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雷是法国西北部豪特—马尔纳区一个有230户居民的小村落，距洛林省只有几英里远。伏尔泰的侄女，德尼斯夫人1738年曾将之描述为“一块可怕的孤僻处所，距离任何一处有人住的聚落，都在12英里以上，那是一片山巅与荒地的乡野”。也许伏尔泰爱上了该地偏僻的地理位置，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可以研究科学、撰写历史与哲学，也可以让法国政府将他遗忘，或者，如果法国政府要干扰他的话，他能够在一个小时内逃到洛林。
伏尔泰寄住的城堡是一座13世纪残留下来的颓塌建筑，夏特莱家人很少使用，久已不适于文明人的居住。侯爵没兴趣也没钱整修，伏尔泰借给侯爵4万法郎，年利率为5分，但不用偿付，以整修这座庄园。有几间房子收拾得可以居住，伏尔泰于是迁入，增加了一间新的厢房，并督导其他房舍的重建。11月，侯爵夫人随身携带200件包裹住进这座城堡，又做了修改，以合乎她自己的趣味，她大半的成年生涯都在宫廷及其附近度过，热衷于读书，忠于重婚生活。侯爵大人时而与夫人和伏尔泰共同生活，直到1740年。侯爵文雅地独住在一个单人的房间，并在不同的时间进餐。但1740年后，侯爵大多数时间置身军伍。法国人不讶异侯爵这种成人之美的态度，而更讶异这对情人相互之间的忠贞。
1734年12月，侯爵夫人回到巴黎，以便在黎塞留公爵夫人分娩期间加以照料，并劝服政府取消禁止伏尔泰留在巴黎的禁令（1735年3月2日）。伏尔泰因而前往巴黎并与他的情妇共处了几个星期。但他的过去仍纠缠着他，他那令人不快的作品的一部分正流传着，他自己偶尔也禁不住向朋友读些有含义的段落。那时，他15年前反基督教的作品《致乌拉妮娅书》，也被一位盗印商出版了。伏尔泰当然加以否认，但有着他的风格与思想的特征，因此，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否认。他再次逃到洛林，从那里又悄悄地回到锡雷。他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一个间接的保证，如果他对政府不再有攻击行为，他也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扰。夏特莱夫人再度前来与他聚首，并携来了她的女儿、儿子与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她最小的儿子在那时已经死了。这时，这段哲学上的蜜月终于开始了。
这两位哲学家，每人各住一套房，分在城堡两旁。伏尔泰的，包括接待室、图书馆与卧室，墙壁上悬挂着昂贵的红丝绒缀锦画及一些画，包括一幅提香的作品和几幅泰尼耶的作品。房间里也有维纳斯、丘比特、海格力斯等塑像，悬着他与侯爵夫人的新朋友普鲁士王位继承人腓特烈王子的大幅肖像。这几个房间一尘不染，以致格拉菲尼夫人形容为“可以亲吻着地板”。侯爵夫人房间的布置有着不同风格，四壁是淡黄色与浅蓝色，悬挂着韦罗内塞与华多的作品，天花板也漆上图画，地板用大理石拼成，另外在她美丽的化妆室，放置着数以百计的盒子、瓶子、指环、宝石与梳洗用具。在这两个套房之间，是一个充作物理与化学实验室的大房间，有各种器皿，如气泵、温度计、烘炉、坩埚、望远镜、显微镜、棱镜、罗盘针、天平等。还有几间客房，其装备较不讲究。尽管悬挂着缀锦，森林地带的强风仍然能够透过裂缝、窗子与门吹进来。在冬天，需要36个火炉，每天要烧掉6大捆（约128立方英尺）的木柴，以维持城堡的温暖。由此，我们也可想见这座城堡仆人的数量。伏尔泰又加了一座戏台，因为他喜欢演戏，尤其是他自己写的剧本。至于侯爵夫人，伏尔泰向我们保证，她是个了不起的演员，客人、家庭教师与仆人权充戏中的其他角色。有时，也演唱歌剧，因为侯爵夫人有着神妙之音。另外，排演木偶戏与魔术灯戏，伏尔泰为戏配上评语，使客人笑得喘不过气。
