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位神父又在我们的故事里出现，这一次我们必须分给他应有的篇幅。我们业已见过圣皮埃尔院长查理·伊雷内·卡斯特尔以他那篇《永久和平备忘录》震惊参与乌特勒支和会（1721年）的外交官，该文同样也令卢梭与康德感到着迷。我们也见过他向阁楼俱乐部提出一些观念与改革，由于太过进步，而让福勒里大主教感到必须关闭该俱乐部，以拯救国家（1731年）。他提出的到底是些什么观念呢？
与许许多多的反叛者一样，他的心智也是经受耶稣会教育的磨锐。他抛弃掉当时的流行信仰，并没有费掉太长久的时间，虽然他仍然信仰天主教，但是他的《驳伊斯兰教》（Discourse against Mohammedanism）一书却对天主教造成了一些诡诈的损害，的论点，就如同伏尔泰的《穆罕默德》一的论辩一样，明显地是指向正统的基督教义。他对于“那些由新教徒，分裂教派者与伊斯兰教徒所假造的神迹”的物理解释，显然地，也意欲对天主教中的神迹同样地提出疑问。
在1717年以及再度在1729年，他重新出版他那已经扩充篇幅的《永久和平计划》（Project de paix perpétuelle）。在这里，他呼吁当时欧洲的君主，包括土耳其苏丹，缔结一神圣盟约，彼此保证他们目前的所有物。并且宣布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手段，所有争端均交由一个拥有武力可迫使会员接受裁决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加以解决。卡斯特尔更为这一联盟起草了一套模范宪章，其中包括大会的程序规则以及各成员国对联盟所应支付的财务贡献。当时他并未预期，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居然按着他和平计划里的一些纲目，组织了一个“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以求永久确保君主与封建的制度，同时压制所有的革命运动。
对这位乐观的神父而言，似乎没有困难能够动摇他的信心，他以宗教的热忱，愈来愈相信进步。在他于1737年出版的《对普遍理性继续发展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Universal Reason）一书里，早在孔多塞之前就宣称人类以科学家与各政府的理性为动力会有无穷无尽追求完善的能力。他认为，据公认的权威推断，人类不会超过七八千年历史，因此，目前仅是在“理性的襁褓时期”，我们为何不能预期6000年以后人类理性强有力的年轻时期，以及10万年以后人类理性成熟时期之开花结果？
圣皮埃尔预见到我们当代的问题：当科学与知识有着巨大的进步之时，道德与政治却未能有等量的进步，知识固然启发道德，但也同样能制造罪恶。究竟该怎样将知识的滋长导向个人与国家行为的改进？在他于1737年所写的《如何使政府趋于完美》（A Project to Perfect the Governments）里，他建议成立一所政治学院，由境内所有智慧最高的人组成，而作为该国各部长在社会与道德改革方面的顾问组织。此外，他还作了许多特别的建议：一般教育当由政府而非由教会控制，宗教宽容，僧侣婚嫁，统一法国法律，由政府推进公共福利，以及借在所得与继承方面的累进税率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他更在1725年为法语创造了一个新词——行善（bienfaisance），以区别他所喜爱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而不是在旧时制度中那种施舍式的慈善。远在爱尔维修与边沁之前，他便立下了功利主义的原则。那些哲学家的大部分基本观念，圣皮埃尔都曾预先论述过，就连对于开明君主的希望以期作为改革的使者这一观念也不例外。他以单纯、天真与啰唆成为启蒙时代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杜克洛一定会蔑视圣皮埃尔是个幻想而不合于实际的思想家。杜克洛生在布列塔尼的迪南（Dinan），直到去世，他都保持着布列塔尼人所特有的坚定、仔细与倔强的个性。