
闯入这出闹剧的还有另一位住在德国的法国人。腓特烈说，同一王宫里的两个法国人中总要有一个没命。柏林学术院院长莫佩尔蒂是无忧宫贵客中尊荣仅次于伏尔泰的上宾。也许伏尔泰未曾忘记夏特莱夫人曾经喜欢过莫佩尔蒂的往事。1751年4月，伏尔泰举行了一次餐宴，莫佩尔蒂应邀前来。伏尔泰说：“你的那本《论欢乐》一书使我欢喜异常，只有少数晦涩的文字例外，我们改天找个夜晚谈谈。”“晦涩？先生，对你来说也许是有一点。”莫佩尔蒂不悦地应声。伏尔泰把手搭在这位科学家肩上。“院长先生，”他说，“我敬仰你。你勇敢，你好斗。我们可以来一下。不过，我们且吃吃国王的烤肉吧！”他写给阿让塔尔的信（5月4日）中说：“莫佩尔蒂的风度并不讨人喜欢。我和他不合，据说他的资料中掺入羡慕的成分……他是一个有点乖戾的绅士，不太合群。”1752年7月24日，给德尼斯夫人的信中说：“莫佩尔蒂已处心积虑地散布谣言，说我觉得国王的‘作品’很糟糕。还说我向某人提到过国王交给我的诗句，说：难道他老是把脏亚麻布拿来给我洗（献丑），自己不腻吗？”我们不敢确定莫佩尔蒂是否真把这个谣言传给腓特烈，伏尔泰却认为真有其事，因而决心一斗。
莫佩尔蒂对科学的贡献之一是“最少作用原理”——世界上一切运动的效果似乎都由达到这一结果所需的最小之力气来达成。由于莫佩尔蒂的关系才成为柏林学术院一员的塞缪尔·科尼希（Samuel Koenig）发现了据称是莱布尼茨一封未付印的书信的复本，其中早已提到过这种原理。他写了一篇有关他的发现的文章，在印行之前他却把它交给莫佩尔蒂，而且答应，要是院长不同意的话可加扣留。莫佩尔蒂也许是因为匆匆看完的关系，居然同意其印行。柯尼希把这篇文章刊印在1751年3月号莱比锡的学报上。结果引起了一阵骚动。莫佩尔蒂要柯尼希把莱布尼茨的那封信交给学术院。柯尼希答称他仅在其友亨齐的文件堆中见过该文的抄本，而他的这位朋友早于1749年被吊死。他把这份复本抄了一份，再把它交给莫佩尔蒂。莫佩尔蒂还是要见原件。柯尼希才承认说如今原本已无法找到，因为亨齐的文件在他死后早已散置各处。莫佩尔蒂把这件事交给学术院处理（1751年10月7日）。秘书交给柯尼希一份强制令，要他拿出原本。他办不到。1752年4月13日，学术院宣布莱布尼茨那封假想的信是冒牌货。莫佩尔蒂并未到会，他因痨病吐血感到不适。柯尼希向学术院提出辞呈，并发布《对大众诉愿》（1752年9月）的文章。
柯尼希有一段时间在锡雷当伏尔泰和夏特莱夫人的贵宾，前后住了两年。伏尔泰决定为他以前的朋友打击现在的敌人，于9月18日发表了一篇《一个柏林学术院院士对一个巴黎学术院院士的答复》的文章，为柯尼希的案子再次声明，并做结语：
莫佩尔蒂先生在科学的欧洲面前，不仅被指控剽窃与谬误的双重罪名，还被指控滥用职权来迫害自由讨论、迫害老实人……我们学术院中许多院士抗议如此露骨的行径，要不是生怕惹国王不高兴的话，真会离开学术院！
这篇文章虽未署名，腓特烈还是看穿了伏尔泰狡诈的手腕。他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写了一篇答复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伏尔泰的《答复》被描写成“怀恶意、怯懦、声名狼藉”，而其作者更被标上“无耻的骗子”“丑恶的土匪”“愚昧的中伤的捏造者”等恶名。这篇文字也不署名，标题页上却画有普鲁士兵器与鹰、权杖和皇冠。
