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生活-巴赫与德国(1715—1756)

时间:2024-11-21 18:08:04关键词:巴赫与德国

此时,德国在初级教育方面居于欧洲领导地位。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规定,在他王国境内初级教育列入强迫性质,而在其后20年内,他又兴建1700所学校以教导与训练年轻人。这些学校通常由非教会人士教学,宗教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已日渐减小。教学重点是服从与勤奋。一个校长自己估计,在51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拿鞭子抽学生12.4万次,掴掌136715次,用棍子打过911527下,打过1105800个耳光。1747年,一个清教徒的教会人士尤利乌斯·赫克尔在柏林设立第一所“实业学校”,取名的原因是在该校的课程中,除了拉丁文、德文和法文外,还加上数学和工业课程。不久,大多数德国城市也纷纷设立类似的机构。

在各大学中,希腊文的研究又成为热门,奠定了日后德国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学术”崇高地位的基础。哥廷根(1737年)和埃朗根(1743年)也增设了大学。哥廷根由汉诺威选帝侯资助,效法哈勒大学的作风,授权给该校教授自由教学,同时增辟自然科学、社会研究、法律等方面的科目。至此大学生脱下学士服,穿起斗篷,以佩剑和刺马钉决斗,并向镇上放荡的妇女讨教(狎妓)。除了哲学与神学科目外,其他科目都以德语授课。

德语名誉不佳,贵族已逐渐接受法语。伏尔泰于1750年11月24日从柏林寄出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在这里和在法国一样,人人只说法语。只有士兵和马才讲德语,只有在路上才用得着德语。”德国剧院演喜剧时用德语,演悲剧时用法语——通常抄自法国戏目。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各国中,最不像一个国家,因为德国尚未统一。

德国的文学也深受这种缺乏国家观念之害:当时德国最富影响力的作家约翰·戈特舍德(Johann Gottsched)集合了一帮文士,使莱比锡成为“小巴黎”。他用德文写作,却从布瓦洛那里抄袭原则,他指责巴洛克式的艺术是一大堆闪烁的混乱,呼吁恢复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沿用的结构和形式。有两个瑞士籍的批评家博德莫和布赖廷格攻击戈特舍德对秩序和规则的仰慕,他们认为:诗歌的力量来自深于理智的感觉与情感力,甚至在拉辛的作品中也出现涌自古典形式的感情与暴力的世界。博德莫主张,“最好的作品并非规则产生的结晶……规则衍生自作品”。

德国的生活-巴赫与德国(1715—1756)

克里斯蒂安·格勒特(Christian Gellert)是最受欢迎的德国作家,他也同意博德莫、布赖廷格、帕斯卡等人认为感觉是思想的核心、诗歌的生命这一看法。他也配得上基督徒这个美名,他因生活的纯正和风度的优雅而极受景仰,以致帝王公子都到莱比锡大学去听他关于哲学和伦理学的演说,妇女也来亲吻他的手。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他不歌颂腓特烈的胜利,反而为那些死人哀伤。虽然如此,当时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腓特烈依旧称他是“德国学者中最理性的一个”。不过,腓特烈可能更欣赏埃瓦尔德·克莱斯特(Ewald Kleist),这个在库内斯道夫之役(1759年)为他战死的刚健的年轻诗人。国王对德国文学的判断虽失之过苛,却寄予厚望:“我们没有好作家,或许我在极乐世界散步时就会出现……也许你们会笑我卖力地要把有格调的看法和文雅的隽语介绍给一个至今只知道吃、喝、打仗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康德、克洛普施托克、威兰德(Wieland)、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等人均已出生。

这个时期,一个德国人赢得腓特烈极大的同情,他就是沃尔夫,一个制革匠的儿子,后成为哈勒大学的教授。他把一切知识当作专长,试图根据莱布尼茨的哲学把这些知识整理出一个系统来。虽然夏特莱夫人说他是“胡说八道的人”,他自诩有理智,而他也就这样蹒跚地开始“德国的启蒙”。他打破先例,以德语教授科学和哲学。他写了67本著作。他首先著述那本厚达4卷的《论一切数学科学》(1710年),然后译成拉丁文(1713年)。他又编了一本数学字典(1716年),以利于德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他写了7本著作(1712—1725年)来讨论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哲学、物理学、目的论和生物学,这7册的书名前面都大胆地加上“理智的思想”的字样,似乎有意标榜他自己的理智。为了渴望得到全欧的读者,他把这些浩瀚的知识写成8篇拉丁文论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心理经验论》(1732年)、《心理理性论》(1734年)和《自然神学》(1736年)。在渡过这重重难关后,他又开始探讨法律的哲学(1736年),而在这些巨著之上,他又撰写了一本自传。

他驳斥洛克认为一切知识得自感觉的看法,并坚持在形成观念时心智所占的分量,因而成为莱布尼茨和康德之间的桥梁。他认为躯体与心智、行动与观念是两个平行的程序,谁也不影响谁。外在的世界机械式地活动着,虽然看得出包涵目的的设计的许多证据,其中却无奇迹可言,即使心智的操作也受到因果关系决定论的影响。伦理学理应寻求一种超乎宗教信仰独立的道德规范,不可仰仗上帝,拿恐吓来使人举止合乎道德。政府的功用不统治个人,而是在拓宽个人发展的机会。孔子的伦理学特别受夸奖,因为孔子的伦理学说中,道德并非根据对超自然事物的崇敬,而是根据人类的理智。

