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在当时与其说是法国，不如说是世界的文化首都。杜克洛说：“那些住在距巴黎300英里之外的人们，他们在行为与思想上也落后了100年之久。”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具有如此多彩多姿的生活。文质彬彬的社会与高超的文学，在使人陶醉的亲密环境下结合在一起。那些受过教育的巴黎人，早已摆脱了对地狱的恐惧，变得空前的欢乐而不在乎，他们认为天上根本没有全能的巨人在窃听他们的罪行。心灵解脱后，一个没有神明与道德目标，因而在无足轻重的凛冽中颤抖的世界，并未产生灰暗的结果。谈吐活泼，机智嬉戏挑逗而噼啪有声，而且常常堕入肤浅的揶揄；思想停在事物的表面，好像害怕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丑闻的闲话从一个俱乐部很快地传到另一个俱乐部，从一家流传到另一家。但谈话也时时胆大到论及今日罕曾冒险论及的政治、宗教与哲学方面的尖锐问题。
法国当时社会的灿烂多姿，是因为女人是那个社会的生命。她们是整个社会崇拜的神，同时决定了社会的风格。尽管有习俗与其他种种阻碍，妇女仍能得到足够的教育，以与她们喜欢款待的知识界巨擘聪明交谈。她们在参加科学家的演讲会上，与男士匹敌。随着男人在军营中时间的减少及在首都与宫廷时间的增多，他们对妇女的妩媚也就愈来愈敏感。女性行动的优雅、声音的悦耳、精神的活泼、眼睛的明亮、心智的细密、虑念的体贴、心灵的善良，使得她们成为每一文明的可人儿。但也许没有其他任何文化，能像18世纪的法国以自然、训练、衣着、首饰和化妆品，使她们成为如此迷人的巧妙佳作。然而，这一切诱人之处仍无法解释妇女的权利。操纵男人尚需智力，而女人的智力足以与男士匹敌，有时还凌驾其上。女人对男人的了解，甚至超过男人对女人的了解，男人的鲁莽往往令其不够成熟，而适度的退缩让具有接纳力的妇女有充分时间观察、试验并谋划她们的策略。
随着男人敏感性的增强，女性的影响力也增长不已。男人在战场上的勇敢，转而在沙龙、闺房与宫廷上寻求回报。诗人也因发现美丽而有耐心的女听众而颤悦不已；哲学家如果能得到有素养、有地位的女人的聆赏，也会觉得特别荣耀；即使是最饱学的学者，也会在酥胸与沙沙舞动的丝绸中找到智慧的灵感。因此，在她们“解放”之前，妇女已经操纵着相当的威权，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色。韦泽·勒布伦夫人事后回忆道：“女人统治那个时代，大革命的到来才把她们从主座上推下来。”她们不但教男人礼仪，还在政治，甚至在学术上，操有升降之权。因此唐森夫人担保了马里沃而非担保了伏尔泰于1742年被选为不朽院的一员。追求淑女是成功的秘诀，找到某个男人所爱的女人，那也就找到了拉拢那人的途径。
唐森·克洛迪娜是继蓬巴杜夫人之后在18世纪前叶摇撼法国权力的一位有趣的女性。我们曾见她从一个修道院中逃出，并造就了达朗贝尔其人。在巴黎，她在圣安诺街安置了一个家，而在那里接待了许许多多的爱人，其中包括博林布鲁克、黎塞留、丰特内尔，几个修道院长及巴黎警察局局长。传言中甚至连她兄弟也在名单之列，但可能仅仅是出于姐妹的一种关爱之心，他即使做不成首相，至少也要变成一位红衣主教。她通过她的兄弟及其他人士而成为法国的一种权力。
首先，她广撒金钱。她投资约翰·洛创办的公司，适时地出卖股票。她作为查理·弗雷斯奈的财产监护人，后来却拒绝归还这些财产，害得他在她的房间里自杀，留下宣告她为窃贼的遗嘱（1726年）。虽然唐森夫人被送入巴士底监狱，她的朋友合力保释她出狱。她仍然保有大部分金钱，不顾巴黎城与宫廷中的闲言闲语。
