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早于1742年第一次称腓特烈为“大帝”。我们也应该很公正地说玛丽亚·特蕾莎伟大，因为她是现代少数几个优于多数国王，而使他们感到惭愧的皇后之一。
我们且从她的家庭背景来认识其人。在她诞生前6年，她的父亲继位（1711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六世。虽然伏尔泰不承认该帝国属于三国之一，它依旧是一个帝国，披着长达9个世纪之久的庄严外衣。他松懈地管理着以维也纳为首都的领土，疆域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尔尼奥拉、蒂罗尔等地，1715年势力扩张到以前的西班牙属地尼德兰，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虽然日耳曼各公国只是形式上臣服于皇帝，日耳曼诸自由城市承认皇帝对他们涉外事务的权力。波希米亚已渐式微，因为宗教上不容忍而受干扰，又受那些经常逗留外地的地主剥削。匈牙利因身为基督徒与土耳其人纷争的主要地区而深受其害，军队十几次横渡其境并将之并吞，使人口锐减，地方政府一片混乱。原先尚武的贵族为数极众，如今只有部分马扎尔人，他们拒绝缴纳御税，而且仇恨奥地利的统治。匈牙利境内只有贵族和教会拥有土地，他们把土地分成许多份，再由农奴耕作，向农奴搜刮财产来建造大修道院、城堡和王宫，并赞助音乐和艺术。有些贵族每人拥有5万亩土地。艾什泰哈齐（Esterházy）家族甚至拥有700万亩。
奥地利身为“帝国”的主要受惠者，所以极为繁荣。匈牙利的人口约200万人，奥地利1754年却几乎有610万人，1800年更增至850万人。奥地利的土地也归贵族或教会所有，由农奴耕作。农奴制度到1848年方行废止。与英国的情形一样，地产也依长子继承制而原封不动地遗赠给长子，其他幼子则分发到军中、教会或到行政单位任职。查理六世的宫中竟有4万人之众。奥地利境内没有有钱的中产阶级向贵族政治挑战，或冲淡其贵族气氛。婚姻是议定书的事，不成文法允许蓄妾和结欢，却仅限同阶级之间。1716年，玛丽·蒙塔古夫人从维也纳寄出一封信，该信可能含有游客过度渲染的成分。信中说：
每个淑女有两个丈夫的事已成为固定的风俗，一个是名分上的丈夫，一个则是用来履行义务的。由于这种安排方式已众所周知，因此，要是有人邀请一位贵妇进餐，而不同时邀请她的两位侍从时，一定被认为是莫大的侮辱而被公然回拒……在情人与丈夫之间她一定很端庄地坐着……妇女一旦结婚，一定急着找寻情夫，把他当作自己装备的一部分。
贵族阶级在这整个逐渐变成奥匈帝国的国家和教会携手合作。贵族们对天主教的神学可能很有限度地接受，他们中有许多是“互助会”的会员。不过对于好心帮助其农奴及未带嫁妆的女儿，借以调和他们现世的宗教，这些贵族感激地捐献财物。教义的分歧可能会因导致争辩和怀疑而混杂了这项任务，宗教容忍显然不是良好的策略。由于萨尔斯堡（Salzburg）的大主教菲尔米安使教区里的新教徒活不下去，3万人移居他处，大部分都到了普鲁士（1722—1723年），他们在那里增强了奥地利日渐强大的军力。从波希米亚迁居他处或被驱逐出境的类似行为，也使这个一度极为自负的独立公国经济萧条，同时促进了新教流行的日耳曼的发展。
人不分贫富，一律资助教会建筑。捷克最伟大的建筑师基利安·丁岑霍费尔（Kilian Dientzenhofer）在布拉格城把克里斯托弗·丁岑霍费尔动工的圣尼古拉教堂完成得极为壮观。奥地利最伟大的建筑师约翰·菲舍尔，则在萨尔斯堡、布拉格、罗马留下杰作，又和儿子约瑟夫·伊曼纽尔在维也纳的圣查理教堂建起一座巴洛克式的杰作。壮观的修道院表现出上帝的荣耀和独身生活的安适。雅各布·普兰塔尔（Jakob Prandtauer）和他的助手在多瑙河畔的梅尔克城本笃修道院建造了一个由许多建筑物、塔和圆顶构成的集合体，内部则有庄严的拱门、完整的柱子，还有极考究的装潢。