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新小说的是德比郡一位木匠之子——塞缪尔·理查森。在理查森出生后，木匠一家搬到伦敦。家里希望他成为教士，但因太穷不能给他必要的学校教育，他设法以读书来弥补。他生长的圈子保留了清教徒的道德。他到一位印刷商那里当学徒，因书法上的名声使他为不识字、患相思病的女子写信而增加了收入。这决定了他小说中的书信体及广泛的探讨女性的心理与感情。他的勤勉与节俭得到了报酬。他成立了自己的印刷所，与前主人的女儿结婚（1721年），生下6个子女，其中5个夭折了。她也正当年轻与眷爱时去世了（1730年），这些伤恸助长了他相当忧郁的心境。他再度结婚，又生了6个子女，遭受了更多的伤恸，后来跃升为下院的印刷商。在他出书前他已年满50岁。
1739年，两位印刷商朋友约他写一本小册的范例书信，做“那些文盲的乡村读者”的指南，并充当“如何正确、谨慎地思考，处理人类生活的一般事物”的指导。准备这时，理查森想出一个念头，将一连串的信件编入描写一位处女聪慧道德的爱情故事。很可能受马里沃《玛丽安娜的生活》（Vie de Marianne）暗示的贞洁主题，理查森于1740年11月出了两册的《帕梅拉》（Pamela），内容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女写给双亲的一系列家信。因首次以培养两性青年心灵上道德与宗教为原则，而在英国文学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此书广为流传，1741年理查森增加了两册的《高贵的帕梅拉》（Pamela in Her Exalted Condition），说及她婚后的德行与智慧。
故事的前半部分一直很吸引人，因为我们绝不致太老而对诱惑不感兴趣——1000页后诱惑甚至也变成了厌烦。然而情感的压力始于第一页，帕梅拉道：“噢，我的眼睛怎么看的！难怪看到的纸那么脏。”她是善良、温顺与谦虚的典型。16岁时出去工作，她汇寄第一次赚的钱给父母，“因为上天不会让我匮乏……若我赚得多，我相信那是我的责任，如我一直惦念着，来爱顾与抚养你俩，因为我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时，你俩爱顾且抚育我”。谨慎的双亲拒绝花这笔钱，直至他们获得保证那不是她的单身雇主为了她的欢心而给的预支款。他们警告她，她的美貌危及她的贞节。“我们担心——是的，我亲爱的孩子，我们担心，（唯恐）你过于感激，而回报他以珍珠——你的贞洁，那是财富所不能补偿给你的。”她允诺守贞，补充道：“噢，事情进行顺利多么可喜！那正是我羡慕伟人们的理由。”她的情感令人钦佩，虽然因表白而失去了一些魅力。在最后的悲剧中，她的雇主毫无准备就进入了她的房间，将她紧抱到他激动的胸前。她昏迷过去，他的安排被搅乱了。恢复意识时，“我将手放在他唇上，说道，‘哦，告诉我，还是不要告诉我的好，在这苦难中我遭到了什么？’”他向她保证他的企图失败了。感激他有意的恭维，她渐渐学着爱他。她这由怕生爱的转变，是成就理查森心理学家声名的许多微细笔触之一。虽然如此，她抗拒他一切的围攻，最后他失败了，并向她求婚。很高兴挽回她的贞洁与他的灵魂，帕梅拉决定成为一位完美的英国太太：留在家中，避免盛会，仔细记账，广施慈善，制作果酱、饼干、糖果与蜜饯，而且感激她的丈夫降下阶级之梯，不时仁惠地与她交谈。理查森以两性交往中贞德益处的说教在第2册中作结。“若它（帕梅拉的贞德）激励了任何可敬人心中令人称许的效法，他们可因而获得报偿、赞誉与祝福。”这也正使帕梅拉扬名。
一些英国人，如精力充沛的菲尔丁，讪笑着，但成千中产阶级的读者同情地融入帕梅拉的震颤中。教士赞美此书，高兴地发现似乎出卖给恶魔的训诫在文学上增强了。6个月内《帕梅拉》发行了4版，出版商自然敦促理查森以同样丰富的心绪进一步创作。但他不为金钱而工作，而且他的健康开始衰退。他慢慢地写，直至1747年发表了一部杰作，使欧洲所有的中产阶级拜倒在他脚下。
《克拉丽莎》2000页长，于1747年11月至1748年12月分7册发行。因曾被指控《帕梅拉》显示德行仅为一交易的策略，并描述一位痛改前非的浪子为一个好丈夫，理查森着手彰显德行为一神圣的禀赋，将在天国获得酬报，及一位终不悔改的浪子无可避免地走向罪恶与破灭的终结。冲动的登徒子洛弗莱斯，被认为是女人的恶魔，向克拉丽莎·哈洛威求婚。她不信任他，但不自觉地为他的声望吸引。她的家人禁止她会见这样的流氓，拒他于门外，并引见索尔摩斯先生——一个无恶行与个性的人给她。她拒绝了。为使她屈服，他们责骂她，折磨她，将她关起来。洛弗莱斯雇用一个帮手伪装她亲人，以器械对她攻击。为了逃避他们，她随他来到圣阿尔班斯。她愿意嫁给他，但他犹豫了，认为婚姻是一种束缚，他宁愿有很多情人。
他试着引诱克拉丽莎。她警告他若他碰着她，她将自杀。他卑鄙地但绅士般地禁锢她，此时她送出一封信给她的密友安娜·豪伊。他设计出一个接一个的阴谋来突破她的防卫。她抗拒他，然而认为她的荣誉不可挽回地被她半同意私奔玷污。她写了一封令人同情的信给她父亲，乞求他，无须原谅她，但请撤回他加诸其身的诅咒。她认为这永远关闭了她上天堂之门，她的父亲还是拒绝了。她患了痨病，病中她唯一的支撑是她的宗教信念。洛弗莱斯隐入法国，在决斗中被克拉丽莎的舅父所杀。最后她的双亲赶来宽恕她，却发现她已断气了。
