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贺加斯的父亲是学校教师，靠写文章补贴家用。贺加斯幼年时，父亲就送他到一个装备齐全的雕刻家那里做学徒，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他从事铜版镌刻和插图绘画的工作。1726年，他为巴特勒的讽刺诗《哈迪布拉斯》（Hudibras）雕刻了12幅大镌版。后来他参加桑希尔的艺术班，学习油画技巧，还和老师的女儿私奔，但桑希尔不但原谅了他，还聘他做助手。
贺加斯替《暴风雨》、《亨利四世》及《乞丐歌剧》所画的插图，笔下的造型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米兰达的温柔，卡里班的粗鲁，普洛斯佩罗的仁慈，亚里尔茫然地弹着维忽拉；约翰·法斯塔夫爵士挺着大肚子；身着甲胄、口哼曲调的马奇斯队长，在他的妻妾面前仍充好汉。这个后来的讽刺画家在《昏昏入睡的听众》（The Sleeping Congregation）中，展示了他与众不同的手法，因为贺加斯憎恨任何的说教——除了他自己的之外。但在《儿童的宴会》（A Children’s Party）中，他也领会了英国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今天，这些图画使我们赏心悦目，在当时却未获喝彩。
他也试图在肖像画方面一展身手，结果反应冷淡。这方面的竞争太激烈了。不少艺术家借着对顾客曲意奉承或偷工减料的手段，发了不义之财。他们自己只画面部，而把剩下的服饰和背景交给取费低廉的手下就算了事。“他们这样潦草敷衍，”贺加斯说，“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如何在一个星期内，赚取比第一流天才3个月才能赚得的更多的钱。”他谴责这些“面孔贩子”把顾主个个画得美若天仙以满足他们的虚荣，使他们乐于打开钱包。他本人不画则已，画则一定把顾客忠实地描绘出来，连面疱麻点都不漏掉，无所遁形。有一次，贺加斯以他令人不悦的诚实态度替一个其貌不扬的贵族作画，看到那副在其他画家笔下不可能见到的尊容，这个贵族拒绝接受这幅画像。这位忠实的艺术家写了一个短笺给他：
尊敬的阁下，由于发现阁下无意接受为阁下所作的画像，贺加斯在此不得不重申钱还是要照付。倘若阁下未能于3天之内将款项付清，则阁下之画像将于加上一条尾巴和一些其他附属物后售予海尔先生，此君是一著名的野兽嗜藏家，贺加斯先生曾与此君约定以此画作为参加展览的作品……
结果，这个贵族把钱付清了。
贺加斯自信他的肖像画绝不比任何人的逊色，他为亨利·福克斯绘像时，他曾告诉贺拉斯·华尔波尔说，他向福克斯保证，只要能够依他的指示坐好，那么，他，贺加斯，可以为他绘一幅出色的画像，绝不比鲁本斯或凡·戴克逊色。这件事使贺拉斯极为震惊。许多贺加斯的男性肖像画似乎都面孔太呆板了，其中一些以“死气沉沉”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是，《托马斯·科拉姆爵士》（Sir Thomas Coram）应该算是例外。其时科拉姆已因人们对弃儿医院（Foundling Hospital）的纪念而知名，这所医院是他一手创建的，也是他终生希望的所寄。贺加斯在他微笑的面庞中捕捉了博爱的天性，也由交握的双手中把握了坚毅的性格。一般而言，这个艺术家对女性比较笔下留情。《一个少女的画像》（Portrait of a Lady）可与凯恩斯博罗一较长短；《棕衣女郎》（A Lady in Brown）强烈地刻画出成功地将一群儿女养育长大的母亲的表情；如果说《玛丽·爱德华》（Miss Mary Edwards）稍微显得失色的话，贺加斯也以他惯用的手法在上面加画一只狗，为这幅画带来了生气。