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年，他发表了他承认但未署名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他首先将的手稿本呈给一位耶稣会的学者，而且答应删去那些足以引起教会不满的部分。这没有也不能再有如《波斯人信札》一书那样的成功。这不再含有一些亵渎的事物，它涉及一个遥远又复杂的主题，在政治与神学方面相对保守。极端分子不会喜爱强调道德堕落是国家衰亡原因的论调，而他们也不会欣赏那种表示简洁智慧的句子：“那些不再害怕权力的人，仍能够尊重权力。”这部小书被视为历史哲学方面的先驱，而且是一部古典的法语散文，让人回想起波舒哀，但在庄严体裁上加上灿烂的光辉。
这个论题之所以吸引这位历史哲学家，是因为它包括了一个伟大文明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貌，广泛而细腻地将那段历史揭示出来，这一瓦解过程在个人、宗教与国家的演进过后，似乎注定降临。在法国，已经存在着一种怀疑，即法国在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过后，就帝国、道德、文学与艺术各方面而言，将踏进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伏尔泰、狄德罗与卢梭尚未开始向17世纪的知识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但是那新一代继续上升的勇气，表现在孟德斯鸠身上，他在解释历史的过程时，仅考虑到世俗的原因，除了偶尔表示虔敬外，静静地将上帝放到一边。而波舒哀于1681年发表的《论世界历史》一，上帝引导着所有的事件到达神命注定的结果中。孟德斯鸠像牛顿在宇宙中找寻法则一样地在历史中找寻法则出来：
如同我们从罗马人的历史中观察出来的一样，并不是命运统治着世界……有一般道德或自然的原因，在每一个王国里运转，抬起、维系或推翻这个王国。所有发生的事件由这些原因支配。如果有特殊的原因，如一场战役意外的结果使一个国家灭亡，则在这个单一的战役之后必有使该国崩溃的一般原因。简而言之，主要的运转带动着一切特殊的事件。
因而，孟德斯鸠减低了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无论一个人的才分多大，他只不过是“总体运转”中的一个工具。个人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卓越的能力，而在于他遭遇到如黑格尔所称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如果恺撒与庞培抱着与小加图一样的想法（加图曾努力企求保全罗马元老院的权力），则其他人也会抱有与恺撒和庞培同样的观念（降服元老院），共和制度注定要消灭（由于内里的原因），其间只是由其他野心家之手导演而已。”
但这种“命运”绝不是神奇的引导或是某种形而上的力量，那是由于一些因素的混合影响，而导致这一“总体运转”。依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哲学历史学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发掘出这每个因素，予以分析，并表示其运用与相互关系。因此，依照孟德斯鸠的想法，罗马的衰亡最主要的是因为从一个共和国改变为一个帝国。在共和国中，有着分权与均权；而在帝国中，虽然更适合治理属地，但由于统治权集中在一座城与一个人手里，以致摧毁了公民与各地方省份的自由和活力。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在时间的过程里，另还加上存在于一般大众间的奴隶性，穷人想由国家供养的愿望，财富、奢侈与放纵导致的个性上的削弱，未经罗马传统塑形而将选票献给出钱最高者的那些外来人民、中央与各省官吏的腐化、通货的贬值、税课的过高、农庄的荒废、由于新宗教及长久和平造成的婚姻生殖力的减退、军纪的废弛、军权超越文职、军人喜好推举或推翻罗马皇帝而不喜卫护边疆以抗拒野蛮人的入侵……诸种因素。也许是对波舒哀过分强调超自然的反击，孟德斯鸠仅对宗教的改变稍予提及，吉本则强调宗教的改变是帝国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孟德斯鸠总是回到从共和制度到君主制度的过程，这段罗马帝国衰颓期中他认为的最主要因素。借着共和制度的最高理想，罗马人征服了上百的民族，但他们完成了这种辉煌的成就后，共和政制便不能继续存在了，而新政府与以往共和政府种种相违的统治方法，促成了帝国的衰颓。但我们再翻回到这第六章，并检视罗马人征服所有民族凭借的那些方法时，我们便会发现各类奇奇怪怪的方法：诈欺、违约、武力、酷刑、靠个别征服以分解敌人，用强力移换各地居民，借着资助别国内部的叛乱来颠覆反抗的政府，及其他一般政客熟悉的种种程序。“罗马人利用他们的盟友摧毁敌人，再很快地摧毁这些被利用过的盟国。”孟德斯鸠显然地忘记了共和方法的这一描述，或因为对马基雅维利的哲学囫囵吞枣，而在18章里认为共和是伟大的理想，并痛责帝国是导致崩溃的主要原因。
然而，孟德斯鸠也承认罗马共和国时期政治上的贪污，与罗马帝国时期，“在涅尔瓦大帝的智慧，图拉真大帝的荣耀，哈德良大帝的勇敢，与两位安东尼大帝的道德下”政治上的杰出表现。在这里，孟德斯鸠在吉本与勒南之前，指出前述时期是世界政府史上最高贵、最快乐的时期。在这些哲人王（Philosopher-King）中，孟德斯鸠也发觉到斯多葛派的伦理学，他显然喜欢这一伦理学甚于基督教义。他对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的偏爱，传给法国革命中的一些热心分子，而且也部分影响到法国政府的改变、军事战术与艺术等。
纯就学术而论，这有一些缺点，部分是由于时间的匆促，部分则由于另一个更大的任务的催促。他引用一些古典书本时，往往未加斟酌，如他把李维著作中有关罗马开国的几章认为是历史，而瓦拉、格拉雷亚努斯、维科、普伊等历史学家都已排斥那一叙述而认为只是传说而已。他低估了格拉基兄弟与恺撒政治后的经济因素。除了这些缺点外，如果我们放大眼光，我们便可发现该书的流畅、生动与风格的专注、思想上的深度与原创力，大胆地以一种看法来探讨一个完整文明的兴起与结束，及将历史自零碎记录抬高到对制度的分析和事件的推理。这是对一般历史学家的一种挑战，也是伏尔泰与吉本想达成的，更是孟德斯鸠本人在他经过整整一代的努力后，希望找到的一种历史哲学，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即能合乎这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