戏剧只是偶尔的，工作才是一天的正轨，这对爱人有时共同在实验室工作，他们通常都是在隔开的部分单独地工作，除了正餐外很少在白天碰面。侯爵夫人通常在大家谈话开始前离席，伏尔泰也时时溜回书房，让其余的人自行消遣。书房中有自用的餐具，因为他有时自己单独进餐。我们很自然地想象他是一个健谈家，他能够谈起任何话题，但实际上，他讨厌漫无内容的闲聊。“我们花在谈天上的时间是可怕的，我们不应该在这上面花费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能够利用的最大东西就是时间。”偶尔，他也猎鹿作为运动。
我们当然也不该将这对哲学家爱侣形容为一对天使。侯爵夫人有时很苛刻、傲慢甚至残酷。她在用钱方面抓得很紧，对待仆人相当严格与吝啬，有时伏尔泰给得多一点，她便会抗议他这样做。她完全没有身体裸露的羞怯感，即使在他们的秘书朗香面前，她也全不在乎而寸缕不着，或躺在澡盆里，任由他为她冲着温水。她还偷偷看客人寄出或收到的信件，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们唯一的证据从另外一个女人而来。至于伏尔泰，他有成百的缺点，这在以后将会适时出现。他像一个诗人一般地自负，有时也任性得像一个孩子，他很容易发怒，并与侯爵夫人频频争吵，当然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调剂而已。伏尔泰很快便恢复了他的心境与好脾气，而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的朋友，他是何等的快乐，及以他不动情欲的方式，如何地爱着侯爵夫人。他写给她100首爱情小诗，每首都是简练艺术的浮雕宝石，一只刻有他相片的指环上附有这样一首文学小品：
巴里埃为了取悦你的双眸，刻下了这幅容貌。请快乐地注视着！
你自己的容貌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不过是由一个更伟大的雕刻家刻画而成。
而侯爵夫人也答复道：“我如果两个小时没见到他，就感觉痛苦。”
他们两人之间，夏特莱夫人更倾心于科学，她收藏起伏尔泰未完成的《路易十四时代》手稿，而且严格地指导他研究科学。格拉菲尼夫人曾于1738年来到城堡做客，叙述侯爵夫人在科学研究方面远较伏尔泰勤勉，她夜以继日地在桌边工作，有时一直工作到早上5点或7点。莫佩尔蒂偶尔也到锡雷，教夫人数学与物理。也许因为这位先生的常常拜访及夫人对他学术成就的公开敬慕，而让敏感的伏尔泰煽起一把嫉妒之火，最后酿致他与莫佩尔蒂在柏林比剑决斗。
侯爵夫人究竟是一个真学者，或只是把科学当作一件流行的衣饰穿戴着？杜德芳夫人与其他夫人认为，夏特莱夫人的研究只是做做样子，克雷基侯爵夫人则声称：“代数与几何搅得她半为疯狂，她卖弄学问则使她不可理喻。事实上，她弄乱了她所学的每一样东西。”且让我们听听格拉菲尼夫人描述在锡雷举行的一场会议：
今天上午，女主人为我们念一位英国梦想家的几何学上的计算……这是用拉丁文写的，而她用法语念给我们听。她在每一句点稍停一下，我初以为她借此了解这些数学计算，但并不如此，她非常容易地翻译着数学用语，数目与夸张都无法让她停止，这岂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伏尔泰也向塞奥特保证夏特莱夫人通晓英文，而且了解西塞罗所有的哲学作品，对数学和形而上学也极感兴趣。一次，她曾在一场运动力的讨论中胜过了麦让学院的一位院士和物理学家。她读了拉丁文的西塞罗与维吉尔的作品，意大利文的阿廖斯托与塔索的作品，及英文的洛克与牛顿的作品。阿尔加罗蒂到锡雷访问时，她用意大利语与客人交谈。