这是一个单纯的故事，以单一调子拖得太长而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力，但在18世纪的英国它成了全国性的话题。在出版期间，成百的读者，写信给理查森哀求他不要让克拉丽莎死去。一位父亲描述他3个女儿“此时每一位手上拿着《克拉丽莎》不同的版本，她们的眸子就像4月里潮湿的花朵”。玛丽·蒙塔古夫人，正如那个时代任何一位英国女士般世故，把这书当作对中产阶级情感与流行狂热的让步，但它触犯了她贵族的品味：
我竟这样老迈愚蠢得为克拉丽莎·哈洛威哭泣，正如16岁的挤奶姑娘为“女子的堕落”（Lady’s Fall）的歌谣哭泣一般。说实话，第一卷书以极类似我的少女时代软化了我，但大体上它是悲惨的素材……克拉丽莎守着格言，向所有她见到的人表白所思所想，却没想到，在不完美的人生中，无花果叶对我们的心灵就如对我们的身体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显示我们所想的一切正如显示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不适当的。
此时，英国女子不断请求春风得意的理查森为她们塑造一位理想的男性，如他在《帕梅拉》中塑造了一位理想的女性一般。他在这项工作前踌躇了，但在《约瑟夫·安德鲁》（Joseph Andrews）中帕梅拉被菲尔丁讽刺，而且受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刻画的形象刺激，1753年11月至1754年3月，他刊出分7册的《葛兰狄逊爵士史》（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我们这代厌烦享乐的心境难以理解为何第三本小说如其他两本一样成功。20世纪反对清教徒的严谨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妥协的反应排斥了理想的善，至少在男性中的描写。我们发现了好人，也有坏人。理查森试着以一些小缺点修饰葛兰狄逊爵士，但我们仍不满于他和我们之间难以越过的距离。此外，德行在炫示时丧失了魅力。葛兰狄逊仅免于封圣。
理查森太专注于训诫，他几乎缺乏幽默与智慧。企图通过信函讲述一个长的故事使他卷入许多未必发生的事件中（想想这些谈话的纸稿）。但它准许他从许多不同的观点来提示同样的事件，并给予故事一种亲密，这亲密几乎不可能以较不主观的形式来表现。写冗长与秘密的信件给信任的亲友是时代的习俗。此外，书信体给理查森发挥其长处的机会——女性品格的展示。此处也有错失：他认识男人比女人少，认识贵族比平民少，他很少抓住人物内心的变化、矛盾并加以拓展。但上千的细节显示出他仔细地观察了人类行为。在这些小说中，英国心理小说诞生了，主观论在卢梭身上成了一种狂热。
理查森谦虚地享受他的成功。他继续印刷商的工作，但他为自己筑了一座精舍。他撰写劝勉的长信给很多女人，一些女子称他“亲爹”。在他余年，他为精练的思想与冗长的技巧付出了神经质敏感与失眠的代价。1761年7月4日，他死于中风。
就影响力来说，除了卫斯理与老皮特（elder Pitt）外，他比当时任何一位英国人都要大。在英国他有助于陶铸约翰逊时代英国的道德习俗，而且提高了乔治二世后朝廷的道德。他伦理与文学上的遗产促成了戈德史密斯的《威克非的牧师》（Vicar of Wakefield，1766年）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年）。在法国，他被认为在英国小说上鲜有敌手。“无论何种语言，”卢梭说道，“没有一部曾经写出的小说可与《克拉丽莎》等量齐观，甚至接近它。”理查森经普莱沃神父翻译介绍，伏尔泰在《娜宁》（Nanine）里将帕梅拉戏剧化，卢梭在《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élose）的主题、形式与道德目的上以《克拉丽莎》为典范。狄德罗在他的《理查森赞》（?loge de Richardson，1761年）中说，若他必须卖掉他的图书馆，他会从他所有仅仅保留荷马、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与理查森。在德国，盖勒特（Gellert）翻译并模仿《帕梅拉》，悲叹着《葛兰狄逊》；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狂爱《克拉丽莎》；威兰（Wieland）根据《葛兰狄逊》创作剧本；德国人朝拜着理查森之家。在意大利，哥尔多尼将《帕梅拉》改编成舞台剧。
除非为了学术研究，今日没人阅读理查森。我们没有闲暇写出这样的信件，更别说读它们了，而且一个工业的与达尔文时代的道德律远离了清教徒的谨慎与节制。但我们知道这些小说，远甚于汤姆逊、科林斯与格雷的诗，代表了对智识与理性崇拜的感情上的反叛。正如表彰卢梭为浪漫运动的主将，我们表彰理查森为浪漫运动之父。这运动直至世纪末，将凌驾蒲柏的古典艺术技巧与菲尔丁的活泼写实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