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8年写成的《论法的精神》一书，被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作品。该书在作者59岁时问世，那是集作者50年的经验、40年的研究与20年的写作累积而成的一部作品。
孟德斯鸠1689年1月18日生于拉布雷德，在蒙田家乡波尔多附近。他幽默地夸称他是那些哥特人的后代，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后，“在各地建立王国与自由”。无论如何，就刀剑或朝服而言，他都属于贵族阶级，他父亲是吉耶纳地区的首席法官，而他母亲更带来拉布雷德的城堡及属地作为嫁妆。他出生时，一个乞丐出现在城堡门口，被带进城堡并给予食物，同时拜为这个新出生婴孩的教父，据说是希望孟德斯鸠永远不要忘记穷人。他3岁以前由村妇奶育。11岁去瑞伊的圣乐学院，该地距巴黎约20英里。16岁回到波尔多研究法律，19岁那年得到了法律学位。
他父亲的逝世（1713年）留给年仅24岁的他大笔的产业与相当的钱财，他也常常提到“我的属地”与“我的附庸”，我们也将发现，他非常坚定地支持封建制度。他父亲去世一年后，他被选入波尔多议会担任议员与郡长职务。1716年，他那位用钱买到议会议长职位的叔父，将财产与职位全都赠送给他。而后，孟德斯鸠辩护官职的出售是“王国中的一项好制度，因为它可以让一些担任该职位世家的子弟，不会单纯置身事外而承担这一职位”。他担任议长职位，但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他经常做实验，并呈给波尔多学院一些有关物理学与生理学的论文，更计划完成《地球地质史》。他从未着手写这部著作，但他搜集的许多资料促成了《论法的精神》一书。
他以著作中最出色的作品震慑了摄政时期的巴黎时，年仅32岁。1721年他写成这本《波斯人信札》，并未署名，因为含有一些作为法院院长不能写的东西。他也许是采取1684年乔万尼·马拉纳（Giovanni Marana）所著《大王的间谍》一书的情节。在该，一个想象的土耳其间谍在一些吸引人的猥亵语的穿插中，向苏丹报告欧洲基督徒的荒谬信念与行为，及他们信仰教义与实际之间的有趣或残酷的对比。另一个由东方人眼光形容西方文明的类似的手法，早已见于艾迪生的《旁观者》；查理·杜弗雷斯尼在他《严肃与轻松的娱乐》一书里也涉及巴黎的一位暹罗（今泰国）人的评论；尼古拉·古德威勒（Nicolas Gueudeville）则假借一位美洲印第安人来观察法国的习俗。加朗（Antoine Galland）于1704年至1714年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使法国人增加他们对穆斯林生活的兴趣，因此有了让·夏尔丹与让·塔韦尼耶的旅行见闻。1721年3月至7月，土耳其大使把他那种异国情趣的服饰与举止介绍给巴黎。巴黎已经为《波斯人信札》一书预备好了。在短短一年内，这卖了8版之多。
孟德斯鸠假借两个旅行在法国的波斯人里卡（Rica）与乌斯贝克（Usbek）所写的信札，及他们在伊斯法罕（Isfahan，伊朗中西部的一座城市）的通信来描写法国。这些信件不仅暴露出法国人的缺点与偏见，也通过这些作家揭露了东方行为与信念的荒谬，讪笑这些缺点之余，读者也满怀优雅的情绪接受他们自己的可笑事实。这因为只是轻轻点到问题，谁会因为这些不知不觉的警句、这些包着锡箔的轻轻刺戮而动怒呢？其次，某些信描写乌斯贝克在伊斯法罕后宫的妻媵那种柔情蜜意，在这些地方，孟德斯鸠让自己尽情地描述法国大摄政期间那种放荡不羁的时尚。
只有在这段特殊期间，《波斯人信札》中政治与宗教上的异端邪说，才能逃过官方的责难。路易十四已死，新王还只是一个小孩，摄政大公又是非常大度而快乐的人，这时，孟德斯鸠可以让他的波斯人嘲笑一个魔术师君主让人民相信纸就是金钱（约翰·洛的体制刚刚崩溃）。他也揭露了宫廷的贪污情形、花费浩大的贵族的懒惰及国家财政的一塌糊涂。他也能够赞扬希腊与罗马的那些古共和国及荷兰与瑞士的现代共和国。乌斯贝克说：“王国实在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它总是会腐化到专制的制度。”
在第11到第14封信中，乌斯贝克以描述特罗格罗蒂特族（Troglodytes）的故事来阐明人性与政府的问题。就如希罗多德与亚里士多德之言，他认为他们是穴居在非洲的阿拉伯后裔。“Troglodytes”本意为“穴居人”。按字义解，是那些自己掘洞住在里面的人。
乌斯贝克的穴居人厌烦政府的干涉，杀了有思想的法官，住在一种自由放任的天堂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卖主都利用顾客的需要，而抬高产品的价格；当一个强者抢了一个弱者的妻子，也没有法律或法官可以向之申诉；谋杀、奸淫与抢劫等罪刑，除了私人武力报复外，别无制裁之道。当住在高地的居民受到旱灾之苦时，低地的居民便眼睁睁地看着前者饿死；而当低地居民受到水灾之苦时，高地的居民也反过来看着低地居民饿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部落很快死尽了。只有两家人因为移民而活下去，这两家人互相帮助，并以宗教与道德教育他们的子女，而且“自视如一家人，两家的牲畜几乎都混杂在一起”。但当他们子孙繁衍，多得无法仅凭风俗以治理他们时，他们便选择了一位国王，同时遵循法律规范。乌斯贝克的结论是：政府是必需的，但如果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根据一种道德关系，那么政府的效用将无法实现。
