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论法的精神》被认为是法国文学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却遭到右派与左派的批评。詹森教派与耶稣会虽然通常互持歧见，但对《论法的精神》一书，却联合指责是对基督教微妙的否认。詹森教派的教会报纸声称：“作者在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基督徒，但这绝少保证他的天主教信仰，如果他不是而我们认为他是的话，作者将会嘲笑我们想法过于简单。”该文的作者在结尾呼吁行政当局对采取行动，速加制止。耶稣会指控孟德斯鸠附和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哲学，假定历史法则也如自然科学一样，而不给意志自由留下任何位置。贝尔捷神父在耶稣会的《特里武杂志》（Journal of Trévoux）中辩驳真理与正义是绝对的，而与时间或地点无关，而且法律应该基于神授的普遍原则，而不是基于气候、土壤、习惯与民族性的歧异。孟德斯鸠认为刊行《为法意作辩护》（1750年）一文较为明智。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否认无神论、唯物论与宿命论，而重在肯定其基督教信仰，但教士仍未信服。
同时，日益崛起的哲学家也不高兴。他们认为《论法的精神》几乎是保守主义的一本手册，他们惋惜偶尔显示的虔诚、改革计划的缓和及无决心的宗教容忍观念。爱尔维修即在写给孟德斯鸠的信上，指责他太过强调社会改变的危险性与困难。正在《论道德》一文中铺陈其历史哲学的伏尔泰，对孟德斯鸠的成就并不热心，他并未忘掉这位议长先生曾以这些话反对他被选入皇家学院：“如果伏尔泰成为一个院士，这将是学院的一种耻辱，而如果他不成为一个院士，则以后他会自认为耻辱。”在这一情况下，伏尔泰的批评虽则含蓄，却受到相当的赞美。伏尔泰指出孟德斯鸠太过于夸张气候的影响，他指出基督教发源于炎热的犹太地（Judea），仍然在寒冷的挪威盛行。他认为英国之所以改奉新教，也许是由于亨利八世王后安妮·博林的美丽，要比亨利八世的冷酷更重要些。另外，如果孟德斯鸠认为自由精神主要源于山地，那对富有坚强自由信念的荷兰共和国或对波兰贵族的自由否决又该做何解说？伏尔泰在1764年出版的《哲学字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即举出好几页的例证，指出“气候具有一些影响，然而政府的影响则百倍于气候，如果宗教与政府相连，则影响更广”——
我们可以问一问，那位坚持气候决定一切的人（孟德斯鸠并没有这样说过），为什么朱利安大帝，在其所著的《厌胡者》（Misopogon）一书里谈到巴黎人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在个性上的持重和态度上的严厉；为什么在气候毫无改变下，现在的巴黎人就像爱嬉戏的孩子，政府处罚他们，同时对着他们微笑，他们自己在受到处罚后，也露出微笑并且还唱着讥讽主人的歌曲。
伏尔泰觉得：
遗憾的是很多的引用句与格言，原与指陈的事情相反，却几乎全部被认为真理……“暖和气候国家的人民，像老人一般地胆怯；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像年轻人一般地勇敢”？我们必须要很留意那些概括的命题如何逃脱我们的注意，没有人能够将一个拉普兰人或者一个爱斯基摩人变得好战，而阿拉伯人却在短短80年间，征服了一片比整个罗马帝国更为广阔的土地。
然而，伏尔泰赞美孟德斯鸠：
我们发觉《论法的精神》一书充满错误……认为这本著作缺少方法，既无计划又无秩序后，我们应该公正地问一问：这的优点在哪里，及为什么获致如此高的评价？首先，是以极高的智慧写成的，而其他写着同一题目的其他各书的作者，笔调都冗长乏味。也就是基于此点，杜德芳夫人与孟德斯鸠具有同样的机智，她评论为关于法律的机智结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注解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列举许多卓见，攻击专制、迷信与压榨人的税制……孟德斯鸠对于饱学之士而言，几乎处处犯错，因为他本人不是饱学之士，但就他反对那些奴役制的热心赞护者与促成者，则几乎句句中肯，欧洲将永远感激他。
伏尔泰另在别处补充说：“人类已经丧失了它的种种冠冕行径（对于自由而言），而孟德斯鸠再度予以恢复。”
随后，一般的批评大都附和伏尔泰的看法。就事实而言，《论法的精神》一书的组织不够紧密，论点的安排与连贯也不太合乎逻辑，更常常忘掉主题的一致性。在热心做一个科学家而搜集与解释各种事实中，他有时未能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片片断断的东西组合成一和谐的整体。他花费了大半生时间搜集资料，并费了20年时光撰写这，他间歇的写作破坏了整体性。他太过于轻易地从几个例证里寻找归纳，而并不去尽力找寻相反的例证。当他谈到他写书的方法时说道：“我已经铺好了最首要的一些原则，而且发现一些特殊例子都自然地符合这些原则，而所有民族的历史只是这些原则的结果。”以一种有待历史本身证实的哲学去研究历史，实在危险至极。再论到他搜集资料的方式，他太过轻信那些旅行者未经证实的记载，有时他竟然把寓言与传说当作历史。甚至他的直接观察也可能有错，他认为他在英国政府中看出分权制度，但那里的立法机构明显地并合着行政机构。