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享年101岁，在摄政时期的巴黎，他以铁一般的意志度过狂野的青年时代。他从耶稣会教士那里接受更高的教育，他更在咖啡屋里纵情玩乐并磨锐他的机智。很快地，他那敏捷应答的名气使他参与一些社团及沙龙。他又写了一部名叫《卢斯爵士史》（Histoire de la baronne de Luz，1741年）的小说，而更增加了他的名声。该小说几乎可说是对上帝的控诉，的男爵夫人，拒绝了所有其他企图损及她贞洁的人，而为了拯救她丈夫的性命而委身于一个贪污腐化的县官，她丈夫是因为牵涉到一个反叛国王的阴谋事件而受拘禁。她曾两度遭人强奸，在难以抑制的愤怒中，她大喊道：“啊！残忍的老天爷！究竟为了什么我竟然值得你怨恨？是不是你根本就讨厌道德呢！”
尽管这遭到非议，杜克洛在1746年由于蓬巴杜夫人的帮忙，仍被选做学院的一分子。他很卖力地参与学院的种种活动，重组学院，并且使得学院与当时的文学及哲学很有生气地联系着。1751年，他继承伏尔泰而为国王的编史官；1754年，他帮助达朗贝尔被选入学院；次年，他被选做学院的常任秘书，其影响力直到他逝世为止。他让学院接受自由的观念，但是他又谴责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以及狄德罗等的仓皇失措，他说：“这一小群无神论者，会因将我逼迫回到忏悔室而结束。”
我们所以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他那部《论本世纪的道德》（1750年）。在那出版后，他在1751年又出版了《论本世纪的道德备忘录》一书。杜克洛的《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两朝的秘密备忘录》，则直到1791年方才出版，后一的一部分以《摄政时期的秘密备忘录》为名，译为英文。这是对法国人的道德与性格予以平静且深刻分析的一部著作。
他在45岁前完成的这部书，开头以德高望重的老者那种严肃的语气说道：“我活了这许多年，我希望对那些将继我而活的人们有用。”他颇表悔懊地说：“最文明的人们并非是最道德的。”——
最快乐的时期，是道德根本不被认为是一种优点，当道德开始有了标准时，礼俗早已改变；如果道德变为一种被取笑的对象，那么，这就到了风俗败坏的最后阶段了。
依照他的评断，“法国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永远有着一种年轻的个性，因此他往往和蔼可亲，却难得稳定，法国人几乎完全没有成熟时期，而是从年轻一跨步就到了老耆时期……法国人因此可说是欧洲的儿童”。这也就像说巴黎是法国的游乐场一样。杜克洛并不完全同情那种他感觉在四周旋转的理性时代：“我并不对我所居处的世纪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以为，某种程度的理性酵素，会在世界各地发展着。”他又说：
在这一代里，我们对种种偏见已经批评了很多，也许我们过分摧毁了这些偏见。偏见在人类中间，乃是一种普通法……就此而言，我不能不谴责那些希望破除迷信的作家，如果就哲学的水平予以讨论的话，那么他们这种动机倒是值得赞许而有用的，他们破坏了道德的基础，也削弱了社会的结合默契……这些作家对他们读者所造成的影响，乃是使得年轻人变为败坏的公民和恶名昭彰的罪犯，同时更引起老年人的不快。
格里姆就愤恨那借着自己许多心腹好友为榜样，而对哲学作巧妙的诽谤——“当一个人有着一颗冷酷的心以及一个变了样的口味时，他便不应该写有关道德与艺术的东西。”格里姆曾与杜克洛竞争以赢得埃皮奈夫人的喜爱。那位温柔夫人的回忆录描述，杜克洛是个脾气粗鲁、专制而又经不起失败打击的人，但这些资料却由格里姆充任编辑。如果我们相信这些记载，那么杜克洛曾因为被认作是一位奸诈的色情狂而遭埃皮奈夫人赶出她的屋子。这位饱学的学院院士，继续在其他女人的床上与其他土地上徘徊不定，直到67岁左右去世。
沃韦纳格（Vauvenargues）侯爵路克·德·克拉皮尔斯（Luc de Clapiers）比较受人喜爱。他18岁从军，熟读普卢塔克，怀有为国王赢取荣耀的野心。他在1741—1743年的波希米亚战争中参加了贝勒·伊斯勒（Maréchal de Belle-Isle）那一灾难般的行动，在从布拉格惨痛的撤退中，他的两条腿都冻僵了，1743年，他又参与戴廷根战役，但是因为健康愈来愈坏，不久就从军队中告退。他想转而投身于外交生涯，由于伏尔泰的帮助，几乎得手，但正值此时，他患上了天花而破坏了面容。他的眼力开始减退，而一场慢性痨咳使他不得不过着平静的生活。