她写了一本曾出版、有6卷篇幅的《埃克萨曼·德·格内斯》，该书以英国神学家的作品为基础，揭露《圣经》中的矛盾、不可能、不合道德与不符合正义的部分。她的《快乐特性》是讨论快乐基础的书，她认为快乐的基础在于健康、爱情、德行、合理的自我放任与求知。她又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由拉丁文翻译成法文，由克拉鲁特编辑，于1756年她逝世后第六年出版。她写了一本《社会制度论》，于1759年出版。伏尔泰也许为了献殷勤，认为该书比他自己写的《牛顿哲学的基本原理》优秀。科学院1738年设奖征求有关火的性质与扩散这一问题的最好论文时，伏尔泰也参与竞争，夫人也秘密地写了一篇，而且不署名地递交出去。她都是在夜间写作，以不让伏尔泰知道，“因为在这篇论文中，我几乎反对他所有的意见”。他俩谁都没获得首奖，而让尤勒（Euler）入选。但他们的论文都由科学学院刊了出来，每个人都以一种智慧之爱的狂喜来赞美对方。
为了写这篇论文，伏尔泰做了许多实验，有的是在他自己的实验室中进行，有的则在邻近绍蒙特的一家铸造厂完成。他研究煅烧原理，而且差点发现了氧气。1737年5月，他曾写信给巴黎的牟斯诺神父，要求代找一位化学师前往锡雷居住，每年除了食宿外，还有100埃库的收入，但这个化学师必须明白如何在星期日和假日里，在堡里的私人教堂做弥撒。至于伏尔泰本人，他现在只相信科学，于1741年他这样写道：“那些由我们的眼睛与数学加以证明的事物，我们必须认为是真实的，所有其他未经证明的，我们只能说：‘我不知道。’”那时，哲学对于他来说，只是科学的摘要而已。
他在《牛顿哲学的基本原理》中即基于这种想法而使用这一用语。他想得到皇家特许准予出版，但遭拒绝。1738年，未经他同意，别人即在阿姆斯特丹发行了一版，他自己发行的版本则于1741年在同一地方问世。这长达440页。出版商为加了一个副题目，名为“人人读物”；德芳丹神父则以敌对的评论，将这个副题改为“人人指出其门”。然而，几乎每个人都对推崇备至，连耶稣会的教士也在他们的刊物《特里武杂志》上，慷慨地给予好评。现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终于在法国人心目中代替了笛卡儿的涡旋理论。伏尔泰在本还列入了一篇关于牛顿光学的文章，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证实了这些实验，还设计出他自己需要的其他实验。他甚至超出了范围，强调牛顿哲学与信仰上帝并行不悖，他也强调在物理界逻辑的普遍性。
尽管伏尔泰下了这些深工夫，但他并不具备科学家的精神与自我约束。人们都说他不是成功的科学家，而我们应该说，他的个性太过丰富而广泛，以致无法全部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只是利用科学来解放心智，这个目的达到后，他便转向诗词、戏剧、最广义的哲学及人道的问题，以为日常的基本工作。“我们应该将所有可想象的模式介绍到我们生活之中，也该将我们的灵魂之门开放给各式各样的知识与感觉，只要这些东西不紊乱在一起，一切都有充裕的余地，可资容纳。”因此，他于1734年写了《论人类》，主要在回应蒲柏《论人》一文，他甚至认可那些完全不是他自己的观念，认为一切“都对”。在这几年中，他完成了《女仆》一书的大部分，也许是作为研究牛顿过多的一种调剂。他还在《玄学的特点》一论述自己的哲学，但他很聪明地不让这刊印出来。
