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易十五时代，法语已成为欧洲每个知识分子的第二语言和国际外交上的通用语言。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除了对他的军队训话外，通常也讲法语。吉本的第一也是用法文写的，而且曾有一段时间想用法文来写《罗马帝国衰亡史》。1784年，柏林学院设奖征文，以探究法语占有这种卓越地位的原因，同时用法语来发布该学院的出版物。法语在语言中之所以卓越，其主要理由为：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政治上居于主宰地位，法国军队驻守在荷兰、德国、奥地利与西班牙，帮助了法语的散播；法国文学在欧陆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在英国尚有保留）；巴黎社会的风尚，被视为欧洲上层阶级的风向标；在国际商业交易上，想用一种现代而有弹性的语言代替拉丁文的愿望；及法兰西学院通过字典对法语所做的净化与标准化工作。没有哪个地方的语言，能像法语一般的精确多样，词汇如此深刻而迷人，风格如此优美而清晰，但在这种胜利中也有一些损失：法语散文牺牲了蒙田的简朴直接和拉伯雷的粗犷与真诚的活力，法语诗歌在布洛瓦的规则中萎缩。而法兰西学院本身，一直到杜克洛于1746年当选重振声威，已流入一种梦幻般的形式主义与过分小心造成的平庸。
奥尔良公爵摄政期间，在思想与言论上的相对自由，鼓励了作家、出版家乃至图书馆的倍增。画家、出版家、书商也隐藏在各地，尽管随着18世纪的进展，他们的生意愈来愈差。仅在巴黎一城，就有360位这类人物，他们相当贫穷。许多市镇上已有巡回图书馆，其中许多图书馆以40苏的收费，将馆中的阅览室开放给公众。以著作为业者往往不够维持生活，通常须以其他副业作为贴补。因此，那位老克雷比永即曾担任过公证书记，卢梭也曾抄写过乐谱。只有少数几个有名的作家能够以高价出售他们的作品，马里沃由于约翰·洛的公司崩溃而破产，后以写一些剧本与《玛丽安娜》（Marianne）一书恢复财产。总是为贫穷所困的卢梭，因著《爱弥儿》（?mile）一书得到5000利维尔。当时唯一的版权为皇家准许出版权，这一权利保障作者的书不致在法国被盗印，但不能防止海外的盗印。这一权利给予的对象，仅是某些经过检察官检查，认为并不触犯教会或国家的稿本。新观念只好将其主题或异端邪说伪装起来，以冲破障碍。这种计谋如果失败了，作者可能将他的稿本送到阿姆斯特丹、海牙、日内瓦或其他外国城市，以法文印刷，然后在外国发行，并秘密地在法国境内流传。
中产阶级的扩张、教育的普及与巴黎知识分子的聚集，造成了一群渴求书本的读者和一群满足这种需要的作家。而法国在路易十五时代的逐渐衰弱，及宗教信仰的逐渐没落，也刺激了政治与哲学问题的口头或书面讨论。贵族一则愤恨曾经削弱他们权力的王室，一则气恼支持王室的教会，于是对那些批评政府与教条的言论发生兴趣；较高层的中产阶级也有同感，期待着一种改变，以取得与贵族同等的社会地位。
在这种新情势下，作家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他们在各个沙龙里普受欢迎，他们在那里滔滔议论，只要不触怒尊贵的人物。此外，他们受到资本家像拉·波佩林涅里的款待，有时还供住宿。他们虽然贫穷，但形成了国家的一种力量。杜克洛于1751年说道：“在所有的帝国中，无形的心灵帝国幅员最广。权力之士能发号施令，智慧之士则施统治。因到最后……公论迟早将克服或推翻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
由于受到读者的广泛赞誉，加上无数竞争者的刺激，更因为教条主义坠落所得的解放，及希望公开出版这一虚荣心的驱使，法国作家以由无数的信函、小册子、论文集、苛评、散论、回忆录、历史、小说、戏剧、诗歌、神学、哲学及色情文学构成的小舰队，向着浩瀚的笔墨之海攻击，终至冲破了检查的锁链，扫清了种种阻力，改变了人们的心智、信仰和法国政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个时代以高巧机智、优雅可悦、粗俗讽刺，乃至致命的嘲笑傲视古今。教会与国家的每一戒律，都在这有时尖锐、有时有毒而又往往不具名的文笔的攻击下，颤抖不已。
甚至个人之间的通信也变成了一种公共艺术。男人与女人竞相修改、重写、润饰他们的书信，以求这些书信能在众人眼前闪耀着光彩。有时，他们也能够成功，他们的书信也变成了文学。由于他们喜爱交谈，在不共一地的朋友与仇敌之间，他们以面对面一般自然的言语，及在客厅桌子上一般光辉而生动的语调，在信纸上互相交谈。这些信函不仅是个人的琐碎新闻，另有许多论述政治、文学和艺术的书函。有时还以诗表达，其词句潺潺流动着法语易于使用的韵调，而且洋溢着赞美的言辞。伏尔泰即常自他轻快的心智与敏锐的才思中，以书信体的诗句愉悦朋友。
雄辩的时代正趋结束，回忆录仍旧风行，因为留给后世的书信保留了通信时期的一些生活画面。死于1750年的施塔尔·罗内男爵的《回忆录》到了1755年付梓。这令人忆起摄政时期及索镇的晚会。格里姆说道，这里有位在散文方面与伏尔泰对峙的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