杜尼斯泰因城奥古斯丁教派古老的修道院由约瑟夫·芒格纳斯特（Josef Munggenast）以华丽的巴洛克形式重建，请注意那主要的光荣之处，正门和西塔，都是马蒂阿·斯泰因德尔（Matthias Steindl）——一位78岁才接触建筑学的雕刻师的作品。阿尔泰因堡城的本笃修道院教堂和图书馆（仍是由芒格纳斯特建造）都因其奢华的装潢闻名。茨韦特尔城也有一栋12世纪西多会的修道院，芒格纳斯特和斯泰因德尔在该修道院中建了新式正面、塔，还有图书馆。然而，荣耀的唱诗班却是梅斯特·约翰（Meister Johann）1343年至1348年的成就。在这栋建筑中，古老的哥特式显示出优于新的巴洛克式的优越性。蒂罗尔也有一栋施塔姆斯寺院，由格奥尔格·贡普（Georg Gumpp）重建，以其门窗的铁栅和“院长楼梯”上灰泥的装饰而闻名。哈布斯堡诸王全都埋葬在此。黑格根堡城的修道院教堂则是约瑟夫·芒格纳斯特之子弗朗兹在其短暂的生命（1724—1748年）中的杰作。威廉因城的修道院教堂被公认为“奥地利最可爱的洛可可式建筑”。我们在走过这些教堂时会注意到其中优雅的风琴，如黑格根堡和威廉因两城。还有那气派的图书馆，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蒙特城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图书馆，在一个有巴洛克式装饰的神龛中就藏书有94万册、手稿1100份。在信仰逐渐衰退的时代，奥地利的修士正处在荣耀最高峰的时刻。
贵族和他们齐头并进。奥地利与匈牙利跟日耳曼一样，每个君主渴望着有个“凡尔赛宫”，虽然无法跟凡尔赛宫那种恣肆的华丽匹敌，但他们仍搜刮了足够的战利品来建造一栋在各方面都能显示其优越地位的皇宫。萨伏依的尤金王子在维也纳郊外地产上建了两级夏宫：“下望远楼”（Lower Belvedere，即今天的巴洛克博物馆）和“上望远楼”（Upper Belvedere），由约翰·希尔德布兰德（Johann Hildebrandt）设计，极为壮观。约翰·埃拉赫（Johann Erlach）则为他设计“冬宫”（今天的财政部）。虽然他也画成了尚伯龙（Sch?nbrunn）的王宫和花园的设计蓝图，以求与凡尔赛宫抗衡，但于1696年动土的实际建筑，随着工事的进行，不是放弃原有的设计，就是减少了其中的工事。菲舍尔·埃拉赫和他的儿子约瑟夫·伊曼纽尔设计了“帝国”——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这栋建筑内部的巴洛克装饰，据行家说在全世界图书馆中首屈一指。1726年，查理六世把这份珍贵的礼物开放给大众使用。1737年，他还为这座图书馆买下了萨伏依的尤金王子大量的手稿和书籍的珍藏。维也纳在日耳曼疆域内成为一枝独秀的美丽都市。
大多数奥地利建筑都以雕刻为装饰。我们看到施塔姆斯修道院里，由安德烈·塔马赫（Andr? Thamasch）刻成的木刻《耶稣被钉十字架》，及维也纳的巴洛克博物馆巴尔塔萨·莫尔（Balthasar Moll）所作的弗兰茨一世皇帝的大理石像时，不禁为自己的无知汗颜。我们可以远远地感觉出约瑟夫·施塔默尔（Josef Stammel）所做的奉献，他毕生的精力多半花在以雕像装饰阿德蒙特修道院上。然而，我们直到今天才发觉，原来格奥尔格·唐纳（Georg Donner）是这一时期诸雕刻师中仅次于贝尔尼尼的大雕刻师，又怎么说得过去呢？他生于下奥地利的埃斯林根（Esslingen，1693年），先师从乔万尼学艺。由于这位意大利名师的指点，他才获得这块古典的荒地，使他能够拿奥地利丰盛的巴洛克艺术来磨炼自己。不过，他的《查理六世的崇拜》那座大理石像仍存有巴洛克式艺术幻想的毛病：“皇帝”由一个天使用迷人的双腿和灿烂的胸部托着，把他抬到天上去。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感激艺术，因为它给六翼天使——哲学家曾经以为是无躯体的——加上了实质的东西。几乎配得上意大利文艺复兴称谓的普雷斯堡的伯拉第斯拉瓦城大教堂里那座唐纳所作的《圣马丁与乞丐》雕像，他的另外一座大理石浮雕《荒野中的赫佳》有着圆润的古典雅致美。他的最高成就是他为维也纳市内两眼大喷泉铸造的铅制人像：诺伊尔·马尔克斯的《天堂喷泉》象征着奥地利境内的河川，而安德洛墨达喷泉则足与罗马的喷泉抗衡。在1741年去世前一年，他还为古尔克的大教堂塑造一组雕像，表现出玛利亚为基督的尸体悲恸的情景，唐纳取了一个有“拉斐尔”的名字，一定使拉斐尔感到欢喜异常。
