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3年至1734年，经过了许多穷困后，伏尔泰出版了对启蒙运动有贡献的第一，其形式为自英格兰寄给塞奥特的24封信。这些信1733年译成英文而在伦敦发行，书名为《论英国书札》（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如果在法国出版原文本，则要冒着作者与出版者被限制自由的危险。伏尔泰删除一些段落，想得到政府的许可，以刊印剩余部分。结果遭到拒绝，他再度在鲁昂秘密出版。可是他警告出版者若雷，不要让任何书在那时流传，但早于1734年初，几本以《哲学通信》（Letters Philosophiques）为名的书便已流传到了巴黎。有一个盗印者得到了一本，而在伏尔泰不知道的情况下大量刊行。当时，伏尔泰正与夏特莱夫人前往距巴黎190英里的奥顿附近的蒙略堡参加黎塞留公爵的婚礼。
这以4篇谈论英国教友派的信开头。伏尔泰指出，虽然这些教友派信徒没有教阶组织，没有僧侣与圣礼仪式，然而这些信徒比他所见过的其他任何基督教徒，更能信守基督的教训。他叙述也可以说是想象去访问一位教友派信徒：
“亲爱的先生，你受过洗没有？”我这样问着他。
这位教友派信徒回答道：“不！我其他的主内弟兄也都没有受洗。”
“那么，”我喊道，“你们都不是基督徒了？”
“我子，”他用一种温和平静的语调回答说，“不需要发誓，我们是基督徒，同时想做好信徒；我们不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在于那洒在人头上，渗有一点盐的冷水。”
“哎，天啊！”我抗议道，“别提这种不虔诚的话，你难道忘记耶稣是由约翰施洗吗？”
“我的朋友，别再发誓……基督固然自约翰那里接受洗礼，但基督本人并没有再为任何人施洗礼，我们并非约翰的信徒而是基督的信徒。”
我再说道：“啊！你这可怜虫呀！怎么你情愿在那审判之地熬受火刑！”
“你受割没有？”他反问道。
我回答我没有那种荣耀。他最后说道：“那很好，你是一个未经受割的基督徒，而我是一个未受过洗的基督徒。”
依照对白中教友派信徒的说法，受洗如同受割一样，是前基督时代的习俗，而这已经被基督的新福音取代了。伏尔泰又对战争加了一段话：
我们应该再也不要从事战争，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恐惧死亡……只是因为我们并非豺狼、老虎或牛头狗，我们是人，是基督徒。我们的上帝，嘱咐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他当然不会要我们渡过海洋，去割断我们弟兄的喉咙，只为了那些披挂着红衫的凶手，戴着两尺高的帽子，而在撑开的驴皮上用两枝棍子敲出噪音，用以募集市民。而且，得胜之后，整个伦敦夜明如画，天空漫布着烟火的火焰，空气中也回响着赞美诗、教堂钟声、风琴声及大炮的声音，实际上，我们在静静地哀悼那些造成大众欢乐的屠杀。
法国由于强迫所有法国人信奉一种信仰，几乎摧毁了自己。然而，伏尔泰也过分夸大了英国对不同教派比较宽容的作风。“这是一个有着许多派别的国度，一个英国信徒就如同一个自由人一样，可以依循着任何他想要选择的路到天堂去。”伏尔泰又比较英国教士与法国教士两者之间的道德，因而庆幸英国没有修道院院长的存在。“英国人闻悉在法国以道德颓丧闻名的年轻人，借着种种阴谋策术晋升到大主教高位，然后作些情歌，更夜以继日地大宴宾客……并自称为十二使徒的继承人之时，他们应该感谢上帝，他们幸而生为新教徒。”
第8封信将伏尔泰式的短剑转向法国政府：
只有英国民族才设法借着抗拒国王而来节制国王的权力……最后才建立了这一明智的政府，在政府中，国王虽有权做一切善事，双手却被束缚着无法做恶事。……无疑，在英国树立自由代价也甚昂贵，专制的偶像被浩浩的血海淹毙了，英国人并不以为他们为好的法律付出过大的代价。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同样的乱世，只是他们为着争取自由洒下的鲜血，徒然使他们的奴役巩固而已。