伏尔泰因而被激怒。他从来受不了让敌人攻击自己到无语的地步，也许他已决心要与国王决裂。他写给德尼斯夫人的信（1752年10月18日）中说：“我虽然没有权杖，但我有笔杆。”他逮住了一个大好机会，原来莫佩尔蒂不久之前（1752年在德累斯顿）才刊印了一系列的“信札”，在信中提议向地底下挖掘地洞，可能的话最好挖向地球中心，以便研究地层构造；把埃及的金字塔之一炸毁，以发现金字塔的目的与结构；建立一个只许说拉丁文的城市，让学生们到那里住上一两年，用他们学习本国语言的方式来学拉丁文；医生只有在治愈病患后才收费；够量的鸦片烟可使人预见未来；适当地照料身体可使我们延年益寿。伏尔泰抓住这些“信札”的漏洞有如老鹰抓小鸡，仔细地略过其中说得对的部分及幽默的痕迹，而把其余的部分欢欣地把玩于他机智的双角上。因此，他在1752年11月写成了著名的《医师和教皇的宗教裁判官——阿卡其亚博士的议论》（Diatribe of Dr.Akakia，Physician and Ordinary to the Pope）。
“diatribe”（恶骂、诽谤）这个字在当时的意思是议论，“akakia”则是“单纯而不狡猾”的希腊文。这位所谓的医生一开头就以显然无邪的口吻怀疑像柏林学术院院长这么伟大的人竟然会写出这么荒谬的书。总归一句话：“这个年头最流行的，莫过于由年幼无知的作家来以知名之士的名字刊出配不上那些大作家水准的作品。”这些“信札”一定就是此类赝品，饱学的院长绝不可能写出这种没意义的东西。阿卡其亚博士更坚决反对病患只在病愈后才付钱给医生——这项建议一定在伏尔泰绞痛的心里激起了怜悯之情：“难道当事人在败诉之后就可以剥夺律师拿诉讼手续费的权利吗？医生答应协助，但没答应过一定治愈。他尽一切本事来医治，也就依据这项标准来收费。”要是说学术院的院士每犯一个错就从其年薪中扣除几许杜卡特，而在一年内每说一句荒谬的话，也一样扣除些许杜卡特，院士们的感受将是如何？这位医师进而详述伏尔泰指出的莫佩尔蒂的作品中他认为的错误或谬误之处。
那篇文章并不是像一般人印象中充满机智的讽刺性文章，一部分重复了又重复，而一些指责更是毫不留情地在鸡蛋里挑骨头。不过，伏尔泰对自己这一手极为得意，使他抵挡不住眼见该文印成之后的快感。他把该文的一份手稿送交海牙某印刷商。同时，他把另一份手稿呈递国王。腓特烈私底下同意莫佩尔蒂有时自负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他虽然喜欢这篇笑骂文章（至少有人这么说过），却禁止伏尔泰将之出版。显而易见，这件事涉及柏林学术院的尊严和权威。伏尔泰允许他保有那份手稿，那篇讽刺性文章却在荷兰出版。不久，有3万份流传于巴黎、布鲁塞尔、海牙、柏林等地。其中有一份传到腓特烈手中。他以极强烈的字眼来表达他的愤怒，使伏尔泰逃往都城一个朋友的住处。1752年12月24日，他从窗口往外看去，看见国家执行官公开烧毁他那篇“议论”。1753年1月1日，他把红衣大臣的金钥，还有荣誉十字勋章，一并交还腓特烈。
这次他真的病了。丹毒烧去他的眉，赤痢折磨他的肠，伤寒侵蚀着他。2月2日开始，他整整两周卧病在床，一位探病者说他已经“完全像骷髅”。腓特烈动了怜悯之心，派遣自己的私人医生去为这位诗人看病。病况有起色后，伏尔泰写信给腓特烈，请国王允许他到普隆比耶尔，听说那里的水可能治愈他的丹毒。腓特烈命令秘书回信（3月16日）说：“他随时可以辞职不干，无须以普隆比耶尔的水为托词；不过在临行之前一定得好心地把……我委托他的那本诗集……掷还给我。”18日，国王邀请伏尔泰再度搬进无忧宫的老房子。伏尔泰搬来住了8天，显然和国王言和，却没把诗交出。