这个时期，奥地利境内或其属地的画家或诗人都未能产生足以吸引外界注意的作品，也许唯一的例外是丹尼尔·格兰（Daniel Gran）在维也纳的大图书馆屋顶内部所作的壁画。在音乐方面，维也纳却是西方世界公认的音乐中心。除了自己的女儿和王座外，查理六世最喜爱的就是音乐。他还写过一出歌剧，也为法里内利的翼琴伴奏，并在预演时担任指挥。他不惜巨资把最好的歌手、器乐家、演员和作布景画的画家带到维也纳来，根据蒙塔古夫人的估计，上演一出歌剧须费3万英镑。他的教堂合唱队共有135名歌手和乐师。音乐成为主尊，至少极为高贵，在某些歌剧中全体演出者——包括高音歌手、唱诗班、芭蕾舞蹈者、管弦乐队在内——全是贵族。在这种演出中，歌剧的重头戏由玛丽亚·特蕾莎演唱。
当时最伟大的歌剧作者都应邀前来维也纳。阿波斯托罗·泽诺（Apostolo Zeno）于1718年从威尼斯前来，担任查理六世的宫廷诗人，1730年告老退休，很诚意地推荐一位名叫皮特罗·特拉帕西（Pietro Trapassi）的那不勒斯人。其后十年皮特罗一直写着——总是用意大利文——如此具有激发性的诗剧，使西欧几位有名的作曲家都乐意将之谱成乐曲。从来没有人能在使诗适用于歌剧的要求——调整主题、动作和原文的情感以符合独唱者、二重唱者、叙唱部、合唱队、芭蕾舞蹈者及观众的要求——这一方面足以与他匹敌。不过，他也相对地要求作曲家一定要使音乐和谐地配合剧本。他极为成功，伏尔泰也担心有朝一日歌剧可能会把戏剧驱出舞台。“这个怪物，”他说，“赶走了梅尔波梅娜。”
对这一切音乐、艺术及多种语言混用的宫廷和帝国，查理六世以慷慨、仁慈及战事的忧虑加以主掌。他手下的将军却无法跟得上他的指挥，他要求对欢乐加以赞颂时，他们却给他悲剧。曾经与马尔伯勒携手击退路易十四来犯的那位萨伏依的尤金还保有心智方面的冲劲和指挥权时，奥地利在军事事务方面尚称顺利：奥地利从土耳其人手中夺来贝尔格莱德，从萨伏依夺来萨迪尼亚，从西班牙人手中取得米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属地尼德兰。尤金不仅被提升为全奥军队的大元帅，还任外交事务的部长和顾问。结果，除了歌剧外都归他管。就在这时，随着年龄的老去，他不但身体虚弱，连心智也一样衰竭。在波兰继位战争（1733—1735年）中，奥地利与法国、西班牙和萨伏依（这时已被称为“萨迪尼亚小王国”）发生战争，结果丧失了洛林、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地（1735—1738年）。由于和俄国缔结了同盟，奥地利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结果又丧失了波斯尼亚、塞尔比亚、瓦拉几亚等地，贝尔格莱德再度落入土耳其人之手（1739年）。“皇帝”同样没有他的助手所缺少的才干。
查理六世天生具有成为好国民的特质，却没有得到伟人的特质。他虽慷慨，却没有判别力；他的精神有限，且无洞察力；他虽勤奋，却苦无天分；他虽卖力工作，却极少成就。他熟习德国法律、通晓数国语言，他的拉丁文最是出色。他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却跟奥地利皇室里的每个君主一样，既执拗又迷信。