书本成为他的慰藉物。他说：“最好的东西乃是最普通的，可以用一克朗去购买伏尔泰的心智。”他曾警告不要以重量来衡量书的价值。“即使最好的作家也常常说得太多”，而且许许多多的作品大都模糊含混，“明晰乃是思想深刻的装饰物”。他自己在1746年出版的一卷作品，为一篇75页的《人类精神的体认入门》（Introduction à la Connoissance de l’esprit Humain），继之又有一篇115页的《六百零七句自省与格言》（607 réflexions et maximes）。一年之后，在一座脏乱的巴黎旅馆里，这位法国哲学的莫扎特与约翰·济慈，以32岁之龄与世长辞。
沃韦纳格曾说：“哲学就像服装，音乐与建筑一样，是有着不同时尚的。”不过他的观念极少染有他那时代的色彩。在卢梭将自然与平等两个观念理想化没几年前，他形容“自然”为争权的一种野蛮斗争，而平等则是人的一种幻想：
无论在帝王、民族或个人之间，强者总认为自己有凌驾弱者之权利，在动物与其他事物中，情形亦然。因此，宇宙间每一件事都受暴力支配，我们往往以近似正义加以谴责的这一秩序，乃是自然中最普通的律法，也是自然界最不易变与最重要的法则。
凡人均生而不自由与不平等：
平等是一种自然法的观念并不确实，自然并没有让任何事物平等，自然的最高法律就是臣服与依赖……生来就该服从的人，即使做了君主也要服从。
至于自由意志（free will），那也是一种神话。“意志绝不是一件行动的首要原因，它只是行动的最后动机。”如果我们用一个古典例子说明自由意志，如你可以“任意”选择奇数或偶数，他的回答是：“如果我选择了偶数，那是因为在我必须做一个抉择情形下，偶数刚好在那一刻出现在我的念头中。”至于对上帝的信仰，他认为有其必要，只有信仰上帝，生活与历史才能在那无休止的争斗与最后的失败之外，有着一点别种意义。
沃韦纳格哲学中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对于情欲的辩护。情欲绝不可被摧毁，因为它们乃是个性、天才与一切思想活力的根基：
心智是灵魂的眼睛，但不是灵魂的力量，力量存在于心里，这也就是说，存在于情欲里。最明智的理性也不能给予我们行动与意志的力量……伟大的思想发自心里……这样，所有知识分子的最伟大成就也许都要归功于情欲……理性与情感彼此相互劝告、补足。凡只咨询其中之一而放弃另外之一者，不啻愚蠢地剥夺了赋予我们行为的资源之一部分。
沃韦纳格承认人人都有自爱的毛病，但不认为这是罪恶，因为它是自然第一条法——自保（self-preservation）的第一要件。同样地，野心也不是个罪恶，而是必要的驱策力，“热爱光荣使得许多民族有着伟大的英雄”。对此他又补充说道：“如果一个人不认识时间的价值，他便不会赢取光荣。”然而，世界上也有必须由法律与道德典范加以约束的真正罪恶，而“政府之道，就在依照公益以防止这些罪恶”。世上也有真正的德行，“初春如与年轻时德行的滋长相比，也比不上后者的优雅与迷人”。
尽管他自认沿袭托马斯·霍布斯（Thomes Hobbes）与拉罗什富科的学说，以及本身的罪恶经历，沃韦纳格仍对人类存有信心，他的朋友马蒙泰尔说道：
他了解这个世界，但并不蔑视它。身为人类之友的他，将列为人类不幸的范围之内（而不列为犯罪之内），怜悯在他心里取代了愤怒与仇恨的位置……他从不侮蔑任何人……一种永不改变的平静在他朋友眼前掩盖了他的痛苦。一个人只要学到他的例子，就能克服逆境，看看他精神的安宁，我们便不敢在他面前呈现不快。
伏尔泰也形容他是“最不幸，但也是最平静的人”。
18世纪法国文学最优雅的一面，乃是理性的使徒伏尔泰施给那位帕斯卡与“心”的辩护者沃韦纳格的温暖同情与友善之帮助。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也表示他对“那位荣耀了我们这一世纪的人物”之崇拜，“他不比任何前辈渺小或无名望”。而那位较年长的哲学家也在一次致沃韦纳格谦逊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能早几年出生，那么我的作品将会更有价值。”伏尔泰所写过成百卷的作品中最动人的一篇，是他为沃韦纳格所写的葬礼赞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