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二世登基时28岁。如安东尼·佩斯内一年前所画，他身披闪亮的胄甲，却是一个音乐家和哲学家：容貌俊俏仁慈、双眼大而蓝灰、眉毛高傲。法国大使说：“风度自然、迷人，声音柔美诱人。”他依旧是伏尔泰的弟子。他继位后6天写信给伏尔泰：
我的命运已经改变。我已亲眼见过国王咽下最后一口气、懊恼和去世时的情景。在我登上宝座之际，我想无须人叫我去厌恶人类伟大的虚荣……我请您把我当作一个热忱的国民、带着几分怀疑的哲学家、诚实的朋友。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写信给我时，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也跟我一样地来指责官衔、虚名和外观的壮丽铺张。
3周后，他又写给伏尔泰，说：
由于有无限量的工作落在我头上，使我几乎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我觉得，自从家父亡故后，我应该把生命整个奉献给国家。我抱着这种看法，以我体能的极限来工作，尽速处理事务，做一些最适合公益的工作。
事实也是如此。在他继位次日，因为春天天寒，他判断收获期将会延迟而且歉收，下令打开公用谷仓，并把谷物以合理价格卖给穷人。上任第三天，他就废止普鲁士境内各地审讯刑事案件时使用的刑具，比贝卡利亚（Beccaria）划时代的论文早了24年。刑具在过去虽然为法令允许，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已不使用，腓特烈也只有在1752年某个案件中破例使用过一次。1757年，他任命普鲁士司法总长萨姆埃尔·科西奇，监督并大力改革普鲁士法律。
在他上任的第一个月，哲学的影响也在其他行动上表现出来。6月22日，腓特烈颁布了一道很简单的命令：“所有宗教必须加以容忍，政府应负责不使任何宗教不公正地相互攻讦，因为在本国之内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进天堂。”他虽未对出版自由发布过正式命令，实际上他是允许的。他对各部部长说：“言论是自由的。”他对成千本对他不利的诽谤刊物的印行保持轻蔑的缄默。有一次，他看见张贴在街上的讥讽嘲骂他的文章时，他把那份海报挪到更醒目的位置上。他说：“我的人民和我之间已达成彼此认为满意的协定，他们可以随便说，我也可以随便做。”不过，所谓“自由”也不完全是为所欲为，腓特烈成为大帝时，他也不许民众批评他的军事措施和税则。他还是一个独裁君主，虽然他曾想使自己的措施和法律保持一致。
他无意改变普鲁士的社会结构和政府组织。行政机构和单位一仍其旧，唯一的不同是腓特烈更加密切注意，也更卖力地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成为自己贵族阶级的一员。法国大使说：“他以极为令人满意的方式开始处理国事，到处都可以看得出他对子民的善举及与子民的同心。”可惜这种福祉并不包括缓和农奴制度在内，普鲁士农人的境遇还是比法国农人差，贵族依旧保留其特权。
伏尔泰的影响和莱布尼茨的传统合力促成柏林科学院的复兴。该学院由腓特烈一世创建（1701年），又为腓特烈·威廉一世忽视，如今腓特烈二世使它成为全欧最著名的一所研究院。我们都已知道他把放逐在外的沃尔夫召回。沃尔夫想做学院院长，可惜他年龄太大了，腿力又不足，而且稍稍有一点趋向正统的趋势。腓特烈要的是一个“坚强精神”者，一个赶得上最新科学而且不受神学窒碍的人。经伏尔泰推荐之后（后来又后悔），他邀请（1740年6月）正值壮年的莫佩尔蒂前来。这位先生刚刚完成著名的赴拉普兰度量纬度的壮举回来。莫佩尔蒂来了后，得到极充裕的资助，他盖了一座大实验室，有时也在国王与宫廷人士面前进行实验。戈尔德斯密斯一定见过伦敦的皇家协会，他认为这所柏林科学院“胜过任何一所现有的研究院”。
这一切安排极令伏尔泰满意。有一次腓特烈碰巧去克勒夫，他邀请他的哲学家相见。伏尔泰当时正在布鲁塞尔，他摆脱了他那位易怒的侯爵夫人，走了150英里，来到墨兰宫。这位“新柏拉图”首次会见他的“第欧根尼”，而且畅怀地待了3天（1740年9月11—14日），只有阿尔戈罗蒂的莫佩尔蒂在场稍稍煞了一点风景。10月10日写给德·西德维勒（de Cideville）先生的信中，伏尔泰发表了对腓特烈的印象：
我就是在那里看见全世界最可亲的人之一，他成为社会的魅力，要不是他尊为国王的话，一定到处都有人追求他。他是一个没有丝毫架子、满是甜蜜、彬彬有礼、极为谦恭的哲学家，他和朋友见面时忘了他是国王……我得费点心才记起，原来我看到的、坐在我床沿的，竟是一个手下有10万大军的至尊。
腓特烈也一样高兴。9月24日，他对副官约尔丹写道：
我总算见到我一直渴望认识的伏尔泰。我见他时不巧患了四日热，而我的心跟我的身体一样懒散……他有西塞罗的辩才、普利尼的敦厚、阿格里帕的智慧，总而言之，他结合了古代3位最伟大的人的德行与天赋。他的聪明不断发挥作用，他笔尖流出的每滴墨水都是他机智的结晶……夏特莱夫人能够拥有他真是幸运，因为，任何一个除了记忆力外空无一物的人只要把他随口说出的精彩句子录下来，都可以编成一本极出色的书。