他内心唯一的慰藉，唯一的骄傲就是他的大女儿——玛丽亚·特蕾莎，而他也一心一意要她继承王位。然而，查理六世的父亲利奥波德一世立下了一条王位继承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只有嫡传长子才有权继位治国，男性继承人出缺时皇冠应传给他的儿子约瑟夫的女儿，然后轮到他的儿子查理的女儿。约瑟夫一世于1711年去世而无儿子继位（却有两个女儿）时，王位传给查理。1713年，查理在对“极密议会”发表的那份《国事诏令》（Pragmatic Sanction）中，正式宣布他的遗嘱，说他的王位和完整的统治领域在他死后应传给活着的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如果当时没有儿子活着，则传给活着的女儿中最大的一个。他的独子生于1716年，也卒于同年。在为另一个儿子的诞生空等了4年后，查理向欧洲各国呼吁，要求他们接受并集体保证采用他立下的王位继承次序，以避免发生继位战争。其后8年中，他的那份《国事诏令》分别为西班牙、俄国、普鲁士、英国、荷兰、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等国家正式接受。
不过也有困难，这些困难则演成了一大部历史。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都有王子娶约瑟夫的女儿为妻，这些人如今都根据利奥波德一世立下的诏令，力争继承帝位。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接受了那份《国事诏令》，条件是查理支持他对尤里赫和伯格两个公国部分土地所有权的控制。查理显然答应过这个条件，却又很快转而支持腓特烈的竞争者。
玛丽亚·特蕾莎生于1717年，18岁那年嫁给洛林的公爵弗兰茨·斯蒂芬，也就是后来（1737年）的托斯卡纳大公。1740年10月20日，查理六世驾崩，断掉了哈布斯堡男子继位的线，玛丽亚·特蕾莎因而登上后座，成为奥地利的女大公兼波希米亚与匈牙利的皇后。她丈夫虽然成为皇帝，由于他对国事表现得不够关心或能力不够，整个政府的重担落在这位年轻的皇后身上。1740年，她已具备女人的魅力，也具备了尊贵的吸引力：姣好的容貌，明亮的蓝眼珠，一头金色秀发，举止端庄，有健美的风味，有青年的朝气。她的智力和性格更优于这些迷人之处，但她的智力似乎仍不足以解决那些环绕着她的难题。她又怀有4个月的身孕，这个小孩就是将来会继承她成为“开明的专制君主”的约瑟夫二世。她继承王座的权利有两个挑战，一个是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伯特，另一个是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而维也纳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拥护巴伐利亚选帝侯。谁也不敢保证说匈牙利肯承认她是该国的女王。她直到1741年6月24日才正式加冠，成为该国女王。皇家的财产只有10万弗罗林，而这笔钱，查理六世的遗孀又坚称是属于她的。军队毫无纪律可言，而诸将又无能。议会的成员都是早已丧失组织力和指挥能力的老头子。谣言四起，说土耳其人马上要向维也纳进军。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和萨迪尼亚国王分别以匈牙利、波希米亚和伦巴底作为承认她的后权的代价。在玛丽亚·特蕾莎登基前5个月才成为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二世派人来表示愿意承认她、保护她，并帮助她丈夫被选为皇帝，条件是她把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割让给他。她回绝了这个请求，因为她记得其父一心要保持领土不被分割、不受侵犯的希望。1740年12月23日，腓特烈侵入西里西亚，使这个芳龄23岁的皇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是全德国最强大的一个势力，而这个敌国的领导者将会成为当时最伟大的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