虽然沃尔夫宣称他信仰基督教,但许多德国人仍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异端到极为危险的地步。哈勒大学有些教授向腓特烈·威廉一世警告说,若接受沃尔夫的决定论,则任何逃兵都不得加以处罚,而国家整个体制必然崩溃。吓坏了的国王命令这位哲学家在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当场格杀”。他逃往马堡的大学,该校的学生尊他为理性的使徒与“殉道者”。在16年中(1721—1737年),共有200多刊和小册子发行,其中有攻击他的,也有为他辩护的。腓特烈大帝登基后颁布的第一批政令中(1740年),就有一项热忱地邀请这位被放逐者回普鲁士和哈勒大学执教。沃尔夫应邀返国,1743年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年老后,他更加保持正统思想,去世时(1754年)已充满正统基督徒的虔诚。

他的影响远比我们从他现世微不足道的名望所判断的大得多。法国授予他科学院的荣誉会员称号,圣彼得堡的帝国学术院尊他为名誉教授,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热心地翻译他的作品,那不勒斯的国王指定沃尔夫的理论为该国各大学的必修科目。年青一代的德国人称他为“圣人”,认为他已教导德国人如何思考。老式学院派的教学法衰落,学术自由增加了。马丁·克努岑(Martin Knutzen)把沃尔夫的哲学带到哥尼斯堡大学,并在该校教授康德。

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及对《圣经》研究醒悟的结果,在减弱宗教对德国人的影响方面具有强有力的现世化力量。由英国移译过来,加上英国与汉诺威的联系后传入的自然神教思想,虽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甚广,但其效力若拿来和教会——天主教和清教——臣服于国家之下的结果相比,则又相去甚远。宗教改革一度强化了宗教信仰,然而“三十年战争”又将之伤害。如今,由于教会向统治的诸王子屈服,被剥夺了使其权力神圣化的那种神圣的气氛。教会职位已由王子或当地封建地主任命。如同在英国一样,德国的权贵也认为宗教是政治和社会形式之一。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教会都失去地位,天主教则逐渐抬头。萨克森、符腾堡、黑塞等清教徒邦国,在这个时期都由天主教徒统治,而不可知论者腓特烈还要安抚天主教的西里西亚。

清教徒世界里宗教运动只获得一次极大的发展——摩拉维亚兄弟会。1722年,该会有些会员在摩拉维亚受到迫害,于是移居萨克森,并在琴岑道尔夫公爵的地产中找到庇护所。这位年轻的公爵本人是“虔信派”的虔诚信徒,他觉得可以利用这些逃难者来重振“虔信派”的精神。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辟一个赫哈特(Herrnhut,主的山丘)村供“虔信派”成员居住,而且几乎把所有的家产拿来印《圣经》、《教理问答》、《圣诗》及其他文献,以供他们使用。他到美洲(1741—1742年)、英国(1750年)及其他地方的旅行,有助于他建立兄弟会。事实上,清教诸教会中发起现代这种传道行为的,还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735年,彼得·伯勒尔的约翰·卫斯理的聚会,使兄弟会对循道宗教派的运动带来极大的影响。他们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城和北卡罗莱那州塞勒姆城附近殖民。虽然纪律和服饰不断改变,他们的信仰和规律却几乎不受影响。也许会引起家庭关系的紧张,不过,连怀疑论者也一定会敬佩他们信仰的虔诚,以及该教派教友道德生活难能可贵的言行一致。

这个时期在道德方面说来,大体上德国要比法国好得多,只有那些不学法国的语言、却只学其纵欲的模仿者是例外。在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中,几乎都有极严苛的家规来约束,为父者常拿皮鞭抽打女儿,有时甚至抽打太太。虽然威廉一世以极严厉的法令来管理柏林的宫廷,他女儿还是把萨克森人在德累斯顿的宫廷描写成其淫乱的情形有如路易十五时期一般。待考的权威说:“硬汉”奥古斯都有354个“私生子”,其中有些在乱伦的床铺上忘记了共有的父母。据传,奥古斯都曾经把他自己的私生女儿奥尔泽尔斯卡女伯爵当作情妇,这位女伯爵后来还把这种“情艺”传授给腓特烈大帝。18世纪初,哈勒大学法学教授还公布过一项布告,为王子的蓄妾辩护。

这个时期的礼仪虽然定得严格,却没有号称保有高卢人的文雅与谈吐的迷人。诸贵族在被夺去政治方面的权利后,就拿制服与头衔自娱。查斯特菲尔德于1748年写道:“我知道有许多信件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原因是收信人的20个头衔中漏了一个。”奥利维·戈德斯密斯的评论更因爱国心切而显得粗野,他说:“善待德国人吧!要说他们笨嘛,当今却又没有一个国家严肃的程度比得上德国,也没有一个能像德国一样了解愚蠢的礼仪。”腓特烈大帝也同意他的看法。吃东西还是一般人打发时间的方式。虽然家具雕刻和镶嵌细工抄自当时法国流行的款式,然而在英国和法国,却找不到能够使蒙塔古夫人羡妒的那种颜色、令人觉得愉快的陶制火炉。德国的花园虽然是意大利式的,但德国人的房子正面是木架间涂以灰泥制成的,窗加竖框,加上保护用的屋檐,使德国城镇带有迷人的色彩,表现出一股虽未成形却迷人的美学观念。事实上,也是亚历山大·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这个德国人在其所著《美学》(Aesthetic,1750年)中首次建立美学的现代用法,同时宣布美与艺术的理论是哲学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