这也像他其他的作品一样独特。他首先假设他是从木星或火星来到地球的访问者，因此他无法被期望能与《圣经》的观点一致。他在南非洲的异教徒之地着陆，他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人就是一种有着黑皮肤与卷发的动物；而后他转到印度时，他发现黄皮肤、直头发的人类，他因而又下结论，认为人是含有几种显著族类的品属，而非全部源自同一始祖。他又从自然秩序与动物各种器官的巧妙设计上，认为一定有一位具有智慧的神，设计出这整个世界。他并未在人身上发现灵魂不朽的证据，只感觉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早在休谟与亚当·斯密之前，伏尔泰就从同胞之情，即同情之中发掘出人类的道德意识。又在爱尔维修与边沁之前，他给道德与罪恶下定义为“对社会有益或有害的东西”。
与这大相径庭的，是伏尔泰对圣女贞德那段历史的嘲弄诗文。今天，如果我们再翻开那段嘲弄史诗，我们必须记住，当时法国的言论与文学比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更为自由。我们已在那身为郡守官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见着了一个实例。狄德罗更加自由放任，这不但表现在他的作品《八卦珠宝》，也表现在《宿命论者雅克》一。与上述两篇作品相比，伏尔泰于1756年出版的《女仆》一书，倒是没有什么害处的温和作品，这本私自流通的原本显然属于较为粗俗的讽刺作品。那位严肃的孔多塞曾为这篇史诗辩护，而法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马勒泽布，听说更能够背诵《女仆》。如果我们在《女仆》的21篇诗章中，耐心细找，我们会发现一些稍涉肉欲的诗句。不过这些也像阿廖斯托相似的叙述而可原谅，许多生动的描写与有力的叙述足以补偿这些描写。伏尔泰与许多同时代的法国人一样，认为贞德是一个健康而单纯的乡村姑娘，也许是一个私生子，迷信而自谓听到“天音”。他怀疑，即使贞德未出生，法国是否就会从那些“天杀的”入侵者中解救过来。除了这件事及一些历史上的谬误外，他忠实地叙述这个故事，只是有时在故事中添加一些幽默：
国王转向那大无畏的贞德，
用一种令人敬畏的声调，
谁都恐惧，只是贞德除外，
国王这样说：
“贞德，你听着，
如果你是处女，就宣誓。”
她回禀着：
“啊！国王，
请陛下立刻传下谕旨，
要那精通女性一切神秘，
在鼻端架着眼镜的圣医，
与那录事者、药剂师与保姆，
立刻召来证实这桩事，
让他们仔细检查，仔细看看。”
国王查理凭贞德这一神圣的禀告中
知道贞德必然
受到甜美的贞洁的激发与祝福，
国王于是接着说道：
“既然你这样睿智，圣女，
请你立刻告诉我，
昨晚我与我的妻子在床上做些什么事？
要直言！”
贞德再回禀说：
“没发生什么事。”
惊讶之中，国王屈下双膝，高声喊道，
“神迹！”然后在胸前画十字，并一鞠躬。
伏尔泰每每为驱散那个冬夜的寒冷，为客人念上一篇或两篇《女仆》里的诗章。夏特莱夫人通常将这些愈渐增加的手稿，锁在抽屉里，但伏尔泰随意地任由部分诗稿在朋友之间流传。诗稿一部分被录了下来，在下层社会里传播得比在知识界里更广泛。唯恐法国政府起诉成为萦绕他心中的顾虑之一。值得担心的不是这篇诗的淫秽，而是诗篇中对僧侣、耶稣会教士、一般高层教士、教皇与宗教裁判所的偶尔讥讽。
在《阿尔齐雷》（Alzire）一剧中，他要严谨得多。1736年1月27日，本剧在法兰西剧院首度公演成功，这在戏剧历史上启开了一个新纪元，就是演员穿着剧中人物所处时代与地方的服饰，在本剧中是西班牙征服与掠夺秘鲁。阿尔瓦雷斯是这个已沦亡国家的西班牙总督，请求胜利者减低残酷与贪婪的程度：
我们是这个新世界的
灾疫，自大、贪婪而不公正……
只有我们
才是这里的野蛮人；那单纯的野蛮人，
他们虽然生性勇猛，与我们勇气相当，
在德行上，则比我们优越。
巴黎连续20个夜晚赞赏这出戏，剧院收入高达53640利维尔，伏尔泰将他份内的收入给了演员。