他的家族肖像画更为精致，如《普莱斯家族》（Price Family）、《葛拉汉姆家的孩子们》（Graham Children）及更为出色的《贺加斯的仆役》（Hogarth’s Servants），每张面孔中，独特的性格都被怜爱地描绘出来。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杰出的当然是《卖虾女》（Shrimp Girl）——并非一幅肖像画，而是一个健硕的男子对他所见的年轻女郎的回忆。她把篮子顶在头上，沿街叫卖着鱼虾，丝毫不矫揉造作，也不以衣着的褴褛为耻，面颊泛红，目光明亮，神采奕奕地注视着外在的世界。
贺加斯至少留下了4幅自画像。1745年，他为自己和他的肥狗特仑普作了一幅画像。1758年，他再度现身于自己的画架之上：短小、健硕的身材，圆胖的面孔，宽大的狮子鼻，蓝色的眼睛似乎倦于战斗，而紧闭的双唇似乎准备再度起而奋战。根据萨克雷的观点，他是一个“快活、诚实的伦敦公民，一个心地善良、直言不讳的人，喜欢笑声、朋友、杯中物和传统英格兰烤牛肉”。他身高几乎不到5英尺，却随身佩剑，有仇必报，在他自卫性的斗志下却是一颗热诚的心，时而多愁善感，永远誓言与虚伪和残暴奋战到底。他蔑视请他作画的王公贵族，而喜欢朴实无华、不装腔作势的伦敦小市民。他将英国大众带入艺术的领域，描绘沉溺于罪恶、痛苦、麻风病院、监牢、债务和苦役中的人们。他不喜欢法国，因为法国已经以娇美的服饰和贵族专横的风尚腐化了英国。他永远不会忘记曾因素描加来门（Calais Gate）而被扣押，他以所见的衣衫褴褛的工人、迷信的下层社会、对着牛肩肉垂涎欲滴的肥胖僧侣来描绘法国，作为报复。
在他的《逸事》（Anecdotes）中，贺加斯谈道：
我不愿意堕落成为肖像匠，而仍旧希望能够单纯（独立地工作），及停止由这种方式获得利益的任何期望……由于我不能让自己的行为和某些同行一样，使绘像成为一种在专画背景服饰的画家帮助之下进行的批量生产工作。我所获的酬劳已不足以支付家庭生计所需，于是，我使自己的思想转向绘画和雕刻一些现代道德的主题，这个范围在任何国家或任何时代尚不致完全破坏。
于是，1731年，他绘了6幅题名为《荡妇历程》（A Harlot’s Progress）的画，又把它们镌刻在铜板上，他用这些镌版印了一系列的版画，而于一年后问市求售。这些画叙述的是一个来自乡间的女郎被饶舌的淫媒介绍给一个渴求的绅士，这个少女并非初出茅庐之辈，于是很快地骄矜富厚起来。她后来被捕的原因是偷窃而非卖淫。在狱中，她服行捶打麻索的牢役。不久，她因病致死，然而值得安慰的是葬仪队中有一群娼妓随行。贺加斯可以很轻易地由生活中取材，我们可以看到尼达姆夫人因卖淫而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向她投掷石头，使她受伤致死。然而，科洛内尔·查特里斯两次被控以强奸的罪名，两次被判处死刑，却两次都获国王赦免，最后巍巍然寿终正寝于他的乡间别墅。贺加斯误以为他在这方面开拓了新局面，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法国、尼德兰和德国都已经有不少这类的作品。但是，贺加斯当时的确创作了“道德主题”的艺术和哲学。与多数的道学先生一样，他本人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他曾经肆无忌惮地支持一群酒鬼和娼妓，而他的印版画也是先着眼于赚钱，其次，如果可能的话，才是超凡入圣。
