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林的论点似乎可以道德上的阶级差异加以证实。依附宗教的农民，过着相当道德的生活；然而，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下列事实所致：整个农家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单元，父亲兼具雇主的身份，而家法扎根于受到季节的轮转与土壤的需要左右的经济规约。在中产阶级中，宗教也是很生动地维系着，而且维持着父母亲的威权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历代各家族相组合构成的国家观念，强固了中产阶级的道德传统。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更是兼具勤勉、虔诚与母性的典范，她轻松地生儿育女，不久又回头工作；她以家庭与邻里的来往而感到相当满足，对外在虚饰的世界，那将忠贞贻笑为过时之物的世界，鲜加接触。我们很少听到在中产阶级妇女中有淫乱之事。中产阶级的父母都以身作则，他们维持传统习惯，遵从宗教规戒，互相亲爱。夏尔丹曾喜悦地将这种生活在《祷告》中表现出来。
各个阶级都实践着慈善与好客的德行。教会募集并分配捐款。反宗教的哲学家则鼓吹行善，他们基于对人类的爱心，而非基于对上帝的爱心，现在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宗教与哲学的产物。许多修道院都供给饥饿的人们食物，修女也照顾病患，医院、赈济院、孤儿院与难民所，都靠着政府、教会以及公会的基金加以维持。虽然有些主教是尘俗的奢侈者，有些主教，如奥沙、米尔普瓦、博洛涅、马赛等地方的主教，却为慈善事业贡献出他们的财产和生命。政府官吏也不尽是追逐官位和坐领干薪的寄生虫。巴黎市长将食物、柴木与金钱分送给穷人；在兰斯，一个市政委员为慈善事业捐助50万利维尔。路易十五具有同情与柔怯的善心。1751年，高达60万利维尔的款额拨作庆贺新任勃艮第公爵生辰烟火的费用时，他便撤销了此项排演，并下令转拨该笔金额充作巴黎600位最贫穷少女的嫁妆，其他各地也纷纷仿效。王后也过着极为节俭的生活，其大部分花费也都用在慈善事业上，那位暴烈的摄政之子奥尔良公爵，也为慈善事业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这个美好的故事也有黑暗的一面：贪污与怠忽损害了慈善机构的经营。有几个医院的执事者将送来看顾贫病的金钱纳入私囊的案例。
社会道德反映着人性——自私与慷慨、野蛮与仁慈，乃至于战场上礼貌与屠杀的混杂。在下层与上层社会中，皆有不负责的赌徒，有时导致倾家荡产，诈骗更屡见不鲜。与在英国一样，在法国，政府利用人民的嗜赌发行国家彩票以获利。法国人生活最不道德的一面，是靠榨取贫穷农民的收入为生的宫廷贵族，毫不在意地过度浪费金钱。拉费尔公爵夫人的镶花边床单价值4万银币，埃格蒙特夫人的珍珠价值更高达40万。公务上的蒙骗，事属寻常。官职继续抛售，获得职位的则利用官位求取非法的补偿。相当大的税收款永远无法归入国库。在这种贪污风气中，爱国心仍振作不已；法国人永远热爱法国，巴黎人也无法长久生活在巴黎之外。几乎每个法国人都很勇敢，在马翁的围城战役中，黎塞留元帅为制止军队中士兵的酗酒，发布命令道：“再有酗酒者被发现，将剥夺其参与攻城的荣誉”，酗酒情形于是几乎遏止。决斗虽被禁止，但照行不误。查斯特菲尔德曾说：“在法国，一个人如不愤恨加于他的侮辱将是一个耻辱，他又因愤恨这个侮辱而完全被毁。”
嫖妓在贫人与富人中间一样普遍。在市镇，雇主付给女性雇工的工资，不够日常开支，她们只有晚间卖身以补足。当时的一位书记官，曾计算巴黎的娼妓在4万人左右，另一位估计在6万人左右。除了中产阶级外，大众对娼妓都还宽大。因为人们知道，许多贵族、教士及其他人物，都促成这种社会需要，因而促成了这项供应；人们与其义正词严地谴责那些贫穷的卖身者，倒不如谴责那些富裕的购买者。除非是迫于公私舆论攻击这些妓女，警察不甚予以置问。在舆论攻击后，整批娼妓将会被逮捕以清除政府的外围，她们会成群地被带到法官面前，由法官分别判决进监狱或医院。她们会被剃去头发和受训戒，但很快被释放，头发又长出来。如果她们惹了太多麻烦，或冒犯了哪位贵人，则可能会被放逐到美洲的路易斯安那地区。粗俗的娼妓常在巴黎的皇后大道或在隆尚步行道展弄她们的座车与珠宝。如果她们幸被选为法兰西喜剧院或歌剧院的演员，即使是临时雇用人员，通常也可免于因为卖笑而被捕。她们有些升任为艺术家的模特，贵族或金融家的娇客；有些则捕获郎君、头衔与财富；其中一位甚至变成了圣尚莫德男爵的夫人。
未经父母同意的恋爱和婚姻逐渐增加，如果双方在公证人面前宣誓，则这种婚姻也被认为合法。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包括农村的婚姻，仍由父母安排，这种婚姻是财产与家庭的结合，而不是个人的结合。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是家庭而非个人，因此家庭的延续与财产的保持，远较兴致突发的年轻人那种一时的快乐与柔情重要得多。一个农夫同他女儿说道：“机会不像爱情一般的盲目。”