1736年8月8日，伏尔泰收到了普鲁士腓特烈的第一封信，从而展开了一段有名的交往与一段悲剧的友情。也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俗人》一诗，这首诗读起来像是预先为卢梭的《论艺术与科学》（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1750年）做了答复。伏尔泰对一些幻想家所作的主张感到不耐，他们把那“友善而热情洋溢的野蛮人”予以理想化，或建议“回复自然”，以逃避现代生活的紧张、伪善与造作。他在种种历练中，颇为安然舒泰，而他也认为他应该为文明说一句好话。他在贫穷中找不出什么德行来，而疯狂与爱情两者之间，也无和谐存在。原始人也许实行财产共有，但只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而这些人如果清醒，也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醇酒。“就我而言，我感谢这明智的大自然，为使我快乐，而让我诞生在这个饱受悲观论者责难的时代中，这一个亵渎的时代很适合我，我喜欢奢侈，甚至温柔乡的生活，爱好各种享乐与各式各样的洁净、有格调与优美的艺术。”这一切对于伏尔泰而言，都比亚当的伊甸园好得多。“我亲爱的父祖亚当，你当坦白自承，你与夏娃夫人都有满含泥土的长指甲，而你们的头发也有点凌乱……而学者徒然地试欲寻出伊甸园……人间天堂就是我所在的地方。”
宗教界人士不喜欢他对亚当与夏娃的这一形容，他们坚持《创世记》是一部无可指摘的历史，他们无法同意伏尔泰对亚当指甲与夏娃头发的观点。有传闻政府将要拘捕锡雷“那位不虔敬的恶魔”，他的朋友再度警告他，他于是决定出国旅行。1736年12月21日，他离开了锡雷与夏特莱夫人，以雷瓦尔为名乔装为一位商人，前往布鲁塞尔。他在那里的敬慕群众，嘲弄他这一假装，而且为了表示对他的仰慕，排演《阿尔齐雷》一剧。卢梭警告布鲁塞尔人，宣称伏尔泰已前来传播异教。伏尔泰继而前往莱顿，那里的群众也集合起来看他，再到阿姆斯特丹，并督导他《论牛顿》一书的出版。侯爵夫人开始担心他永远不再回到锡雷。她写信给达让塔尔：“两个星期以前，如果两个小时不见他，我便感到痛苦不堪；我常从我的房间写信到他的房间，而今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或是一直在做什么……我恐惧至极。”最后，他总算回来了（1737年3月），他宣称在这到处追捕他的国度，只有对侯爵夫人的爱情才能将他留下。
1739年5月，这对爱人前往布鲁塞尔。在那里，伏尔泰利用他在法律及其他方面的机智，在一场影响到夫人财产的诉讼里为她辩护。然后，偕同侯爵，他们一起前往巴黎。在那里，伏尔泰提出《穆罕默德》与《梅罗普》两剧给法兰西喜剧院，夫人也将她那3卷《物理法则》付印。在，她对伏尔泰与牛顿两人的理论都不加附和，而赞同莱布尼茨的单元哲学。他们于9月回到锡雷，不久再到布鲁塞尔长居。1740年9月，伏尔泰匆匆赶到克勒维斯，以便与当时已成为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首度聚面，腓特烈未把夫人列入邀请的名单。11月，他经过350英里的痛苦旅程前往柏林，想为福勒里红衣主教扮演外交官的角色，此后，他常常担负着外交官的任务。夫人在同一时间前往枫丹白露，为伏尔泰居留巴黎的特许权奔波。很显然，锡雷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厌倦的地方。11月23日，她写给达让塔尔说：
