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卑下与高贵的两种人之间，中产阶级既受前者憎恨，又受后者轻蔑。中产阶级包括医生、教授、行政官吏、厂主、商人与金融界人士，他们精细而耐心地掌握了财富与权力。厂主冒着经济上的风险，要求相当的报酬，他们时时抱怨政府规定及市场与技术受制于公会所加给他们的百般阻碍。分销货物的商人则恼恨成千种阻挠商品流通的过路费，几乎在每条河流、每条运渠及要道上，都有领地上的贵族或教会的代理索要通行费。封主解释这些通行费是他们维持并修护道路、桥梁与渡船合理的补偿。1724年，一项皇家敕令废除了1200处过路费，仍有数以百计的过路费维持不改，这也使中等阶级转而支持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内陆贸易阻碍重重，对外贸易却逐步进展。马赛自由港掌握了欧洲与土耳其和东方的贸易。于1723年重组的印度公司，伸张其市场与政治影响远至加勒比海、密西西比河流域与印度一些地方。作为大西洋贸易主要出口的波尔多，其贸易额从1724年的4000万利维尔激增到1788年的2.5亿利维尔。每年有300艘以上的船只自波尔多和南特驶向美洲，其中许多艘船只装载奴隶到安的列斯群岛与路易斯安那甘蔗园做工。法属美洲的蔗糖在欧洲市场渐渐超过了英国在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岛的蔗糖。这可能是引发“七年战争”的一个原因。法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715年的2.15亿利维尔上升到1750年的6亿利维尔。伏尔泰估计，为法国效劳的贸易船只从1715年的300艘升到1738年的1800艘。
海上贸易的锐增利益，是征服殖民地的主要激因。法国商人与传教士的热心，为法国赢取了绝大部分的加拿大与密西西比盆地及部分加勒比海岛屿。英国向这些法国殖民地挑战，认为它们包围并威胁了英国在美洲的属地，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这一争论。在印度，英法两国也造成了相同的敌对，在马德拉斯以南，东海岸上的本地治里，法国于1683年即已建为基地，法国人还从蒙古裔皇帝处取得加尔各答北边金德纳格尔的全部控制权。在迪普莱克斯的有力领导下，以上两个港口夺取了很多贸易与财富，使在马德拉斯（1639年）、孟买（1668年）与加尔各答（1686年）有坚固基地的东印度公司感到非与法国一战不可。
英国与法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4年）中处于敌对地位时，拉布尔多奈因为曾在印度洋法属毛里求斯岛与波旁岛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即建议凡尔赛政府“摧毁英国人在印度的商业与殖民地”。在政府的同意下，他带着一小支法国舰队进攻马德拉斯，而且很快迫其投降（1746年）。他擅作主张与英国签署一项协定，以一笔42万英镑的偿金将马德拉斯岛归还英国。迪普莱克斯拒绝认可这个安排，拉布尔多奈坚持自己立场，他搭乘一艘荷兰船驶向欧洲，却被一艘英国船捕获，后经保释回到巴黎，被控以不服从与叛国的罪名送到巴士底狱。他要求审判，但经过两年的拘禁后才受审判，结果被判无罪（1751年），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当时，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围攻本地治里（1748年8月），拉布尔多奈以高昂的士气与战术防守，使围攻在10月撤离。7天后，消息传达印度，《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已将马德拉斯归还英国了。法国政府了解自己在海军方面的劣势将注定本国在印度失败，拒绝支持拉布尔多奈的征服计划。起初，只给予少量武力与款项，最后召他返国（1754年）。他亲眼目睹，在“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印度被英国彻底击败。
金融家在所有第三等级中地位最高。他们可能是旧式的小规模贷款者，或是全面经营储蓄、借款与投资的银行家，或是为国家向农民征税的库收代理人。天主教会禁止放利规定已逐渐无效，约翰·洛发现半数法国人热心于股票与债券交易。1724年，巴黎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
某些金融家比绝大多数贵族还要富有。帕里斯—蒙马特尔拥有家财1亿利维尔，勒诺蒙特·德·图内恩拥有2000万，贝尔纳有3300万。贝尔纳给每位女儿80万利维尔嫁妆，而把她们都嫁给贵族。他是一位绅士与爱国者。1715年，他决定主动课以自己财产900万利维尔的税额而表露他原可遮掩部分的财产。他于1739年去世时，检查他的账簿时发现了他秘密慈善的广大范围。帕里斯以哲学家和百万富翁的双重身份震惊了整个欧洲。
18世纪，法国最为人痛恨的金融业者是“总包税人”。这是于1697年设立用以征收间接税的组织。它主要征收津贴、各种注册登记、票据、盐与烟草税。为了在这些税额征收前予以支用，政府将这些税目征收权利以为期6年的时间承包给某些愿支付规定款项的个人。税收、财富与通货膨胀的上升情形，都可以在出让此种项目的价格上升上反映出来：1726年为8000万利维尔，1744年为9200万利维尔，1774年则为1.52亿利维尔。没有一个政府曾在花用人民金钱的招式上茫然无措。担当此种税收代理的是40名或更多的总包税人，他们每个人先拿出100万利维尔或更多的钱先充作保证金，而后在征收税时锱铢必较，计算所得。1726年至1730年，40个总包税人的利益即超过1.56亿利维尔。许多总包税人广置田产与购买头衔，建造耗费甚巨的华厦。他们生活得过于炫耀奢侈，以致引起贵族与教士的愤怒。也有一些总包税人广集艺术作品与艺术家、诗人与情妇，而且开放住所作为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或聚会所。哲学家中最温和的爱尔维修本人就是总包税人中最慷慨的一个。卢梭长时期作为一位总包税人太太皮埃奈夫人的贵宾，拉摩与凡罗也都曾得到那位金融家拉波鲁利涅的殷勤款待。这些富有的金融界人士，因为渴求社会承认及报复教会人士的批评和贵族的蔑视，支持哲学家反对教会及以后反对贵族。
我们也可以说，金融家是法国大革命的财政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