在英国，人身保护状禁止任何未书明理由的监禁，而且要求陪审团的公开审判；而在法国，却有秘密拘捕令。伏尔泰早在孟德斯鸠14年之前，即提到并加以夸大、赞美英国政府里某种“分权”的存在，及国王、贵族与平民三者的调和。他又指出，在英国，没有任何税捐能在未经议会同意下课征，也“没有任何人，由于身为贵族或僧侣而免于缴纳某种课税”。在英国，贵族家庭的子弟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而在法国：
商人常常听到他们那一行被人轻蔑地提到，他们愚不可及地为此而腼腆。然而，我倒真不明白，一个涂粉抹彩的贵族，他知道国王确切的起卧时间，他在国王面前虽然仅担任奴仆的角色，却装扮着很伟大的神态……或者是一个商人能够使国家富裕，将货物远送到苏拉特与开罗，对整个世界的快乐具有贡献，这两类人中，谁对国家较为有用。
最后，伏尔泰在为法国奠下的一个改革计划中宣称：
事实上，英国的宪法已臻于完善的境界，因此，所有的人民恢复了在几乎各个王朝中受到剥夺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包括完整的人身自由与财产自由、新闻自由、由独立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利、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接受审判的权利及丝毫不受烦扰地公开表明他所愿信仰宗教的权利。
伏尔泰一定也知道，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到这些“自然权利”；人身自由并不能避免那些新闻恶棍的毁谤，在宗教与政治方面，言论自由也有限制；非英国国教者与天主教徒都无法参与公职；而且，法官可以接受贿赂而犯法。他并没有将英国不公正的实情予以揭露，他只是利用英国作为一个鞭挞的工具，以怂恿法国人反叛国家与教会的压迫。
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伏尔泰对培根、洛克与牛顿的称道。他将博林布鲁克对马尔伯勒所下的评语转移到受人指控的培根身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伟人，我想不起他究竟曾否犯过任何错误。”他又补充说：“这个伟人是实验哲学之父”——这并不是因为培根做过的实验，而是基于培根对促进科学研究的有力呼声。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即因而称赞培根为那部《百科全书》的主要启导者。
伏尔泰的第13封信几乎都在谈论洛克。他在洛克身上发现的，不仅是取代灵魂神话的科学心灵，而且是一种内涵的哲学，追溯一切知识到感觉为止，将欧洲思想从神圣的启示转向人类的经验，以为真理独一无二的来源与基础。他也赞同洛克的意见，认为物质可能使之思考。这一看法尤其鲠塞在法国检查人员的喉中，而与该书受指责大有关系。这些法国检察官似乎预见到了拉梅特里与狄德罗的唯物论。伏尔泰拒不承认是唯物主义论者，但他把笛卡儿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修改成为“我是一个实体，所以我想，我别无所知”。
第14封信劝告法国人从笛卡儿学说中释放出来，去研究牛顿。“在英国，一般人对这两位思想家的意见是，笛卡儿只是一位梦想者，而牛顿是一位圣人。”伏尔泰推崇笛卡儿在几何学上的贡献，但他对于笛卡儿学说中的宇宙观却无法彻底了解。他承认，在牛顿论古代的年历与《启示录》的文章中，有些事情近乎梦幻，或至少近乎催眠。伏尔泰温和地指出，牛顿之所以写这些，是为了“安慰人类，以免他高高凌驾在他们之上”。伏尔泰发觉牛顿的东西相当难于了解，但牛顿葬礼时有那么多政府与科学界的卓越人才，使他决心研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而成为牛顿在法国的使徒。在这里，他也撒下了《百科全书》和启蒙运动的种子。