约1728年，她除了床笫外另添一间客厅，作为通向权力的踏脚石。每星期二晚上，她都备下晚宴款待一群被她称作怪异的名人：丰特内尔、孟德斯鸠、马里沃、普莱沃、爱尔维修、阿斯特吕克、马蒙泰尔、查理·埃诺、杜克洛、马布利、孔多塞，查斯特菲尔德伯爵偶尔也会在席中出现。参加者通常全是男性，因为唐森夫人无法忍受任何在她桌边的竞争者。她对那些男人完全放任，他们反对基督教，她也不以为意。各个阶层人物在那里都一律看待，伯爵与平民等量齐观。照传统的说法，这里有18世纪漫无限制的畅谈中最灿烂而深入的谈话。
经她的客人、情人，甚至她的告诫神父，她暗中操纵凡尔赛到罗马的权力活动，她的兄弟并无雄图大志，他向往安静而简朴的地方生活。但唐森夫人却代为安排一切，最初他被任命为大主教，再后升为红衣主教，最后迁升为国务会议中的一员。唐森夫人又帮助沙托鲁夫人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让她去鞭策国王亲自率领军队参加战役。她察觉路易十五本人的颓丧不振，是法国政治衰退的原因与恶兆。她想如果她能成为法国的首相，政府也许会比较上轨道与有活力，这点或许也对。在她的客厅里，人们大胆地讨论着王朝的堕落和革命的可能性。
她老年时忘记了她以往的罪行，与耶稣会教士结为同盟，以反对詹森教派，她与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过从甚密。为感谢唐森夫人对教会的贡献，教皇还送给她自己的肖像。孟德斯鸠于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在起初并未引起大众的关注时，她几乎将第一版全部买下，然后免费赠送给她的许多朋友。她管教年轻的马蒙泰尔，并且似母亲般地加以督导——尤其让马蒙泰尔与妇女而非与男人结交以作为在现实社会里升迁的一种手段。她本人成为一位作家，而以无名氏具名，以隐匿作品的不够精密，她的两个爱情故事，曾被友善的批评者比喻为拉斐特夫人的“克利夫斯王子”。
唐森夫人于1749年去世，享年68岁。老丰特内尔疑惑地问道：“现在每个星期二晚上，我该在何处进餐？”随后，他又愉快地自我回答道：“很好，那我就到若弗兰夫人家去用饭好了。”也许，我们只好到那里与他碰头了。
与唐森夫人的沙龙几乎同样久远的，是杜德芳夫人的沙龙。杜德芳夫人6岁时即父母双亡，被送到一座稍具教育名声的修道院。她在幼年就已经问了一些极具智慧的问题，修道院的女主持茫然地将她转托给那位饱学的教士马西永，而这位传教士也无法解释那些并非理智可以解答的问题，因而认为她无药可救。21岁时，她由一门政治上的婚姻变为杜德芳侯爵夫人。然而，她不久就发现她丈夫无法忍受的平庸，于是达成协议，在得到丰厚的赡养费下，两人同意仳离。在巴黎与凡尔赛，她纵情豪赌，她以后回忆道：“那时只想到赌博一事。”然而在3个月的豪赌惨输后，“我对我自己感到恐怖，进而使我祛除了那种愚蠢”。随后，她变成大摄政的情妇，也过了一段俭省的生活，不久，她转而依靠摄政的政敌梅因公爵夫人。在索镇，她遇到了首席检察官查理·埃诺，他变成杜德芳夫人的情人，然后退隐为她终生之友。
杜德芳夫人在与她兄弟同住过一段时间后，搬进那座伏尔泰行将在那里逝世的波恩街上的一座房子。早已以美貌、闪烁的眼眸及无情的机智闻名的她，很快地在她餐桌上吸引了一群名人，组成几可与唐森夫人的沙龙齐名的沙龙（1739年后），那些名人包括埃诺、孟德斯鸠、伏尔泰、夏特莱夫人、狄德罗、达朗贝尔、马蒙泰尔与施塔尔·罗内夫人……1747年，50岁的她在圣多明尼街的圣约瑟修道院购置了非常漂亮的寓所。修道院通常允许老处女、寡妇和离婚妇女住在院里，而这些房间通常在修女院特别区域之外，但这位有钱又多疑的夫人的套房在修女院院墙之内。事实上，杜德芳夫人所住的房舍，是那位修道院有罪的创建者蒙特斯潘夫人原先住的房舍。杜德芳夫人的沙龙也随着她安置在她的新居里，也许这种环境吓阻了那些哲学家。