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8年底或1729年初，伏尔泰从英国回到法国时，他曾在巴黎西北部约11英里的圣德门一所不太显眼的地方落居。他动员他的朋友想办法帮他免除政府对他的放逐惩罚，他们完成了这件事，甚至恢复了他的皇家恩俸。4月，他又在巴黎市内四处走动了。一次在一个聚会中，伏尔泰听到数学家拉孔达米纳的估计，任何人如果买下了由巴黎市政府发行彩票的全部奖券，都能发财。伏尔泰马上冲出去，向银行朋友借了钱买下全部的奖券，结果正如那位数学家预测的中了奖。巴黎政府主计长拒绝兑奖，伏尔泰诉诸法庭，结果胜诉，收到了奖金。1729年年底，他曾费了一天两夜的工夫，旅行150英里，从巴黎跋涉到南锡，收购洛林公爵发行的公共债券。这一冒险也让他大有斩获。作为诗人与哲学家的伏尔泰，倒是要由身为财政家的伏尔泰来养活。
1730年，他回到巴黎，非常热衷于商业。通常总是同时忙着好几个文艺工作，他从这一件忙到那一件，像是要在改变中寻找新鲜，而不浪费时间。当时，他正着手写作《英国人信札》及《查理十二史》（A History of Charles XII）、《勒库夫勒小姐之死》（The Death of Mademoiselle Lecouvreur），还有《女仆》（La Pucelle）的开头部分。1730年的一天，黎塞留公爵的一些宾客在讨论圣女贞德，他们建议伏尔泰撰写有关贞德的历史。那时，贞德还不被接受为法国非宗教的圣人，然而对于作为自由思想家的伏尔泰，贞德传说中的超自然部分，似乎可以作为幽默式的处理。黎塞留公爵激他这样做，伏尔泰当天就把序言部分写好了。那时他为勒库夫勒小姐鸣不平的诗尚未发表，他那好嚷嚷的朋友塞奥特却到处吟诵，许多教会里的教士，也就开始聚集在伏尔泰周围嗡嗡不息。就像伏尔泰渴于树敌一样，1730年12月11日，他着手撰写布鲁图斯的剧本，根据李维的记载，这人驱逐了塔克文国王，而且参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这个戏剧否认了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并宣布了人民改换统治者的权利。对这个戏剧，演员们抱怨在情节中缺少爱情主题，一般巴黎人也认为该剧实在是一出荒诞无稽的革新剧，所以在排演15次后，该剧即予撤销。62年之后，这出戏重新上演，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巴黎人都怀着同样的心情要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
同时，他又得到皇家特许，准予出版他那本《查理十二史》。这个题目很难攻击到路易十五与教会，同时由于该书非常偏向于王后的父亲斯坦尼拉斯，当然也可以使王后高兴。约有2600册已经印妥，但突然在未有片语只字的警告下，皇家特许状被撤销了。除了伏尔泰自己保有的一册外，那一版的所有其他书都遭没收。他向掌玺大臣抗议，结果被告知，由于外交政策的改变，法国政府必须对查理的敌手也是受害者、仍然在位的波兰国王“强人”奥古斯都讨好。伏尔泰决心不顾这种禁令，乔装移居到鲁昂，在那里冒充作一个英国地主住了5个月，秘密地指挥着印刷他的历史书。1731年10月，这在法国就像小说一般地自由发行与出售。
某些批评家批评这太过于小说化；另一位饱学的历史学家称该书为“一本传奇”，叙述非常生动，而在细节方面不甚正确。然而事实上，伏尔泰的确以一位学者应有的谨慎来处理这。他不仅查阅了许多政府文件，甚至一反常态地咨询许多可以供给第一手资料的人：退位的国王斯坦尼拉斯本人、马雷夏尔·萨克斯、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博林布鲁克、阿克塞尔·斯帕雷、丰塞卡与法布里斯爵士（曾做过查理的秘书）。他曾与查理最宠爱的部长冯·格尔茨爵士共住一段时期，冯·格尔茨于1719年被执行死刑这件事可能促使他研读这个“北方之狮”。1740年，曾经做过查理私人牧师的约翰·诺伯，在他所出版的回忆录中，曾指出伏尔泰叙述史实的若干不正确之处，伏尔泰在随后的版本中，立即加以修正。当然还有些其他误失处，尤其是关于战役的细致叙述上。后来的批评家辩称伏尔泰太过赞美查理，把他视为“也许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不平凡的人，他在他身上融合了所有祖先最伟大的德行，除了拥有过分的优点外，他几乎全无缺失或不快乐”。