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吕里在路易十四面前献艺胜过莫里哀后，音乐在法国逐渐衰退。法国对音乐不像意大利对音乐那么疯狂（后者甚至可以忘记其在政治上的臣属地位），也没有德国的孜孜于作曲艺术，产生了巴赫宏大的弥撒曲和音调延长的基督受难曲。法国音乐正从古典的形式演变为巴洛克富丽的形式与洛可可优雅的格调；从复杂的对音删除法演变为适合于法国国民性的流畅节奏与温柔的主旋律。普受欢迎的作曲家仍然发表着情爱、讽刺与悲哀的曲子，来崇拜少女、抗衡国王、贬乏守贞与延误。音乐赞助者从国王到贵族、金融人士皆有。卢梭的《幽雅的女神》（Les Muses Galantes）歌剧，即是在一名叫拉·波佩林尼雷的总包税人家里写成的。有些富人拥有私人的管弦乐队。圣乐团（Concerts Spirituel）在巴黎举行定期的公开售票音乐演奏会。这个乐团于1725年组成。随后，法国的其他城市纷起效法。歌剧通常于下午晚些时候在巴黎皇宫举行，在晚上8点半结束，听众结束后，仍穿着晚礼服在吐纳瑞斯花园散步，这时，歌手与乐师则在室外款待他们，这是巴黎生活许多迷人之处的一面。
我们阅读狄德罗《拉摩的侄儿》时，可以看出当时法国有多少名噪一时而今已被遗忘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在这段时期，只有一位作曲家的作品，迄今仍然广为流传。拉摩（Rameau）酷爱音乐，他的父亲是第戎圣艾地教堂的风琴师。根据一些热情的传记家的记载，他在7岁时就能读出任何一首放在他面前的曲子。在大学里，他过度沉迷于音乐致使耶稣会的神父令他退学。此后，他几乎没有再翻过任何一本音乐以外的书籍。不久后，他已精通风琴、大键琴与小提琴，第戎再也无法教他其他任何东西。当他醉心于恋爱之际，他父亲认为这是对他天才的一种浪费，于是1701年送他到意大利研究音乐的奥妙。
拉摩回到法国后，他在克莱蒙—费朗担任风琴师，1709至1714年回到第戎继承他父亲的位置，1716年又回到克莱蒙担任风琴师，1721年在巴黎定居。第二年，即他39岁那年，他写了那篇在18世纪的法国非常杰出的乐理作品——《协音的自然原理》。拉摩认为，在任何一组调和的乐曲中，无论标出与否，都有一个基础音，所有的谐音都从基音之上产生，一切和音都可从部分音调的和谐系列中推演出来，这些和谐音组可以颠倒秩序而不丧失其同一性。拉摩所写的只有最深刻的音乐家才可以了解，他的观念却引起了数学家达朗贝尔的兴趣，后者于1752年用更浅易的方式说明出来。今天，由拉摩推想出来的和谐音组法则仍然是音乐作曲上的理论基础。
虽然受到一些批评者的反对，拉摩仍然不时地以他的乐曲与说明予以反击，直到他最后受人崇拜。他使音乐凝为法则，如牛顿将星辰凝为法则一样。1726年，以43岁的年纪，他娶了18岁的玛丽·芒戈。1727年他将伏尔泰的抒情剧《参孙》谱成乐曲，但这一剧作不准演出，理由是《圣经》故事不能降格为歌剧。为了生活，拉摩不得不在圣布雷顿教堂充任风琴师，在他征服歌剧舞台之前，已达50岁之龄。
1733年，佩尔格兰修道院院长根据拉辛的《费德尔》（Phèdre）剧本编成《希波吕托斯和阿丽西》（Hippolyte et Aricie），让拉摩谱曲。但他事先从拉摩那里取得一张价值500利维尔的支票，作为保证金以防歌剧失败。该剧排演之际，这位院长对剧中的音乐满意得在第一幕结束时，便将那张支票撕毁了。该剧在音乐学院的公演，因为与吕里以来已沿袭为神圣传统的作风大相背离，而使观众大为吃惊。评论家抗议拉摩的新节奏、怪异的变调与弦管乐的细密，甚至弦管乐队也讨厌其中的配乐。拉摩一时想整个放弃在歌剧方面的努力，但他次一出歌剧，1735年发表的《印度情郎》即以音乐的流畅而赢得观众的欢迎。他于1737年发表的《卡斯托和波利克斯》（Castor et Pollux），在整个法国歌剧史上更是伟大的胜利之一。