我在枫丹白露所做的一切，只得到了残酷的报偿。我调和了最困难的一些问题。我为伏尔泰先生谋得了他能公开回国的权利，也为他赢得当局的善意，并为他能让各学院接受他铺好了路。简而言之，在3个星期中，我为他取回了他在6年中费力失去的一切。你知道他怎样回报我这样热心的奉献？他毫无情感地通知我，他已前往柏林，而他完全知道他在戳刺着我的心，并加给我一种无可言喻的折磨……我已发了高烧，我希望不久了结我的残生……你可相信我感觉到我的哀伤将会结束我的生命时，我最萦绕于心的，是我的死亡将带给伏尔泰先生可怕的遗憾？……我不能承受他对我的记忆，有一天将会带给他不愉快这一念头。
所有曾经爱护过他的人，都不该责难他。
伏尔泰从波茨坦与普鲁士王室的眷顾中挣脱开来，重回他爱人的怀抱。在他的回程上，他给腓特烈一封信，表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我抛弃了一位伟大的国王，他培植、尊崇我崇拜的艺术，而去投向一个只读沃尔夫（Wolff，莱布尼茨作品的注释者）的玄学之人。我为了一件诉讼案子，与欧洲最可亲的王宫痛苦地脱离，但我不会像一个白痴伏身在一个女人膝前叹息而离开你那令人敬慕的朝廷。然而，陛下，那个女人为我放弃了一切，而其他女人会为这一切放弃她们的朋友。我欠她太多恩情……爱情通常愚蠢得可笑，但纯粹的友情有比一个君主的命令更为固有的权利。
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在布鲁塞尔重聚，由于夫人拖长的诉讼，那里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1741年5月，他们参加了《穆罕默德》一剧在利维尔的首演，并受到观众的欢呼。他们兴奋异常地回到布鲁塞尔，但很快阴沉了下来，因为他们愈来愈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恋歌即将结束。夏特莱夫人对伏尔泰的情爱，即使其本质为占有，仍然非常炽热，但伏尔泰的爱情之火，已逐渐从他的笔头下消失。1741年7月，他在一封信里向夏特莱夫人表示他为自己愈渐减弱的热情而道歉：
如果你要我仍谈爱情，
请把我带回到谈爱的年岁；
在我日子的薄暮里，
如果可能，重让黎明复活。
我们死去两次，我看得很清楚。
爱与可爱的停止，
是一次无法承受的死亡，
生命不再则不算什么。
1742年8月，他们前往巴黎帮助《穆罕默德》一剧在法兰西剧院上演。伏尔泰从福勒里红衣主教那里得到了官方的同意，准予上演。巴黎的首度演出（8月19日）是当年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很多官员、教士与诗人跻身于观众之列。除了一些教士，其他人都似乎满意，那些教士指控本剧是“反对基督教的一种血腥讥讽”。费内隆、德芳丹与其他人都抱怨，虽然福勒里认为这些批评者对教士自己维护的主义有损，但他仍发出私人的劝告，要伏尔泰停止该剧的演出。在第四次全场爆满的演出后，本剧终于停演了，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都在愤怒的挫折中，回到布鲁塞尔。
福勒里红衣主教以委托他（1742年9月）尽力改变腓特烈的政策而与法国友好来安慰他。伏尔泰得意地以外交官的身份与腓特烈在亚琛聚面。腓特烈看透他的目的，以诗词来应付他的政治游说。伏尔泰于是再度回到巴黎、夏特莱夫人及戏剧上。1743年2月20日，他最伟大的一出剧《梅罗普》由法兰西喜剧院演出，其成功一时缄闭了他敌人的嘴。
已有多个剧本以此为主题，欧里庇得斯早在一出只有部分留传下来的戏中予以运用。在一封序言性质的信里，伏尔泰承认他对维罗纳的《弗朗西斯科侯爵》的感激，后者于1713年就已写了《梅罗普》这出剧本。落幕时，据说大部分观众泪水盈眶。据记载，这是法国戏剧史上观众第一次要求剧作家在戏台上亮相。他接受了观众的要求，开了一个受到莱辛指责的先例。根据其他记载，尽管受到他所坐包厢中两位公爵夫人的一再怂恿，伏尔泰仍拒绝现身舞台，他只站起来一会儿，以答谢欢呼。腓特烈则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悲剧之一”。吉本认为剧中的最后一幕，可与拉辛的任何作品媲美。