腓特烈回柏林后发现自己的军队已有10万人。查理六世于10月20日去世，率领着一支二流军队的年轻女人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领。就在这一天，腓特烈寄了一封有不祥之兆的信给伏尔泰，信中说：“奥匈帝国皇帝的去世改变了我爱好和平的意念，我看明年6月将是大炮与炮弹、军士与壕沟的时节，而不是有女演员、舞会、舞台表演的日子，所以我只能被迫取消我们原先讲好要进行的一笔交易。”
伏尔泰的心隐隐作痛。难道说他这个学生竟跟别的国王一般好战不成？趁着腓特烈邀请他去柏林的机会，他决心试试他能为和平做些什么。与此同时，他或许会重拾他在凡尔赛的地位，因为在法国掌舵的福勒里主教也希望和平。11月2日，他写信给红衣主教，自愿担任法国的密使，尽力把腓特烈拉回哲学上来。福勒里虽然接受他的建议，却温和地指责这位新外交官猛烈抨击宗教：“你一直很年轻，也许过分年轻。”在同一天（11月14日）的另一封信中，这位可亲的红衣主教承认收到夏特莱夫人寄来的那本《反马基雅维利》，而且以明智地怀疑其作者的态度来称赞该书：
不管作者是谁，即使他不是一个王子的话，他也配得上是一个王子。我看过的这一小部分写得很灵活、很合理，而且把原理写得极为值得称道，使我觉得只要他有勇气来操练的话，这位作者配得上指挥别人。要是他生为王子的话，那么他就和民众订下了一个极为庄严的约定。要是安东尼诺斯皇帝没有借着他政府的公正，来维持他施予所有君主那些精美的道德教训的话，安东尼诺斯皇帝也无法获致那种代代相传而不朽的荣耀……要是那位普鲁士君王能在我的行为中发现符合他的原则之处，我将深受感动。不过，至少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认为他的作品是最完美、最荣耀的政府的大纲。
伏尔泰在确定一切旅行费用都由腓特烈负担的事情后，首次横过德国国境，和国王在莱茵斯贝格、波茨坦、柏林等地共同度过14天的时光（11月20日—12月2日）。他犯了大忌，把红衣主教有关《反马基雅维利》的信拿给腓特烈看，腓特烈一眼看穿原来伏尔泰竟在扮演外交家的角色，他把福勒里那篇美丽的推荐文字解释为和法国合作的请求。他发觉受到自己所著哲学短文阻碍时，极为苦恼。他和伏尔泰彼此交换诗句并机巧应答，招待他去观赏笛子的演奏，而送他走时，也只不过感谢他送来奎宁，使腓特烈的疟疾缓和了不少。在11月28日写给约尔丹的信中，腓特烈虽未指名，实指伏尔泰：“你的小气鬼应该为他永无餍足地想充实自己这种欲望的残渣而干杯。一定要送他3000泰勒。这种报酬对于傻瓜来说，是太多了。宫中的弄臣从来没有得过这么高的工资的。”这笔钱显然包括伏尔泰的旅费——这一部分可能是腓特烈愿意给付的——及印刷《反马基雅维利》的费用——这笔钱则是伏尔泰掏腰包先行代垫的。钱一拿到手，感情就“破灭”了，腓特烈既不高兴支付一名法国情报员的费用，也不甘愿付出他乐得拿钱请人家忘掉的那的账。
如今，腓特烈·威廉对他的影响已胜过那位哲学家的教导。权力的夺取和统治的责任已取代了他壮年时期的音乐与诗歌，腓特烈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狠心，就连当年其父施之于他身上的那些体罚，如今似乎使他的体格和脾气都更强了。他每天看到其父留下的10万军队，每天都得填饱他们的肚皮。让这些人在升平中长锈、腐烂又有何意义？难道世间有这支军队摆不平的罪过？当然有。例如，西里西亚，隔着波希米亚就是奥地利，却离柏林近，离维也纳远；奥德河从普鲁士往南流到柏林东南183英里的西里西亚首都布雷斯劳；那边的奥地利人所为何事？勃兰登堡王室在西里西亚有领土主张权——亚根多尔夫、拉蒂博尔、奥珀伦、利格尼茨、布里格、沃劳等公国，这些公国不是曾经被奥地利占领，就是依据一直不让普鲁士满意的各种安排而割让给奥地利。如今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正值混乱期间，玛丽亚·特蕾莎仍然年轻力弱，俄国王座上则是一个婴儿沙皇伊凡六世——要想重申这些原有土地的宗主权，要想挽回原先犯的错误，要想使普鲁士能有地理上更大的统一、更大的基地，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最好时机。
11月1日，腓特烈向国策顾问之一的罗德威尔说：“我有一个难题要你解答：某人取得优势时，他是否应该利用这个优势呢？我的军队枕戈待旦，万事俱备。要是现在我不用他们的话，我就等于拥有强大又无用的工具一般。要是我用兵的话，人家会说，我恃强凌弱。”罗德威尔建议说这种做法不道德。腓特烈回应一句说：从来有哪一次国王受到道德约束胁阻过的？难道他在所谓“强权”的那一窝狼群中还有时间来履行“十诫”不成？不过，腓特烈·威廉在向玛丽亚·特蕾莎保证，维持其父《国事诏令》中遗赠给她的领土完整，保证过普鲁士给她支持，但这项誓约也附带有一个条件，即奥匈帝国对普鲁士在尤里赫和伯格两地宗主权提出主张时给予帮助；而奥匈帝国当时未曾给予支持，反而与普鲁士为敌。如今这个血海深仇非报不可。
12月，腓特烈派遣特使向玛丽亚·特蕾莎说明，要是她肯承认腓特烈对西里西亚部分领土主权的话，他愿意保护她。他料到这项提议会被拒绝，因此，他派遣部分兵力——3万人——前进。这支军队于12月23日——腓特烈的特使抵达维也纳两天前——越过边界进入西里西亚。“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由此开始，这就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第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