3月26日，他向腓特烈辞行，两个人都假装这次分离只是临时性的。国王说：“保重贵体最要紧，别忘了我期待着你拿到仙水后能再聚会……一路顺风！”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友谊虽然就此告一段落，但荒诞的仇视和敌对继续存在。伏尔泰带着秘书和行李，坐着自己的马车前往萨克森莱比锡这个安全的地方。他在那里以体弱为由耽搁了3个礼拜，一面增加《议论》一文的内容。4月6日他接到莫佩尔蒂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
公报登载你在莱比锡耽误了行程，因为你病了；私人的消息则向我保证，说你之所以在那里停留，目的是出版一些新的中伤文字……我素未与你为敌，未曾写过诽谤你的文章、发表过中伤你的言论。我一直以为，对你已在国外散布的那些鲁莽的文字做答辩实在不值得……不过，要是你的用意真是想再度攻击我，而且攻击我的人格……我只有郑重向你宣布……老夫身体壮得很，走到天涯海角都追得上你，还要好好向你报仇。
伏尔泰还是把润饰过后的《议论》和莫佩尔蒂的信一并出版。这份如今已增为50页厚的小册子成为德、法两地各国王宫茶余饭后的话题。威廉明妮从拜罗伊特写信给腓特烈（1753年4月24日），承认她在阅读这份小册时，自始至终都无法忍住不笑。莫佩尔蒂没有实践自己的恐吓，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是因仇恨与悲愤未雪而死。他比“阿卡其亚博士”还多活了6年，1759年因肺结核死于巴塞尔城。
4月19日，伏尔泰又搬往哥达。他在该城投宿一家大众旅馆，萨克斯—哥达公爵及夫人立即赶来说服他到他们王宫去住。由于这个小王宫喜爱文化，以公爵夫人的名义召集了许多显达与文人，伏尔泰朗读他的作品给他们听，连喧闹作乐的《女仆》也念给他们听。然后再前往梅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报应”在那里赶上了他。
腓特烈眼看着伏尔泰继续和莫佩尔蒂斗，担心这个不负责任的人会不会把自己所作的那些诗公之于世，因为这些秘密出版的有一本仍在伏尔泰手上——那些诗有的很猥亵，有的是讥讽基督教的，有的是对当时的君王的叙述，调侃多于尊敬，因此很可能会惹火一些有权势的人。他对住在法兰克福的普鲁士人弗赖塔格下令拘留伏尔泰，直到这个小丑把他们友谊的蜜月期间国王送给他的诗和许多装饰物交还。虽然法兰克福是一个“自由市”，仰仗腓特烈的地方还是很多，因此该市不敢干预这些命令。而从伏尔泰的角度来说，还是普鲁士国王的臣子正在向国王请事假期间。弗赖塔格6月1日到伏尔泰前一晚抵达的金狮旅店，很有礼貌地把勋章和诗集要回。伏尔泰允许他检查行李，并把装饰品带回去，至于国王写的那些诗，他说可能放在一个已经运往汉堡的箱子里。弗赖塔格下令监视他，直到那只箱子从汉堡运回来。6月9日，这位盛怒的哲学家看到德尼斯夫人的抵达而安慰不少。她见他憔悴的模样，为之一惊。“我早知道那个人（腓特烈）会把你整死！”6月18日，那只箱子运回来了，那本诗集找到后也交了出去。但就在同一天，波茨坦又来了一个新的指令，命令弗赖塔格在没有进一步的命令到来之前先维持“现状”。伏尔泰的耐心几乎已达极限，企图逃走。6月20日，他把行李留在德尼斯夫人那里，带着秘书偷偷地逃离法兰克福。