法定的结婚年龄，男孩是14岁，女孩是13岁，但他们从7岁起就可合法结婚，因为中古哲学将7岁订为“理性年龄”的开始。情欲的追猎高炽使得父母尽可能早地嫁出女儿，以免不适时的污辱。索韦伯夫侯爵夫人13岁即已成为寡妇。中、上家庭的女孩，都寄寓在女修道院，直到她们的对象选定；然后，她们赶紧从女修道院被带到婚姻的礼堂，在路上也得好好保护。唯一让人觉得欣慰的是，几乎所有的妇女在步入婚姻殿堂时仍是处女。
法国贵族蔑视工商业，而他们封地的收入又难以支付宫廷住宅与面子之需，贵族往往降而让自己没钱没地的儿子迎娶那些土地广大而且富有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女儿。通常，在这种婚姻下，这个有爵位的贵族儿子一面动用太太的钱财，一面时时地提醒太太的低微出身，而且很快地结交一位情妇以表示他的轻视。中产阶级资助大革命时，这也没被忘怀。
在贵族社会中，通奸并不被视为一种社会瑕疵；这是作为教会禁止离婚的一种愉快的代替方式。一个在军中或地方省份服务的丈夫，可以豢养一位情妇而不成为妻子埋怨他的理由。因为婚姻契约中并没有伪装着感情能够超越财产，许多贵族夫妻大部分时间都分开生活，彼此认许对方的罪过，但须优雅地遮掩起来。对于女人来说，一回只限于一个情夫。孟德斯鸠让他笔下的波斯旅客报道说：“如果一个丈夫，只单单情愿拥有一位妻子的话，将被认为是公共快乐的碍事者，而想排斥其他男人而单独享受阳光者，将被认为蠢人。”洛赞公爵曾有10年未看到他的太太，当他被问起，如果他太太通知他怀孕的话，他将说些什么话，他像一个18世纪的绅士一般回答：“我会写信告诉她，我对天作之合觉得欣喜；保重你的健康，我今晚要前往拜访并表示我的问候。”嫉妒在那个时代是恶劣的表达方式。
那个时代的通奸者首推黎塞留公爵的侄孙。十几位有爵位的贵妇，因为他的地位、财富与声名的吸引而轮流倒在他的床上。他10岁的儿子因为学习拉丁文无甚进步而被斥责时，即予反驳说：“我的父亲从来不懂拉丁文，他却拥有着全法国最美丽的女人。”公爵比伏尔泰小2岁，他这种行径并未阻止他比后者，也就是他的朋友与放贷者，早23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而他充任为国王寻求妾侍的淫媒时，舆论便对他责难起来，若弗兰夫人即禁止公爵参与她的社交圈，而称他为“集罪恶之大成者”。他一直活到92岁，因为早死一年而逃过了法国大革命。
配偶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子女的命运。在贵族中，子女被坦然地认为是障碍。他们一生出来即交给乳母照料，而后则由女保姆兼教师和家庭老师教养长大，他们仅偶尔见到父母亲。塔莱朗说，他从未和父母睡在同一屋顶下。父母亲认为，与孩子保持一段可敬的距离，是明智之举，在这种情况下，亲近是例外，亲密则从未听过。孩子永远称呼父亲为“大人”，而女儿只亲吻母亲的手。孩子成长后，被送入军队、教堂或女修道院。至于财产的继承。同英国一样，几乎全部归于长子。
宫廷贵族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到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才告结束，这在另一方面揭露了上层阶级宗教信仰的沦丧。基督教的婚姻观念，就像中古时代骑士作风的理想，被弃殆尽。从罗马帝国的衰退以来，再没有任何时期像这个时代在追逐乐趣方面更赤裸裸地走入异端。正风立俗的书籍，在18世纪的法国虽然出版不少，但更多猥亵的书本，也秘密地广为流传。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即如此写道：“法国人，尤其是巴黎的居民，现在全是被享乐与安适削弱的奢侈逸乐之徒。”阿尔让松侯爵于约1749年在这种道德意识的堕落中，看出了举国灾难的另一个恶兆：
我们每天都在剥夺我们自己天赋的爱心，因为我们并不予以使用。心智却愈锋锐。我们越来越聪明……我预测，由于爱心的沦丧，我们的王国势将败亡。我们不再有朋友，我们也不再爱护我们的妻妾；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如何能爱护我们的国家？……人们逐日失去了我们所称的感情，这种优异的品质。爱与爱人的需要都不再存在……利益的盘算，夜以继日地吸引着我们心灵，每件事都不过是阴谋诡计的交换结果……内心之火由于缺乏滋养而告熄灭，瘫痪爬覆在爱心之上。
这是帕斯卡为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发出的呼声，也是早期卢梭的呼声，更是任何智识酝酿、解放的时代中敏感的精神的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