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法国政府中是一个重要而无所不在的势力。1667年，法国教士约为26万人，1715年增为42万人，1762年又回降到19.4万人。这些数目虽然出自估计，我们可以假定在18世纪，尽管法国人口增加，教士的数目减少了约30%。据拉克鲁瓦估计，法国1763年有18名大主教、109名主教、4万名神父、5万名神父助理、2.7万名牧师、1.2万名教士、2万名教会执事与10万名僧侣和修女。总共740个修道院中有625个在受托中——这些修道院仅由助理院长代替不在院内的院长，以管理修道院。这些在外的修道院院长仍可保有头衔及修道院总收入的1/2—2/3，而无须过着教士生活。
高级教士事实上是贵族的一支，所有主教往往由封主提名，经过教廷同意，再由国王任命。显贵人家为了使家产不致因为继承而闹得四分五裂，往往为他们幼子谋得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职务。1789年，法国130个主教中仅有一个是平民出身。这些世家后裔把世俗的奢侈、玩乐与傲慢带入教堂。爱德华·德·罗汉王子兼红衣主教的一件镶边僧袍价值10万利维尔，他的厨房器皿都是银制的。在禁止手下的教士狩猎后，纳博内的迪隆大主教向路易十六解释他为何继续打猎说：“陛下，我属下僧侣的罪恶是他们自己的，而我的罪恶却承自我的祖先。”博须埃、费内隆与布尔达卢等僧侣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在摄政期享乐主义的冲击下，像纪尧姆·迪布瓦与唐森这样在狩猎与逐色方面恶名昭彰的人，也能在教会里晋升高位。许多主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凡尔赛或巴黎，从而加入宫廷生活的享受与诡诈。他们在宗教与世俗方面各插一足。
主教与修道院院长享有同封主一般的权利与责任，他们甚至要供应公牛给农夫的母牛交配。他们广阔的领地上——有些领地广大到可包容整个乡镇，与封建领地一样管理。修道院拥有雷恩城的大半与其近郊的大部分土地。在某些地区，主教任命所有的法官与官吏。所以，主宰7.5万名居民的坎布雷大主教，可以任命卡托—坎布雷齐全部及坎布雷半数的行政官吏。在修道院田庄，农奴制度留存最久，以圣克洛德的教士而言，他们在朱拉一地就有1.2万名农奴，这个修道院坚决抗拒减少封建义务的任何举动。教会的种种豁免与特权与当时的社会秩序紧密相关，这使教阶组织成为当时法国最保守的势力。
教会每年从地主的产物与牛群中抽取1/10所得，但这种什一税很少是实际的1/10，往往是1/12或1/20。享有这种什一税所得，再加上礼物与遗产捐赠，及教会财产的收入，使得主教奢侈享受，而一般修士却生活贫困，教会也用这项收入救济贫困及教育、训育年轻人。除了国王及其军队外，教会在法国最强最富。根据不同的估计，教会拥有6%到20%的全国土地，及约1/3的财富。森斯区主教岁入7万利维尔，博韦主教则为9万利维尔，鲁昂、纳博内与巴黎等区大主教的岁收则依序为10万、16万与20万利维尔，斯特拉斯堡大主教更高于100万利维尔。邻近拉昂的普瑞蒙崔修道院约保有4500万利维尔的财产。图卢兹区的236个多明我派修道士拥有价值数百万利维尔的财产，包括国内的地产、殖民地农场与黑奴。圣莫尔区的1672个僧侣保有价值2400万利维尔的财产，每年赚取800万利维尔。
所有教会的产业或收入均免于课税，但高级僧侣在全国教会人士定期聚会上会对国家自由认捐。1773年，这项认捐在5年中达1600万利维尔。伏尔泰认为，就教会收入来说这是适当的比例。1749年，财政部检察官马绍建议，无论对教会或俗人，一律课以5%所得税，用以代替这种认捐。教士们害怕这种行动将是掠夺教会以拯救国家的第一步，因此都以“顽固之情”相抗。他又建议，未经国家准许，遗产捐赠给教会将属违法；他还建议撤废所有自1636年以来未经国王批准的宗教建筑，并要求所有拥有教会利益者向政府列报收入。教士们在一次聚会上拒绝遵守这些敕令，他们声明：“我们绝不同意那些迄今一直由于我们敬爱君王而致送的礼物，降而应为我们屈服的贡献。”路易十五下令解散此次教士聚会，并由他的王室会议命令财政检察官，向教会财产抽取初次的750万利维尔税捐。