靠着1200个预约者的欣赏，《荡妇》印版画的销路颇佳，净赚了1000多英镑。虽然盗印版使艺术家蒙受金钱上的损失，他终于可以不虞饥饿了。以往对绘画无动于衷的英国公众，已经开始对这些罪恶的场面表示出兴趣。这里有的是经道德消毒但仍不失其乐趣的禁果，花费极少的代价，人们就可以没有顾虑地和罪恶打上交道，目睹其适当的惩罚，而以为赏心乐事。现在，贺加斯已经足以靠他的收入养家糊口，他在时髦的莱斯特场置屋定居，还在他的大门外挂了一个金色的名衔，表示他的职业是艺术家。后来，他又在奇西克购置了一处乡居。
随后的几年，他画了几幅大幅的画，主要是《南华克展览会》（Southwark Fair）——一个英国的勃鲁盖尔（Brueghel），及精美的家族肖像画——《爱德华家族》（The Edwards Family）。但是，1733年他又回到印版画，以一系列题为《浪子历程》（A Rake’s Progress）的作品与他的《荡妇》齐名。一个轻浮的青年突然继承了一笔丰富的遗产，离开牛津赴伦敦，吃喝嫖赌而将财产挥霍殆尽，终因债台高筑而离去，接受被他遗弃的情妇的救济。后来他娶了一个独眼但多金的老处女，因此再度具备了偿债的资力，但他又很快将新得的财富输光，再度锒铛入狱，终于在疯人院中发狂而结束了他的一生。这是一个易于了解的图画道德剧，也是一个生活片断的图示。为了使《浪子》印版画免遭盗印，贺加斯为自己的权益寻求法律的保护。1735年，国会通过了“奖励图案、雕刻、蚀镂等艺术的法案”，这个通常被称为《贺加斯法案》的法律赋予他印版画的版权。1745年，他拍卖了铜版画《荡妇》和《浪子》的画稿，收入427英镑。
他心力有余而且满怀信心地在绘画方面更进一层。“我怀着自负者在书本上称赞的‘历史绘画的伟大风格’这一期望。”1735年至1745年，他绘了一些百年后才被人欣赏的杰出作品。《失意的诗人》（Distressed Poet）是一个贫苦作家的故事，他饱受债务的逼迫，妻子不时紧皱着眉头，而他们的猫冷漠地睡大觉。《伯莎斯达之渊》（Pool of Bethesda），试图采用《圣经》的故事为题材，但贺加斯在耶稣面前画了一个半裸的美女，以增添趣味。这个艺术家对女性的肉欲并非无所习染，在铜版画《在谷仓着衣的徘徊女伶》（Strolling Actresses Dressing in a Barn）中，他使她们罗裳半解而倍增诱惑。《仁人善士》（Good Samaritan）接近了《老师父》（Old Masters）的水准。更令人欣赏的是大幅画《大卫·加里克饰演理查三世》（David Garrick as Richard III），这幅画受一位邓库姆先生的委托而作，为此邓库姆付了200英镑，那是支付给英国画家的最高酬金。
然而，这些作品未博得鉴赏家的喝彩。贺加斯回到（1745年）雕刻伦敦生活讽刺画的工作，用他的雕刻刀借故事而作警世之言。在《时髦的婚礼》第1幕中，一个破产而且患痛风症的伯爵以他的头衔和他心有未甘的儿子，与一个富裕郡长不情愿的女儿缔结婚约：伯爵展示卷轴上的家谱；律师在签字上洒下吸墨粉；新郎的脸转向别处；新娘则倾听她的情夫说话；两只狗专享了家庭的和平。第2幕中，这对夫妻已经貌合神离：年轻的丈夫经过整夜在外追逐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由他口袋中露出的女人花边帽不难知道他做了什么；年轻的妻子整夜以音乐、赌博和闲谈作为消遣之后，正伸着懒腰；同样，只有狗是愉快的。第3幕中，贺加斯更是肆无忌惮：这个贵族出身的恶棍带着他的情妇到一个江湖郎中那里堕胎。第4幕显示这个妻子梳好头发正接见晨客，她的情夫和她一起，而她对客人演奏的音乐听若未闻，客人中有一个头发上戴着卷纸的变态人物。第5幕中，她的丈夫捉到她和她的情夫；两个男人拔出他们的佩剑；丈夫受了致命伤；情夫跳窗而逃；妻子悔恨不堪；一个警察出现在门口。最后一幕，这个年轻的寡妇已经奄奄一息；她的父亲正从她的手指脱下一个昂贵的指环，抢救他为她的头衔付出的最后剩余财物。
