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如果不是因为文学，至少也因为印刷的发达而进步很快。英国不仅人口增加，而且在城镇，尤其是伦敦，读书写字的能力也已普及，这是商业、工业和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萌芽中的中产阶级嗜好书籍，视其为一种荣誉和慰藉之物。女士们喜爱书籍，览读理查森的小说，鼓励他创作。由于巡回图书馆的设立，阅读的人数大为增加。这一图书馆的设立始于1740年，不久，仅在伦敦就有20所。集体化的中产阶级代替了个人化的贵族，一跃成为文学的主顾，因此塞缪尔·约翰逊演出侮弄查斯特菲尔德的一幕。政府的补助金，不再由政要操纵而支配杰出的作家，如以前资助过艾迪生、斯威夫特和笛福。
辉格党与托利党，汉诺威党员（Hanoverians）与雅各宾党员（Jacobites）的激烈竞争，及英国日渐卷入欧洲大陆与殖民事务，使人们渴望知悉外来的消息，报纸因而在英国历史上成为一股力量。1714年，伦敦定期出版的报纸有11家，其中大部分是周刊，1733年增加到17家，1776年已经有53家。其中许多是由政治党派资助的，随着庶民提高呼声，有钱的少数人购买报纸以传播其思想。各报几乎皆刊有广告。《每日广告》（Daily Advertiser）创立于1730年，首次全部受理刊登广告；紧接着，它也增添刺激的消息以拓宽销路，并提高广告费。一些历史性的杂志也在这个时期诞生：批评博林布鲁克的《工匠》（Craftsman，1726年）、成为蒲柏评论阵地的《文丐杂志》（Grub Street Journal，1730—1737年）、庇护约翰逊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1731年）、只于1756年暂时停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1755年）。许多英文报纸和刊物在创刊200年后依然存在。
所有这些期刊——日刊、周刊、月刊——赋予新闻报界一股力量，为英国人的生活平添一些活力。在禁止出版议会辩论资料时，华尔波尔却准许记者们极尽18世纪文学的刻薄来攻击他。孟德斯鸠来自言论不十分自由的法国，深深惊异于《文丐杂志》以刻毒的笔墨大肆攻击唐宁街（Downing Street）。1738年，一位议员抱怨下院：
英国人民被一种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中前所未闻，类似至高权威的权力统治着。该权力，诸位议员先生，并非在于王子的绝对意志中，或是在国会的决定中，或在军队的力量中，或在教士的影响中，而在政府的新闻中。充斥我们周报的文章较之国会的法令更受人们的敬爱。这些庸儒的情绪给予多数人的力量，竟然重于王国中最佳政治家的政见。
印刷界开足马力，以适应广大的需要。伦敦有150家印刷厂，全英国有300家。在该时代中有两家印刷厂——卡斯隆（William Caslon）与约翰·巴斯克维尔（John Baskerville），留下了英名。大部分情形，印刷、出版、销售三个部门仍然合属同一个公司。有一个现存的公司“朗文”（Longmans）就是在1724年诞生的。出版者通常是指作者，售书的人称为书商。有一些书商如约翰逊的父亲，将他们的书籍带到市集，或从一城转移到另一城，而在集会日设一个摊位销售书籍。一册装订妥当的书索价2先令到5先令不等。但1750年，1先令大约等同1.25美元。国会于1710年通过版权法案，保障作者或其受让人。书籍的出版财产权14年，如果作者活逾第一个保障时期，可以将该权延长为28年。该法令仅能在英国国内受到保障，爱尔兰与荷兰的出版者可以出版翻版书，并售至英格兰（迄至1739年）与购买该版权的书商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书商严谨地与作者讨价还价。通常作者出售版权，只得一笔不大的数目。如果书籍格外畅销，书商或许会付给作者一笔额外的利润，但这种给付并非义务。一部名作家的作品可以得到100英镑到200英镑的待遇。休谟写的《英国史》是个例外，取得了每册高达500英镑的报酬。作者也可以接受预约，如蒲柏翻译《伊利亚特》便是如此。通常，在这种情形下，预约者先付议价之半，另一半则在交书时偿清。
大多数作家生活奇苦。西蒙·奥克利（Simon Ockley）以10年的时间撰写《撒拉逊人史》（History of the Saracens，1708—1757年），终因债务累累而被送进牢狱，其著作在囹圄中完成。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 Savage）经常在夜里因无栖身之所而徘徊街头，塞缪尔·约翰逊在成为英国文坛霸主以前也贫困了30个年头。文丐街（现弥尔顿街）是历史上“诗文与贫困”（约翰逊之语）的栖所。在这里，受雇的文人——记者、翻译员、编辑、校对、杂志投稿者、主编等——有时三人共床，又因缺乏衣服而穿披毛毡。贫困之源与其说是书商的压榨和华尔波尔的漠不关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群庸才竞相廉售，造成空前的文学市场被庸才充斥。作家几无社会地位，而同一时期，法国的诗人、哲人、史家却被迎入了极其华美的家庭与温馨的怀抱里。在英国——除了两三个例外——文人被逐出了社交界，沦为浪荡不羁的怪异人士。或许，这正是威廉·康格里夫乞求伏尔泰不要将他列入作家之列的缘故。蒲柏抗议当时的歧见，声称自己是诗人和绅士。他所谓的绅士，意指“出身名门”的人，而非举止彬彬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