伏尔泰借发行《圣哲与人民之声》的小册子来鼓励马绍与路易十五。这本小册子催促政府对教会建立权威，并防止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他又表示须信赖法国的哲学家以护卫国王与执政大臣，对抗各种迷信势力。但路易十五不相信哲学在与宗教抗衡中能够获胜，他更知道自己一半的权威寄托于教会施予他的涂圣油与加冕礼之上。他不啻是上帝的副摄政，同时带着神圣的权威说话。由教士操纵，复经传统、习惯、仪式、法衣与特权力量加强的精神恐惧，取代了千条法律与10万名警察，以维持社会秩序与群众服从。可有哪个政府能无须借助超自然的希望与恐惧，以控制人们天生的无法无天？路易十五决定向主教退让，于是将马绍调职，并禁止伏尔泰小册子的发行，同时接受教会就其财产以捐助方式而非税收方式缴纳。
教会的权力建立在各教区教士的成绩之上，如果说人民害怕那些带着法冠的教会高层僧侣，至少他们是爱着那些低层教区牧师，因为这些牧师分担着人民的穷困，甚至农耕的劳苦。教区牧师征收什一税时，人民虽然喋喋抱怨，但也知道牧师是受其上级所迫使然，而2/3的什一税还归于主教或不在教区的其他受惠者，教区教堂在经年失修状况中衰败不堪。那座为人民挚爱的教区教堂就是他们的镇民聚会处，在牧师的主持下，村民群聚在那里集会。在教区登记处，登记着人民的出生、婚姻、死亡等种种记载，而成为他们累世耐心苦难的见证者。对于人民来说，教堂的钟声是最神圣的音乐，教堂的各种宗教仪式成了他们高尚的戏剧，《圣经》故事则为他们宝贵的文学，教历上的节日则是他们欢愉的假期。对于教士的劝诫或教士对孩子的教训，他们并不认作是用以支持教会权威的神秘教条，而作为父母训诫儿童或道德戒律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方法，及作为以永恒的意义救赎他们凄苦的尘世生活的神圣命令的启示。他们此种信念坚贞到能够杀死企图剥夺他们信仰的任何人。身为农人的父母欢迎宗教成为他们日常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时时向孩子讲述宗教传说并在晚祷中引导他们。而热爱人民且被人们热爱的那些地方牧师，在革命时期也袒护人民。
僧侣、修士与修女在数目上日渐减少，但在德行与财富上日渐增高。他们现在很少行乞，因为他们发现诱使将死的人捐出遗产以为进入天堂之资，远比在村子乞讨几个便士聪明得多。他们的部分财富流入慈善事业，许多修道院维持医院与救济院，并每天分发食物给穷人。1789年，许多社区呼吁革命政府切勿镇压地方修道院，因为这些修道院是各地仅有的慈善机构。女修道院为寡妇、弃妇及一些厌倦尘寰的妇人（像杜德芳夫人），提供避难处所。这些修道院并不完全弃绝俗世娱乐，富有之人常利用修女院作为被弃女儿的收容所，不然她们可能因要求嫁妆而减少父产。这些被弃女儿未必都束身俭约。如奥瑞尼女修道院长即有一辆马车，并在她舒适的寓所里招待男女朋友。阿利克斯的修女穿着圆裙与貂皮镶条的丝袍。在其他女修道院，修女与附近军营的军官载舞共餐。这些消遣自然无甚罪恶可言，有关18世纪女修道院中许多不道德的逸事，大多是敌对教派宣传战中的夸大诋毁之语，违背自己意愿而在女修道院中的少女为数很少。
