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的许多基本冲突之一，是教会仍试图控制教育。这一争执在1762年耶稣会被逐出法国，学校国有化，及在大革命期间教育俗世化的胜利而达到高潮。18世纪前叶，这一争论才开始成形。
农夫中绝大多数不能阅读。在许多乡村中，甚至直到1789年，市政当局“几乎不能书写”。然而，很多教区有小学，由教士或受任者教导阅读书写与基督教义，其对象主要是男孩子，教授者由每位孩童的双亲付小费维生。如果父母支付不出这一小笔费用，他们的孩童可申请免费就读。1694年和1724年的两道敕令，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但并未贯彻实行。许多农夫不让孩子上学，部分是因为农田工作需要他们的帮助，部分则因为农夫心里恐惧，认为注定要耕种土地的孩子，可能会因教育惹起不必要的麻烦。18世纪前叶，由于阶级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种种障碍，教育根本无法保证地位的迁升。在各个村庄和小镇，人们虽曾受过教育，很少阅读到与他们日常工作无关的任何读物。每个人都知道基督教义，但只有在城市，才有文学、科学与历史的知识。
在中上阶级，大部分教育都在家中由女家教兼保姆、私人老师、最后由舞蹈老师加以完成。后者教导男女两性关于坐、立、行、言及姿态的优雅与礼貌。不少女子也自学有关拉丁文的课程；几乎所有非贫困的人都学习歌唱与弹奏大键琴，妇女更高的教育则在女修道院中进行，她们在那里学得宗教知识、刺绣、音乐、舞蹈及作为一个年轻妇人和太太的合适言行。
男孩的第二级教育，虽然圣乐派与本笃派的教士也参与，但几乎完全操纵在耶稣会教士手中。怀疑论者如伏尔泰与爱尔维修都是路易大帝耶稣会学院知名的毕业生。在该学院，修辞学（包括语言学、文学与口才）教授查理·波雷神父即在受业弟子中，留下了令人爱戴的印象。这些耶稣会教会学校中的课程在整整两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教育上继续强调宗教与个性的培养，大部分教材是古典的。古罗马作者的原著仍为学生捧读着。约6年，年轻的学者与异教思想接触密切，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受到一些质疑，并不足为奇。此外，耶稣会教士“不遗余力地发展学生的智慧与热情”。他们鼓励参加辩论、公众前演说与演戏；学生们接受思想的组织与表达规则的教导；法国文学明晰的部分原因，是这些耶稣会学院的结果。最后，学生们部分通过亚里士多德，部分通过经院派哲学家而接受逻辑学、数学与伦理学等学科教育。这里，尽管各种结论都合乎正统，推理的习惯却被留传为——也的确变成这一特殊“理性时代”的显著标志。鞭笞也是课程的一部分，这项教育甚至施及哲学学生，而且不论阶级的高低。连阿尔让松侯爵与布夫莱尔公爵，也曾经因为向他们可敬的教授射击豆粒而当堂受到鞭笞。
人们早已抱怨这种课程甚少注意知识的进步，教学过于理论化、对实际生活无从指导、坚持不移的宗教教规的灌输，更加歪曲并关闭了心智的发展。巴黎大学校长查理·罗林，在其一度知名的《教育特性》（1726—1728年）一文中，即为古典的教学课程及教育重视宗教二者辩护。他认为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变得更好；良好的教师“并不注重各门科学，因为这些东西对个人品德无所助益；如果不与正直相配合，纵然再深的学识也终归于零。他们看重正直的人甚过饱学之士”。罗林又认为，如果未将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则道德品格很难培养。因此，他说：“我们努力的方向，乃至所有教学的目的，都必须是宗教。”当时的启蒙哲学家们很快就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整个18世纪，甚至延续到19世纪，关于道德是否须以宗教为必要条件的论辩，一直持续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