《波斯人信札》中有关宗教上的异端说法，较政治方面的更让人吃惊。依据里卡的观察，黑人认为上帝是黑皮肤的，魔鬼才是白颜色的。他又认为，如果以三角形来谈论神学的话，则上帝宁取三个边与三个锐角。乌斯贝克也对另外一个叫作教皇的魔术师的权力感到讶异，这个魔术师竟然劝人相信面包不是面包，酒也不是酒，而且“成千样的东西具备同一性质”。他嘲笑耶稣教派与詹森教派之间的冲突，更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感到恐惧，在那里，“苦修僧侣焚烧人就像焚烧稻草一样”。他也对玫瑰经与宗教法衣感到好笑。乌斯贝克怀疑天主教国家在与基督教国家人民竞争中，究竟能再存在多久？按照他的想法，天主教禁止离婚，修女与教士独身，都将阻碍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各国人口的增加（20世纪的爱尔兰就是一例）。依照这个速度，他估计，天主教在欧洲将不会再超过500年。1721年时，依照孟德斯鸠的想法，欧洲的人民几乎只是罗马帝国时代人数的1/10，并认为欧洲人民将会继续减少，而美洲的黑奴也终将会很快地消失。尤有甚者，这些懒惰而公认为节约的教士，“他们手中几乎掌握了全国所有的财富。他们是贪吝的一群人，永远榨取而从不施舍，他们永远存积收入而贪求资本。这些钱就如瘫痪一般地无用，既不能继续流通，也不能用于商业、工业或制造业”。乌斯贝克对那些信奉基督而不信奉安拉与穆罕默德的欧洲之愚昧异教徒似乎全都注定下地狱这一思想，感到困惑。但他还有一些希望，认为这些基督徒终究会因为改变信奉伊斯兰教而得到拯救。
乌斯贝克在一个很明显的寓言里批评了1685年撤销《南特诏令》：
米尔扎，你知道苏莱曼苏丹（本处隐指路易十四）的一些阁臣，设想出强迫那些波斯的亚美利亚人（隐指法国该时期的胡格诺派教徒）出境或信仰伊斯兰教（隐指天主教），这是基于一种想法：只要我们国家内部杂有这些异教徒，我们的帝国将继续被玷污……我们那些热诚的伊斯兰教徒处斩格贝尔（Gheber）族人，使那些亚美利亚人成群结队地逃往印度群岛，而让波斯失去那些工作如此勤快的人……对于那些抱着偏激成见的人，只有一件事可以继续做，就是完全摧毁了勤劳，而帝国（隐指在1713年的法国）也随之衰落，甚至那个他们想增进的宗教，也同样随之衰微不振。
如果公正的讨论被允许的话，米尔扎我不能说一个国家内有好几个宗教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历史上充满了宗教战争，但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繁多而引起的，而是人们没有宽容的精神且认为自己的宗教至上而激起的。
《波斯人信札》中的一些观念，对我们现在来说，似乎是陈词滥调，但这些意见在当时被提出，是关系作者生死的问题——至少被拘禁或放逐。由于《波斯人信札》开了一个先例，在该书发表13年后，伏尔泰又发表他的《英国人信札》（Lettres sur les Anglais）一书，在法国的余烬上高竖了一把英国的火炬，这两揭开了启蒙时代的序幕。孟德斯鸠与他的自由之所以能不因他的书本而毁灭，主要是因为他本人是贵族以及摄政大公的宽容。即使这样，他也不敢承认是他所著，因为在普遍的称赞中，也杂着一些反对的声音。
那位自己以后批评政府的阿尔让松认为“这些意见是一个聪明人所能轻易地想出，但一个谨慎的人，永远不会让它们被印出来”。那位小心的马里沃也附和道：“对这些问题，一个人必须节用他的智慧。”孟德斯鸠回忆道：“我获得一般公众某种程度的称赞时，我却失去了那些为官者的赞扬，还受到了成千的侮蔑。”
不管怎样，他到了巴黎来啜饮着他在社会上与沙龙界的美名。唐森夫人、朗贝尔侯爵夫人、杜德芳侯爵夫人都开门迎接。他的太太被留在拉布雷德老家，对于他来说，与那些巴黎的高贵妇人发生恋情是没什么困难的。不过他目标放得很高，放在那自1723年就担任首相的波旁公爵的妹妹玛丽·安妮身上。为了玛丽，我们知道他作了一首散文诗《尼德的神殿》，整篇充溢着狂热的慕爱之情。为了涂饰诗中的放荡之处，他诡称是从一首希腊诗翻译而来，因而得到皇家的允许，予以出版。他放出话来，尤其是利用杜巴利，想要进入学院，但国王以他不是个巴黎居民而加以拒绝了。于是他匆匆赶回波尔多，辞掉那里的议会主席职位（1726年），重返巴黎，于1728年加入了那四十位不朽院士（Forty Immortals）之林。
同年4月，他开始为期3年的旅行，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莱茵地区、荷兰与英国各地。他于1729年11月到达英国，一直停留到1731年8月，为期18个月。在英国，他与查斯特菲尔德及其他一些贵族结交，并被选入伦敦皇家学会，更主动加入国际互助会。他受到乔治二世和卡罗琳王后的接见，也曾出席议会，并深深地爱上了他心目中的不列颠宪法。与伏尔泰一样，他也带着一股羡慕自由的心情回到法国，然而因接触到政府的实际难题而变得冷静。他退休回到了拉布雷德老家，将他原有的围地改换为英国的花园。除了偶尔到巴黎外，他全心全力投入到研究与写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