最后，他对帕斯卡的思想加以颇含敌意的批评，震惊了法国的宗教思想界。他本来不打算把这一批评包括在这些信札中，因为这完全与英国无关。只是伏尔泰1728年将这一批评从英国寄给塞奥特，这位盗印出版商将这些附列为第25封信。这使那些崇拜帕斯卡而且掌握着巴黎市议会的詹森教派比耶稣会（并不推崇帕斯卡）更严厉地指斥伏尔泰。伏尔泰在本质上无法与帕斯卡相容：在这个阶段中（除了他的戏剧而外），他是好斗的唯理主义者，感情在他的哲学中仍无地位。仍然年轻，生活范围很广，在屡遭非难中仍享受着生活乐趣的他，反对帕斯卡沮丧的悲观主义论调，他说：“我胆敢负起人类的角色来反对这位巧妙的恨世者。”他反对帕斯卡的赌注（打赌上帝的存在比不存在要聪明些），认为“不敬而幼稚……我必须相信一件事并不能证明这事存在”。他承认我们并不能解释宇宙的奥秘，或了解人类的命运，但他怀疑从我们这种无知中，能否推演出十二使徒的教条来。他宣称：“人为行为而生……不工作与不存在，就人类而言，是一件事的两面。”
《对帕斯卡思想的批评》并不是伏尔泰的精心杰作，他并未打算出版，也没有机会加以修正。以后的一些事件，如里斯本的地震，渐渐转变了他年轻时代的乐观看法。尽管有这一篇未经深思熟虑的附录，这些哲学上的信件仍是法国文学与思想上的一道里程碑。在法国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简短、机智的句子，无错处可挑的明晰、明朗的机智及充满讥讽的语句。此后，这些东西成为逾越一切谨慎否认作者身份的文学标帜，这与《波斯人信札》为大摄政时期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散文立下了文风。而且，这在法国与英国两国知识界的联系上，构成了最坚强的一环。巴克尔称赞其为“在18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这是一种宣战与一幅战争地图。卢梭提到这些信件在他本人心智的启发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也一定还有数以千计的法国青年，同样得力于这一。拉斐特更赞誉这，使他在9岁时成为一个共和党人。海涅（Heine）认为“检察官实在不必要谴责这，不加指斥，人们也会览读”。
教会与国家，国王与议会觉得不能默默忍受这许多创伤。印书商人被送到巴士底狱，而且发了一张秘密逮捕状，无论在何处发现伏尔泰，都加以逮捕。1734年5月11日，一个警察官员拿着一张拘捕状在蒙略露面，但伏尔泰也许得到莫佩尔蒂与达让塔尔的警告，已经早在5天前离开了，并已在法国国境之外。议会于6月10日颁了一道令状，凡是被发现的书本，都要以“毁谤、违背宗教与良善道德，及对政府欠缺应有的尊敬”这一罪名，由执行公务的刽子手，在法院的院子里焚毁。
在获悉伏尔泰安全到达洛林之前，夏特莱侯爵夫人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着：“在我晓得像他这样一个健康又有想象力的人，被拘禁在监牢里，我不能有足够的坚毅力，继续这样想下去。”侯爵夫人与黎塞留公爵夫人联合其他贵妇，请求赦免伏尔泰。掌玺大臣同意，如果伏尔泰否认是这的作者，他可以撤销那道拘捕状。他当然知道伏尔泰是的作者，但情愿以这种方式缓和检查制度。伏尔泰也轻易地答应否认是该书的作者，这自然是一个值得原谅的谎言，而且这本他否认的书，事实上也未得到他的同意而发行，他在写给艾吉永的信中说：
他们说我必须撤回我的意见，很好，我可以公开声明帕斯卡永远是对的……所有的教士都很和蔼而公正无私……僧侣既不骄傲，也不诡诈而声名狼藉。至于宗教裁判，更是人性与容忍的一个辉煌胜利。
那道拘捕令因而撤销，但规定伏尔泰必须与巴黎保持敬意的距离。伏尔泰在边界从一个城堡穿过一个城堡，受到了许多贵族的欢迎，这些贵族并不都很虔诚，也根本不喜欢专制而中央集权式的王权。他接到一张前往荷尔斯泰因宫廷定居的邀请信，而且能够得到每年1万法郎的津贴，但他没有答应。1734年7月，他退居到香槟省锡雷夏特莱夫人的庄园，在那里成为一名付费客人，开始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