除了这些缺点外，这一定有很多优点才能得到如许的称赞与影响。伏尔泰很适当地宣扬该书的体裁。然而实际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的体裁显得支离破碎。孟德斯鸠喜欢简短的章节，这也许是作为一种强调的方法，如论独裁制度一章，其结果是不愉快的断音符阻止了思路的流畅。其中部分的支离破碎，可能是因为他眼力的渐趋衰退，迫使他不能书写只能口授。他有时直说出来时，往往以明确而扼要的句子，呈露出如《波斯人信札》一般的光彩。依照伏尔泰的看法，在《论法的精神》中，其寓含真理的警句部分，要比适合于论究法律的著作所含的警句更多。然而，这无疑是一种特异的形式，语气温和而平静。其书虽然偶尔意思含糊不清，但值得一读。
孟德斯鸠谦逊而正确地将《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价值，归于该书的主题与目的。从各种法律中寻出法则，在其时、地的差异中寻出一些系统，及由国家与人民的性质与地方的观点，检讨立法方面的根源与限制，以启发君主改革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即使其中有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在《论法的精神》一书完成148年后，斯宾塞虽然拥有一群研究助手，但以其同样热衷于概括问题，因而在同样的事业上招致失败。但两种尝试都有益于智慧。其中孟德斯鸠的成就较为伟大。他有先驱，希波克拉底的《空气、水域与地方》（Airs,Waters,and Places）、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Constitutions of Athens）、马基雅维利的《讲话集》（Discorsi）、博丹的《温和的人类历史论》、格鲁齐乌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维科的《新科学》、普芬多夫的《自然法》等著作。他并未创设，但他的确大大促进了制度比较研究方面的历史方法。
孟德斯鸠在伏尔泰之前创建了一套独立于超自然原因的哲学史，他所持观点的广阔与公正，更非伏尔泰所能企及。伯克称赞孟德斯鸠是“照亮了这一代最伟大的天才”，泰纳认为他“最有学养，最为睿智，也是最能平衡当代各种精神的人物”，华尔波尔则认为《论法的精神》是“人类曾写过的最好的一部书”。这或许是夸大之辞，但就那个时代而言，《论法的精神》的确是一部最伟大的书。
这耗尽了孟德斯鸠的心力，他在1749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道：“我承认这部书几乎杀死了我，我得歇歇，我不能再这般劳苦了。”但他继续研究，他说：“研究对于我来说，是消除生活中所有失望的至上补品，我尚未体验到任何一种经过一个小时的读书还不能驱除的烦恼。”
他偶尔也前往巴黎访问，而且享受他在当时（1748年）与伏尔泰相等的美名。雷纳尔说道：“《论法的精神》改变了所有法国人民的头脑，我们在学者的图书室中，仕女与时尚青年的梳妆桌上，都能够看到这部书。”他在沙龙中也同样受到欢迎，还在宫中受到招待与接见。但他大部分时间留在拉布雷德，他很满意他的绅士身份。他的书受到英国人的欢迎，他们甚至订了大批出产于他故乡的酒。他暮年时双眼几乎失明，他描述道：“我残存的视力对于我来说，是当我双目永远合上时的曙光。”1754年，他到巴黎解除他在那里房子的租约。但在巴黎期间，他染上了肺炎，于1755年2月10日逝世，享年66岁。他受到了天主教的最后仪式，但在所有文学界人士中，只有持有不可知论的狄德罗参加了他的葬礼。
孟德斯鸠的影响扩大到好几个世纪。吉本这样记载：“《论法的精神》出版后的40年中，再没有别的书能够更广泛地被人阅读、受到批评，这激起的质疑精神，并不是我们得力于作者最小的一部分。”在英国的作者中，吉本、布莱克斯通、伯克，都自《论法的精神》与《罗马盛衰原因论》两本获益不少。腓特烈大帝指出《论法的精神》仅次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俄国的卡特琳女皇认为这应该是“各主权帝王的每日祈祷书”，并为那些被她任命修改俄国法律的人，特别从摘录了一些例子。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不仅从孟德斯鸠采取了政府分权的理论，更接受了将内阁成员革除在国会外的办法，这些宪法起草者的作品中更穿插着孟德斯鸠的句子。《论法的精神》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温和领袖们几乎成了一部“圣经”，而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部分造成他们对罗马共和国的爱慕。法盖说道：“所有现代的伟大思想都源自孟德斯鸠。”在那一代，是孟德斯鸠而不是伏尔泰成为法国知识界的呼声与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