《梅罗普》一剧的成功，因他不久竞选学院院士的失败而黯然褪色。他非常热心地参与竞选，甚至自称为“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及“经由宗教认可的许多册页”的作者。路易十五最初很喜欢他，但是受到新首相莫勒帕的阻挡，后者抗议道，如果让这样一位不虔敬的人来承继福勒里红衣主教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适当。这个空缺后来由米尔普瓦主教递补。腓特烈怂恿伏尔泰放弃这个对天才如此不重视的国家，前往波茨坦与他同住。夏特莱夫人反对这个建议，法国政府则劝他暂时接受这个邀请，并担任法国在柏林的秘密代表。渴望扮演政治角色的伏尔泰终于答应，再度跋涉于法国、比利时与德国的旅途上。1743年8月30日至10月12日，他费了6个星期来进行这个政治任务，腓特烈再次嘲弄他的政治任务并赞美他的诗词。伏尔泰又回到布鲁塞尔与夏特莱夫人重聚，1744年4月，他们再度回到锡雷居住，并企图重燃他们那渐渐枯萎的爱情。
夏特莱夫人在《快乐的特色》一文中认为：“在所有的情欲中，追求知识的欲望最能增加快乐，因为这种欲望最不需要依靠对方。”然而，她把爱情称为：
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最伟大的好事情，只有这一件事，即使读书的乐趣也值得为之牺牲。理想的爱情使两个人之间彼此吸引，而他们之间的热情则绝不会冷却或过量。但人们无法期望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和谐，那太过完美。一颗能拥有这般爱情的心，一个能如此恒久不变而亲热的灵魂，也许在一个世纪中才能遇见一回。
在一封动人的信中，她总结了她对这种希望的绝望心情：
我在过去10年中，很愉快地与那位征服我灵魂的人相爱，在那10年中，我们完美地相互交往联系着……岁月与病痛渐渐吞蚀掉他的热情，这待我注意到时，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的爱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我这一辈子都与他在一起，我信任他的心灵享受着爱情的狂喜，及相信被爱的幻觉……如今，我已经失去这种快乐的心情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伏尔泰对夏特莱夫人的爱情变为断断续续的忠诚？他声称由于体力的衰退，似乎是真诚的；然而在他这样说过一年后，我们又会发现他“在一个女人膝前，像一个傻子般地叹息着”。事实上，他已经耗尽了在一些方面的生活与兴趣，那就是夏特莱夫人与科学。锡雷的孤立，不久便会使一般人大为乏味，只有警察追捕他、科学吸引他时，这里才是个上天恩赐的所在。而今他再度尝到了巴黎与他的一些剧本首演礼的乐趣，甚至在国家政治方面，他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即使有段距离，他也可感到朝廷的荣耀。伏尔泰的朋友阿尔让松侯爵已做了首相，他的朋友与债主黎塞留公爵，也成为国王的首席侍从大臣，甚至连国王本人也宽容他了。1745年，太子即将与玛丽亚·拉斐拉成婚，必须安排一个豪华的节庆。黎塞留任命伏尔泰为这次盛会撰写一个剧本，由拉摩配乐，诗人与作曲家须在一起工作，伏尔泰于是必须前往巴黎。1744年9月，他与夏特莱夫人告别了锡雷，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