然而成功宠坏了他。他曾夸口能将任何剧作改写为一出好歌剧，甚至一篇报纸也可配上音乐。他完成了一长列漠无感情的歌剧。音乐学院的经理厌倦他时，他便为大风琴、小提琴与风笛谱出许多乐曲。路易十五或蓬巴杜夫人予以支援，而让他为伏尔泰的《那瓦尔公主》谱曲。该歌剧于1745年在凡尔赛宫重振声威。他重新获得音乐学院的支持，写下更多歌剧。巴黎人渐渐熟悉他的风格后，吕里也就渐被遗忘，这时，他们称誉拉摩为音乐世界中无与匹敌的国王。
1752年，拉摩再度面临新的挑战。许多乐师与作曲家从意大利前来法国，法、意两国音乐之间因而惹起了一场闹哄哄的论战。一直到18世纪70年代，普契尼与格鲁克两人的对抗达到高潮。一群意大利乐师在巴黎歌剧院，演出佩尔戈莱西的《拉瑟瓦·帕德罗纳》这出古典的诙谐歌剧以为剧中的穿插剧。法国音乐则以小册子与拉摩对抗。法国宫廷于是分成两派：蓬巴杜夫人支持法国音乐，王后则为意大利音乐辩护。格里姆于1752年攻击所有的法国歌剧，而卢梭甚至宣布法国音乐根本不像音乐。卢梭在他1753年出版的《论法国音乐信函》一文中的最后一段话，是他自己情绪不平的典型范例：
我相信，法国音乐既无拍又无调，我已经解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法国语言本身即无法允许这些音乐的特质存在。法国的歌唱只是一连串的狂叫与抱怨，对于任何一只不带成见的耳朵而言，可说无法忍受。法国音乐的和声粗糙而不明朗，感觉纯从老师那里学来。法国的曲调不成曲调，叙唱曲不成叙唱曲。我因而做结论说，法国人没有音乐，也无法有任何音乐。即使法国人曾经有过任何音乐，则有比没有更糟糕。
法国音乐的支持者出版了25份小册子，并将卢梭的雕像在歌剧院门口烧毁，以为报复。拉摩在此争战中很不情愿地被用作对抗的榜样。这个争战平息下来后，拉摩虽然被宣布为胜利者，但他承认法国音乐有许多尚须向意大利学习之处。他又说，如果他不是太老的话，他愿意再到意大利研究佩尔戈莱西及其他意大利音乐大师的方法。
拉摩那时声望高隆，但也有许多新旧仇敌，他更因为出版一本小册子揭露刊在《百科全书》上有关音乐的文章的错误而加深了这些旧恨新仇。卢梭即是这些文章大部分的执笔者，他对拉摩因而恨之入骨。身为《百科全书》之父的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一带着礼貌的歧视驳斥这位年老的作曲家。但他出于风度而未予以刊出：
这位有名的音乐家，把我们从曾吟诵逾百年的吕里的简朴歌曲中释放出来，他写了许多有关乐理的幻想呓语及天启的真理——他与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了解的文章。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歌剧，而在这些歌剧中，我们发现了和声、不规则的歌调、不相关联的观念、撞击、翱翔、胜利的游行、枪矛、歌颂……及存在于任何时代的舞蹈旋律。
1760年，77岁的他，在自己编的歌剧《达尔达努斯》（Dardanus）重演时，出现在一个包厢上，接受热烈的欢呼。国王赐予他一张贵族的褒任状，而以他为傲的第戎城，也豁免他本人及他家的市税，直到他去世。在他荣誉的顶峰时，他染上了伤寒症，很快消瘦下来，结果病逝于1764年9月12日。巴黎为他在圣欧斯塔教堂举行安葬礼，法国许多城市也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