狄德罗自此不再前来，马蒙泰尔也成了稀客，格里姆仅偶尔来来，不久，达朗贝尔也转去别处。在杜德芳夫人厅堂相聚的新客绝大多数是旧贵族的后裔，如卢森堡与米尔普瓦两位元帅及其夫人，布夫莱尔与瓦泽尔公爵夫妇，艾吉永、格拉蒙特与威勒瓦等公爵夫人，及杜德芳夫人儿时和终身之友彭德威勒。他们一般在傍晚6点钟来到杜德芳夫人的客厅，9点进晚餐。他们在那里玩牌，赌博，畅谈政治、文学与艺术，在凌晨2点左右离开。到巴黎来访的外国人，都渴望能受到这个贵族智慧团的邀请。巴斯侯爵曾于1751年报告说：“我回想有一天晚上，话题转到英国的历史时，我是多么讶异而困惑地发现那群人了解我们的历史，居然比我们自己强得多。”
杜德芳夫人在这群沙龙人士中是最聪明也是脾气最坏的一位。她不仅傲慢多疑，而且公然表现出自私。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一力述拉罗什富科的观点，认为凡人行为的动机无不为自己设想时，她即加评论说：“呸！他只不过表明了每个人内里的秘密而已。”就像描述夏特莱夫人的情形一样，她能够表现轻蔑的讽刺。她看到了法国生活的每一面，却未见到法国人简单而柔和的一面；她认为穷人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也与富人犯下同样的恶行。她对哲学家所提的关于乌托邦的热望，并不多过她对古昔信仰的慰藉神话的寄望，她避免结论，而宁取优秀的风范。她视狄德罗为一只笨猪，起初喜欢而后又憎恨达朗贝尔，她崇拜伏尔泰，因为他在态度与心智上同样地脱俗超群。她在1721年与伏尔泰相遇。伏尔泰逃出巴黎后，她便在1736年开始与伏尔泰通信，成为法国古典文学中的杰作。她的书信在灵巧、深入、修辞与技巧上，可与伏尔泰媲美，但在平和、安适与优美上，则较逊色。
55岁时，她开始丧失目力，她看过无数个眼科医师，又找过无数个江湖郎中。经过3个年头的挣扎而双目完全失明（1754年）后，她通知她的朋友，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出席在她寓所的聚会，他们必须要能容忍一个瞎眼的老妇人。然而，他们还是照常前来，伏尔泰甚至从日内瓦赶回，称赞她说，她的智慧甚至比她的眼睛更为明亮。他鼓励她，即使为激怒每年付她养老金的那些人士，她也要继续生活下去。她找到了莱斯皮纳斯这位美丽、活泼动人的年轻失明的女郎，帮助她接待宾客。她又活了26年，过着高贵又顽强的生活。我们也希望能再次遇见她。
这是一个光明灿烂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女人兼具着智慧与美丽，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女人。因为这些女人的存在，法国的作家才能用情感去燃烧他们的思想，并以机智去滋润他们的哲学。如果不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伏尔泰如何能成为伏尔泰？即使是那位粗犷又郁闷的狄德罗，也承认说：“妇女使我们能够抱着趣味与清晰的态度去讨论那些最干枯无味又最棘手的论题。我们可以无休止地同她们谈话，我们希望她们能够听得下去，更害怕使她们感到厌倦或厌烦。由于这种缘故，我们渐渐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方法，能够很容易地将我们解释清楚。而这种解释的方法，最后从谈话变为一种风格。”法国的散文由于女人而变得比诗璀璨，更因为女人，法文也变为一种娴和、高尚而又彬彬有礼的语言，读来令人愉悦又崇高无比。也因为女人，法国艺术也从古怪的巴洛克式演变为一种优美的式样与风格，进而点缀着法国生活的每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