在他们还没抵达该市辖区边界之前，弗赖塔格便追上，把他们带回市区，以囚犯的身份把他们囚在山羊旅店，因为弗赖塔格称“金狮的老板不愿伏尔泰再踏足他的店，因为他吝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至此，伏尔泰的钱悉数被看管他的人夺去，还有他的手表及身上佩戴的珠宝和鼻烟盒——由于他哀求说鼻烟盒是他不可或缺的东西，马上退还给他。6月21日，腓特烈下令释放伏尔泰的信送到，不过弗赖塔格认为向国王报告说伏尔泰曾企图逃走之事乃职责所在，他是否应该获释？7月5日，腓特烈回信说还是照样释放。被拘禁35天之后，伏尔泰总算获释。7月7日，他离开法兰克福前往美因茨。德尼斯夫人折返巴黎，希望能为伏尔泰踏上法国国土的许可之事奔波。
他被逮捕的消息已经传开，事到如今，不管他走到何处，总是受到欢迎与赞美，因为除了威廉明妮外已经没有人欢迎腓特烈，伏尔泰虽然有那么多恶行，依旧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在美因茨住了3周后又带着和王子一样多的随从动身前往曼海姆和斯特拉斯堡两地（8月15日—10月2日），他在那里想象自己已经踏上法国国土而欢欣。然后他前往科尔马（10月2日）。威廉明妮在前往蒙特利埃途中路过科尔马城，前往访问他，而且“慷慨地”安慰他。他的体力已恢复了许多，而且还给来信抱怨自己大腿越来越胖的德尼斯夫人回了许多大胆的信：
“亲爱的”，我可爱的孩儿，你的双腿和我的双腿会怎么说呢？要是四条腿能并在一起，那就好多了……你的腿不是长来吃苦的。这两条即将被亲吻的可爱大腿如今却被含羞地对待。
他以较谦卑的语气写信给蓬巴杜夫人，求她说服路易十五，准许他回巴黎。不幸的是，海牙一个盗印书籍的出版商此时出版了一本被篡改过的《通史录》，就是伏尔泰那本未完成的《通史》的删减本，有一些对基督教极为尖刻的非难。该书在巴黎很畅销。路易十五对蓬巴杜夫人说：“我不希望伏尔泰到巴黎来。”科尔马市耶稣会的人士要求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试过以在耶稣复活节那天吃圣餐的方式来平息教会人士的愤怒，唯一的结果是：他的朋友和耶稣会的人士联合起来，称他是伪君子。孟德斯鸠评论说：“你们留意看伏尔泰吧！他不晓得把头摆在何处。”然后又补上一句说：“好人要比美貌的人有价值得多。”
这位无家可归的哲学家绝望地想离开欧洲到费城定居，他很羡慕宾夕法尼亚州的精神和富兰克林的成就。当时富兰克林刚刚完成把闪电和电连在一起的工作。“要是海洋不使我头晕到支持不了的地步，我愿意到宾夕法尼亚州教友派信徒群中度我余年。”1754年6月8日，他离开科尔马城，在洛林郡的本笃修道院找到庇护所。博学的唐·奥古斯丁·卡尔梅特担任该修道院的院长。该院图书馆藏书1.2万册。伏尔泰在院中与修士共同生活了3周，找到安宁。7月2日，他又迁往普隆比耶尔，总算喝到了当地的水。德尼斯夫人在那里陪着他，其后一直是他的情妇。他又开始流浪，回到科尔马，发现住得不舒服，又往前行，在第戎住了一夜，再到里昂住了一个月（11月11日—12月10日）。他在老友、债务人黎塞留公爵家里做客一周。然后，也许是怕连累到他，又搬进皇宫旅社住。他到里昂学术院讲课，得到一切殊荣。他有些剧本在当地戏院中上演，他的精神也因掌声为之一振。他本想在里昂定居，无奈唐森大主教反对，伏尔泰只有离去。他知道只要他留在法国，迟早会被逮捕。
1754年底，也许是1755年初，他越过朱拉山脉，进入瑞士国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