这或许可认为是一种夸饰。伏尔泰解释道，查理“过分拥有所有的英雄美德，以致成为缺点”。伏尔泰将这些列为浪费、轻率、残忍、独裁及欠缺宽恕的雅量，他还指出国王身上这些缺点如何伤害了瑞典。他还下结论，认为查理是“一个超常伟大的人”。无论怎样，这不仅是学术，也是艺术作品——就结构、形式、色彩与风格而论。很快，所有欧洲的知识分子都在读《查理十二史》，伏尔泰的名声也因而达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广泛与稳固。
1731年8月5日，他从鲁昂回来后，伏尔泰成为丰泰纳—马特尔伯爵夫人位于巴黎皇宫附近官邸的贵客。夫人发现他是如此快乐的伙伴，继续供他住宿，直到1733年5月。他以无比的活力主持着夫人家中充满文学气息的晚餐，同时在她的私人剧院里导演主要是自己的剧作。在停留期间，他为拉摩的桑松撰写歌剧本（1732年）。可能是在丰泰纳—马特尔伯爵夫人在法兰西剧院的包厢中，他看到了他的《艾里菲勒》一剧（1732年）的失败及他的传奇性悲剧《扎伊尔》（Za?re，1732年8月13日）疯狂似的成功。他写给一位朋友说：
从没有任何一出剧，能像《扎伊尔》在第四次演出时演得那么好。我当时真希望你也能在那里，你将看到，群众并不恨你的好朋友，我出现在一个包厢里时，所有观众都为我鼓掌。我感到脸红并躲了起来，但如果我不承认我那时非常感动的话，那我无疑是一个伪君子。
在他所有的戏剧中，《扎伊尔》一剧一直到他逝世，都是他最心爱的一出剧。扎伊尔是一位基督徒少女，十字军东征她尚在襁褓时，即被穆斯林俘虏，她完全是在伊斯兰教信仰中教养长大，她除了知道法国是她的出生地外，其他一概不知。剧中的她已是耶路撒冷奥斯曼苏丹后宫的一位佳丽。苏丹热恋着她，而她也爱上了苏丹，剧作开演时，她正要嫁给苏丹为妻。另外一个俘虏法蒂玛，斥责她忘掉了她曾是一个基督徒。伏尔泰借着扎伊尔的答复表示地理对宗教信仰的决定性：
我们的思想、礼俗与宗教，
都由习惯与
早年强有力的倾向塑成。
当出生在恒河岸边，
扎伊尔奉拜的是异教神祇；
在巴黎时，我曾是一个基督徒；
而在这里，
我是一个快乐的穆斯林。
我们只知道我们学得的；
那教导我们的父亲之手，
在我们细弱的心上，
刻下了这些特性，
典范深植于心，
除了神以外，
再无别人，能够将之涂抹。
伏尔泰以明显的偏爱，把奥斯曼苏丹描绘为除了耐心外，其余德行全都兼备的人物。基督徒震惊地看到，穆斯林与基督徒一样的可敬；而苏丹也惊讶地发现，一个基督徒也能够是一个好人。苏丹甚至不愿再维持他宫中的女眷，而保证他自己要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伏尔泰对他的基督徒人物也一样的公正，他写了许多亲切的诗句，来赞美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也有一个在襁褓中被俘虏的基督徒内雷斯坦，他与扎伊尔一起成长。在他保证将带回10个基督徒俘虏所需赎金的条件下，获得释放。他先离开，然后回来，将他自己私人财产拿出来，以凑足这笔赎金。苏丹释放了100个基督徒，以为酬赏。内雷斯坦感到伤心的是，这些被释放的基督徒，并未包括扎伊尔或曾于1186至1187年身为耶路撒冷基督徒国王的吕西尼昂在内。扎伊尔要求奥斯曼苏丹释放吕西尼昂，结果应准。这位年老的吕西尼昂却指认出扎伊尔原是他的女儿，内雷斯坦则是他的儿子。她在对那宽宏大度的苏丹的爱情，与对她父亲、兄弟与信仰的忠贞之间，备受折磨。吕西尼昂恳求她放弃奥斯曼苏丹与伊斯兰教：
吕西尼昂：啊！想想流在你血管里的，
那是二十个国王沿传下来的血液。
所有的基督徒皆与我一样，
他们流的是英雄的血，
信仰的卫护者与烈士的血！
你不知道，我眼看你母在生下你那一片刻，
即遭你曾拥抱过的，
可憎信仰的野蛮人的屠杀。
你兄弟们也是可敬的烈士，
已从天堂伸出了他们的手，
希望拥抱着一个妹妹。
啊！惦念着他们！
你背弃的上帝，
虽然在此地已终止，
但仍是我们与全世界的神。
看那神圣的山峰，
在那里救主洒了鲜血；
也瞧瞧救主胜利地升天所自的坟墓；
在每一条你所走过的小径上，
你要记着看那神的足迹。
你还要抛弃造物主吗？
扎伊尔：我生命的亲爱创造者，
父亲，请告诉我究竟该怎么办？
吕西尼昂：说一句肯定的话，
立刻就把我的耻辱与忧愁移开了。
说！你是一个基督徒。
扎伊尔：那么，我的主呀！
我是一个基督徒……