1751年，贺加斯宣布他将于某一时刻，在他的画室拍卖他为《时髦的婚礼》所作的油画，但他警告画商不得参加。结果只有一个人参加拍卖，出价126镑，贺加斯同意以这个价钱脱手，私下却视之为耻辱的失败而愤怒不已。1797年，这些画卖了1381镑。今天，它们是伦敦国家画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之一。
同时，他因为《进军苏格兰》（March of the Guards toward Scotland）这幅画而招致国王的愤怒（1745年），这是查理王子企图推翻汉诺威王朝的同年。贺加斯描绘禁卫军在伦敦郊外的芬奇利集结，一个笛手和一个鼓手召集他们；士兵们借酒醉之助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看起来面带忧戚，与其说是英雄赴死，不如说是赴宴会狂欢。这个艺术家将画呈献乔治二世，请求国王收下，结果国王拒绝了他的请求。“什么？”国王喊道，“一个画家讽刺军人？他应该为他的傲慢而被捕下狱，别让我再看到这个废物！”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贺加斯后来将这幅画献给腓特烈大帝，称颂他是“艺术和科学的鼓励者”。
他再度回到他的讽刺画，在12幅题名为《勤与惰》（Industry and Idleness）的印版上，他描绘两个学徒的生涯。法兰克·古德切尔德勤勉地工作，阅读有益的书籍，每个星期天上教堂，娶师父之女为妻，济助贫苦的人，最后成为郡长、市参议员、伦敦市长。而成天在织布机旁打鼾，阅读《摩尔·佛兰德斯》一类不道德的书籍、酗酒、赌博、扒窃的汤姆·艾铎则被带到参议员古德切尔德的面前，他流着同情的眼泪将汤姆判处绞刑。《杜松子酒巷》（Gin Lane）和《啤酒街》（Beer Street，1751年）两幅版画显示出饮杜松子酒的可怕结果和饮啤酒的有益效应从而加以对比。根据艺术家自己的说法，《残忍四部曲》（Four Stages of Cruelty，1751年）的目的是要纠正人们对动物不人道的待遇，这些残暴的景象使我们的大都会街道在每个有同情心的人看来，都是惨不忍睹的。在《四幅选举版画》（Four Prints of an Election）中，他的目标是更特殊的罪恶，在这些画中，他攻击英国政治的腐化。
如果只以绘画视之，贺加斯的版画在想象力和技巧方面的确未经精心琢磨，在一些细节上也是轻率而不完整。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剧作家甚于一个画家。他像他的朋友菲尔丁，远甚于他最喜爱的敌人威廉·肯特。他呈现一个时代的绘画，而非展示艺术的技巧。“我尽力自视为剧作家。我的画就是我的舞台，男人女人是我的演员，他们借着某种扮相和姿态表演一出哑剧。”以讽刺画视之，这些版画都经过有意的夸张。它们强调整个事态，蚀刻一个细节，充塞着琐碎细事，超过了一个艺术作品应有的程度。但是，除了不可避免的狗外，每个细节都和主题有关。总而言之，这些版画使我们看清18世纪伦敦中下层社会的形形色色：家庭、酒店、林荫道、柯文特公园、伦敦桥（London Bridge）、齐普赛大街、疯人院及禁闭债务人的监狱。那并不是伦敦的全貌，但表现在画面上的部分景象都特别生动。
当时的艺评家、收藏家和交易商，对贺加斯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和作为讽刺画家的真相全无了解，他们指责他只画英国生活中的渣滓。他们嘲笑他不能绘成功的画像和历史情景，而转向通俗的版画。他们断定他的画是粗心而不好的作品。他反驳那些画商，斥责他们图谋颂扬他们积存的古代大师作品，却让活着的艺术家饱受饥饿：