耶稣会在权利与威望上已经衰微。1762年以前，他们一直控制着教育，并担任听国王与王后忏悔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职位。但在他们与詹森教派的长期竞争中，因为受到帕斯卡的雄辩攻击与大摄政期亵渎的怀疑评论而逐渐失势。加尔文派天主教徒在王室迫害与教皇敕令下仍继续存在，他们在商业、工艺与法律各个阶级中为数甚多，他们在巴黎与其他地区议会中也有优势。在他们的苦行神学家弗朗索瓦死后，许多生病狂热的詹森教派信徒前往圣梅达德墓地他的墓上朝拜。但3年后，政府下令关闭这些墓园。伏尔泰曾予评论说，在国王的命令下，上帝被禁止在那里制造任何神迹。这些癫狂虽然停止了，但易受感动的巴黎人倾向于相信那些神迹。1733年，一位记者明显地带着夸张报道说：“整个美丽的巴黎城从头到尾彻底属于詹森教派。”许多下级的教士不顾1720年的王令，拒绝签署英诺森十三世谴责一百零一条声称为詹森教派教义的敕令。巴黎大主教裁决，临终圣礼将不准赐予任何未曾向接受这一敕令的教士承认罪过的人。这种争执也部分减弱了已形分裂的教会对抗哲学家攻击的力量。
胡格诺与其他法国新教徒在当时仍为法律所禁，但有些小团体暗自聚会。根据法律，新教徒的妻子只能视作姘妇，其子女则被视为私生而不能继承遗产，在路易十五统治下曾有几次迫害发生。1717年，有74位因为做新教礼拜被捕的法国人被送至战舰做划桨手，他们的妻女则遭监禁。1724年的一道敕令规定，新教牧师处以死刑；所有参加新教集会的人将被没收财产，男的送到战舰服役，女的则剃光头发，并监禁终身。在福勒里红衣主教执政时，这道敕令只是松弛地执行着，在他死后，应法国南部天主教主教们的要求，此道敕令终于恢复。1749年，波尔多地方议会命令分离46对依新教礼仪结婚的夫妇。那些有新教徒嫌疑的父母，其子女须被送到天主教徒家庭养育。我们曾经听说过一个富有的胡格诺派新教徒以20万利维尔贿赂官员，以求保全子女。1744年至1752年，约有600个新教徒沦为狱囚，还有800个被判处各种徒刑。1752年，一个年仅20岁的新教牧师贝内泽在蒙彼利埃被吊死。在同一年，路易十五在蓬巴杜夫人的影响下，下令停止这些迫害。此后，特别是在巴黎或巴黎郊区，新教徒如果每年参加一次天主教仪式，则可免受刑责。
尽管他们的领袖固执己见、耽于俗世、意欲掌权，仍有上百位法国教士以他们勤勉的研究与诚挚的生命而闻名。除了那些在巴黎挥霍得自农民什一税的主教外，也有主教就行政责任所及，近于神圣地步。巴黎的大主教路易·诺瓦耶，即是一个有智慧而品性崇高的长者。马西永为克莱蒙区主教，讲道时虽然引经据典，仍为人民爱戴。伏尔泰用餐时便喜欢谛听其鸿博的证道词——如果只为其讲道风格的优美。加布里埃尔·凯吕斯（Gabriel Caylus）为奥沙区主教，他把所有的财富赠予穷人，并卖了银盘子去喂养那些挨饿者，最后他对其他求告者抱歉地说：“我的孩子们，我再没有任何东西留给你们了。”贝尔桑斯主教在1720年恐怖的瘟疫期间，仍然留在马赛的岗位上，而那时已有1/3居民死亡，大部分医师与地方官吏都已逃亡。勒蒙泰在《向贝尔桑斯致敬》（“Look at Belsunce”）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拥有的一切，他都赠送了，所有效劳他的（属下）都已过世。孤独、穷困、步行，早晨，他穿入最恐怖的惨痛地域，晚上，他再度出现在遍地垂死者的地带。他解人们之渴，如同朋友一般安慰他们……更在那死亡之地，他拾取被弃置的灵魂。这位崇高的教士，他似乎刀枪不入，并以勇敢的争胜心激发了……教区僧侣、牧师及其他各级教会人士，没有一人舍弃了自己的旗帜，除了以生命相舍外，也没有人对体力的负荷给予任何限制。26位瑞考莱修士与26位耶稣会教士中的18位就这样舍命了。圣方济各派教士自其他省份征召他们的弟兄，这些弟兄也以早先基督徒乐于赴难的精神前往就义，这场疫疾杀死了55位中的43位教士。而小礼拜堂派僧侣的行径，可能的话，更为慷慨大度。
我们记载着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尖锐冲突，而且分担着哲学家对窒息的检查制度与不名誉的迷信愤怒时，我们也应记住：在教阶组织中有虔诚也有财富，在乡村教士中有贫穷也有奉献；而在一般民众中，他们那种基于信仰而遵行不移，无可破坏的热爱，也给予他们的骄傲与情欲一些尚存的纪律以及在受苦日子里聊以慰藉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