吕西尼昂：发誓你会信守这桩重大的秘密。
扎伊尔：我发誓。
她的兄弟内雷斯坦知悉她仍然打算嫁给奥斯曼苏丹时，他企图杀死她。后来内雷斯坦变得温和起来，但坚持她须受洗，她也应允了。他于是托寄了一张便条，约定受洗的时间与地点。然而，奥斯曼苏丹因为不知道内雷斯坦是扎伊尔的兄弟，误会这便条涉及爱情，他以为扎伊尔竟瞒着他与别人约会，刺杀了扎伊尔。最后，他发现他所设想的情人是一对兄妹后，他自杀殉情。
剧中的情节构思巧妙，情节顺畅而富于戏剧化，诗句则流畅悦耳。在今天看来，那些感情的铺衍似是过分些，但我们可以了解巴黎人为什么喜欢扎伊尔与奥斯曼苏丹，为什么本剧在枫丹白露宫为皇家演出时，那位善良而忧郁的王后为之感动落泪。不久，本剧便在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地区翻译成当地文字，并在各个地区上演。现在，伏尔泰被誉为当时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是皮埃尔·高乃依与拉辛的最佳继承人选。对伏尔泰的称赞让当时逃亡在布鲁塞尔的卢梭很不高兴，他批评《扎伊尔》一剧“琐屑而平凡，是虔敬与淫荡可憎的大杂烩”。伏尔泰则以一首长的谈话式诗《趣味的庙宇》予以反驳，他在诗中耻笑卢梭而抬高莫里哀。
1732年至1733年冬天，他与未来被他伤害的莫佩尔蒂研究数学与牛顿，他重写《艾里菲勒》，又修正了《扎伊尔》与《查理十二史》，并为《路易十四时代》寻找资料，完成《英国人信札》，又新写了《阿德莱德》（Adélade）一剧，及写成了不可计数的短篇书信、赞美词、邀请书、墓志铭和许多爱情小诗，全都是以修饰平整的诗句写成的机智结晶。他那慷慨的女房东丰泰纳—马特尔夫人逝世后，伏尔泰于是迁到长点（Long-Point）街的一座房子，从事小麦出口生意。而后，在商业与爱情的纠葛中，他于1733年邂逅了夏特莱侯爵夫人，一直到侯爵夫人逝世，伏尔泰的余生便与这位独特而有事业心的妇人牵连在一起。
她当时26岁（伏尔泰38岁），在这以前，她已经有过多种经历。她是布勒特伊男爵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年仅12岁，她已经通晓拉丁文与意大利文，善于歌唱，也能弹奏小瑟（spinet）；15岁时，她开始将《埃涅阿斯纪》翻译成法文诗；以后她又学习英文，同时跟莫佩尔蒂学数学。19岁那年，她嫁给30岁的夏特莱侯爵。她为侯爵生了3个儿子，但与侯爵没有太多相处的时间，侯爵经常与他的军队在一起，而她则被留在宫廷附近，放荡豪赌，谈情说爱。她被第一个姘夫遗弃时，她曾服毒自杀，一位药剂师挽救了她。她被第二个情夫黎塞留公爵遗弃时，她已能泰然处之，因为全法国都知道他的善变。
伏尔泰第一次在晚宴遇到她时，他不但不感觉唐突，反倒欣赏她那谈论数学、天文学及拉丁诗词的能力。她体态上的诱惑，并非无法抗拒。其他的女人对她津津乐道，让我们听听杜德芳夫人之词：“一个高大而又干枯的女人，毫无臀部，低平的胸……大手大腿，巨大的双脚，非常小的头。五官相当奇特，尖尖的鼻子，一对蓝绿色的小眼，深色的皮肤……坏牙。”克雷基侯爵夫人也附和地形容着：“她是一个女巨人……健壮得不得了，而且几近奇迹般地笨拙。她的皮肤就像敲豆蔻的锉子，总体看来，与一个丑陋的军士别无二致。然而，伏尔泰提到她的美丽。”
但在她42岁的时候，潇洒的圣朗贝尔（Saint-Lambert）仍然秘密地与她做爱。我们不能相信这些同为女性的证词。我们从她的一些画像上所得到的印象是，夏特莱夫人高大而有男性姿态，高高的额头，带着骄傲的神情，并非不吸引人的五官。而且，可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听说她有着“肉感而坚实的胸部”。
也许夏特莱夫人身上有着恰好足够的男人味以补足伏尔泰身上的女人味，她仍然动用种种女性工具，如化妆品、香水、珠宝和项链，以衬圆她瘦骨嶙峋的诱惑力。伏尔泰对她的喜爱装饰投以微笑，然而他更欣赏她对科学与哲学的热忱。即使在巴黎与凡尔赛的轻浮与空谈气氛下，夏特莱夫人仍能离开赌桌，去研究牛顿与洛克。她将牛顿的《数学原理》翻成法文。伏尔泰发现拥有这样一个人作为自己的侍从弟子兼情妇，是方便之事。早在1734年，他便已认为他是她的爱人：“啊！上帝！在你的怀中，我享受到多么大的乐趣！能够敬佩我所爱的人该多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