未获得他们权威的承认和传统的保证，一幅保存完善、技巧极高的画，在公开的拍卖会上，卖不到5先令；而一张卑劣、损坏，然后加以修补的画布，经过他们的颂扬认可后，将可以任何高价被人抢购，跻身于最尊贵的收藏品之列。所有这些情形，画商们知道得很清楚。
他拒绝屈服于这些画商或鉴赏家的判断之下，对将英国画家局限在模仿凡·戴克、莱利或克内勒的桎梏中，痛加贬斥。甚至意大利的艺术巨匠，也因为他们褐色调料暗淡神秘的美，使英国绘画笼上一层阴暗的色彩，而被他呼以“黑色大师”（Black Masters）的绰号。一幅被认为是柯勒乔的画在伦敦以400镑出售时，他对这幅画的归属及其价值表示怀疑，而且表示他随时可以绘一幅毫不逊色的画。面对这种挑战，他画了《西吉斯蒙达》（Sigismunda，1759年）——一幅出色的柯勒乔仿制品，包括花边饰带、华服美饰、纤纤玉手和姣好的面庞，但忧郁的眼睛未能满足买主的期望，他拒绝付出贺加斯要求的400英镑。这幅画在贺加斯去世后以56英镑卖出。
他因一而给他的敌人另一个把柄。在他自己和狗的画像中（1745年），他描绘一条蜿蜒的曲线，对于他而言，这似乎是美的形式的基本要素。在一篇教育论文《美的分析》（“Analysis of Beauty”，1753年）中，他定义这线条是均匀地环绕锥体而成。他认为如此的线条不仅是优雅的奥妙所在，还是生命的一种运动。对于贺加斯的非难者而言，这些不过是平淡无奇的妄想而已。
尽管常被非难，他还是飞黄腾达起来。他的版画几乎被每个有教养的家庭收藏，它们不衰的销路带给他固定的收入。1757年，《进军苏格兰》已经被忘记，他受任为“御藏艺品画家”（Serjeant Painter of All His Majesty’s Works），这为他每年增加200英镑的收入。现在他有余力来应付新的敌人。1762年，他出版了一幅版画《时代》（Times），攻击皮特、威尔克斯等人为战争贩子。威尔克斯在他的杂志《北不列颠人》（North Briton）中提出反驳，形容贺加斯是一个虚有其表、贪得无厌、全无“美的意念”的老家伙。贺加斯出版一幅将威尔克斯绘成斜眼怪物的画像，作为回报。威尔克斯的朋友丘吉尔回了一封出言不逊的《致威廉·贺加斯书》（“Epistle to William Hogarth”）。贺加斯又发表了一幅版画，将丘吉尔画成一只恶熊。“从这两幅版画所得到的乐趣及金钱的收益，”他写道，“加上适时的骑马运动，使我的健康达到生命中的最佳状态。”但是，他1764年10月26日死于动脉破裂。
他并未给当时的艺术留下显著的标记。1734年，他创办了“生活学校”（Life School），来训练艺术家，后于1768年并入皇家艺术学院。甚至于由他的画室中走出来的艺术家也放弃了他的写实主义，而转向时髦的雷诺和凯恩斯博罗的写实主义。然而，在漫画的领域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诙谐和生动，经过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传到伊萨克和乔治·克鲁克尚克（George Cruikshank），漫画成为一种艺术。贺加斯今日作为画家的盛名，是始于惠斯勒将他评论为“唯一伟大的英国画家”。惠斯勒谨慎地不将自己列入比较。“就他最佳的作品而论”，一项较不审慎的评价将贺加斯捧为“18世纪绘画中超凡绝伦的佼佼者”。我们很难将贺加斯仅仅当成画家，因为他不止于此。他是英国为自己的污秽、退化感到愤怒的呼声。他义正词严地自视为一种社会力量，菲尔丁对他的了解是：“我几可断言他所称作《浪子》和《荡妇》的两幅作品是以达到美德的目的为出发点……而不是替以往所写的道德篇章说教。”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有史以来最英国化的英国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