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2年，休谟当选为爱丁堡神学院的图书馆馆长。撇开年俸40英镑的薄酬不说，这个任命对他的意义很大，因为这使他成为3万册书籍的主人。由于接触这个图书馆，他才能写出他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748年，他向一位朋友承认：“我久已有一个心愿，在我比较成熟的几年里，编撰一些历史。”他称历史是“智慧的伟大情妇”，希望在历史中发现国家兴亡的原因。此外，
眼看所有的人类像接受校阅一样经过我们面前，以他们真正的色彩出现，不带任何的伪装，在他们的生命中，那些伪装很是困惑了旁观者的判断——还有什么景象能被想象成如此堂皇、如此歧异、如此有趣？什么样的娱乐，无论感官或想象的，能够和它相比？
在一个世代中产生3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伏尔泰、休谟和吉本，这是18世纪的荣耀之一。他们全都以哲学为根底，试图用非神学的词汇，及由他们的时代累积的最广泛的知识面来说明历史。吉本从未厌倦于称颂休谟及承认其影响力。他珍视休谟对《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年）首卷的赞扬而认为其高于其他任何赞扬。休谟反过来也大大得力于伏尔泰吗？他完成并有系统地陈述自己的哲学，有助于英国自然神论者而非法国怀疑论者，《人性论》的完成在伏尔泰、狄德罗和孟德斯鸠所有主要的作品之前。但休谟的《英国史》（1754—1762年）或许有一部分是引用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Age of Louis XIV，1751年），甚至有部分袭自印行于1745年和1755年的《论时风》一书。这三位历史学家都同意扬弃迷信、驳斥超自然的解释，同时认为进步与知识、风俗和艺术的发展有关。
休谟用追溯的方式撰写《英国史》。第一卷（1754年）包括了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朝代——1603年至1649年；第二卷（1756年）从1649年写至1688年；第三和第四卷（1759年）从1485年写至1603年；第五和第六卷（1761年），由恺撒侵入英格兰写到1485年亨利七世登基为止。
人们对第一卷的猛烈抨击使他感到意外。他相信自1688年威廉三世入主以来辉格党统治英格兰，他们畏惧1715年和1745年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叛变，使英国的史料编纂染上了反斯图亚特王朝的色彩。他还认为，他是中立的。“我想我是唯一立即摆脱现在的权势、利益、权威及民众偏见的呼号的历史学家。”他忘了他是苏格兰人，及苏格兰仍然在暗地里哀悼其“可爱的查理王子”，苏格兰人（也许包括休谟在内）从未忘怀英格兰曾杀害有一半苏格兰血统的查理一世，并先引来一位荷兰人，然后找来一名德国人统治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因此，虽然承认查理过分伸张王室的特权而理该遭到废除，但是他认为国会也同样过分伸张权力，同样难辞引起内战之咎。他承认国家有权罢黜昏君，但他希望没有人过分极端地运用那项权利。他害怕“人民的愤怒和不义”，同时觉得处决“宽大而和蔼”的查理已威胁到人民尊重政府的习惯。他斥责清教徒是“佯装神圣的伪君子”，他们的言辞被“神秘难懂的话污染了”，同时“他们的邪恶行为与祷告交织在一起”。他驳斥共和政权是残暴的虔敬、黩武的专制和社会混乱的时代，只能由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加以治愈。伏尔泰检视《英国史》后，认为休谟相当公正：
休谟先生……既非亲国会派，也非保皇派，既非国教徒，也非长老会教友，他只是公正的人……党派的愤怒使英国长久以来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一个贤明的政府。托利党人写的是辉格党人否认的，反过来，托利党人称辉格党人写的是谎言……但在这位新的历史学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一颗比他的史料卓越的心灵，他像医生谈论时疫一样谈到弱点、谬误、残暴。
英国的批评者不同意伏尔泰的说法。他们并不抱怨休谟很少参考原始来源，但（他回忆）他：
受到一种谴责、不赞同，乃至厌恶的呼号的攻击；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和托利党、教士和教徒、自由思想家和宗教家、爱国者和朝臣，在盛怒中联合起来对付这位被假定曾为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洒下同情之泪的人物。在他们的愤怒第一次爆发过去后，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似乎已被人遗忘了。米勒先生告诉我，在一年之中他只卖了45本《英国史》。
他气馁得曾有一段时间考虑像年轻时那样搬到法国某一省城，在那里他能够化名定居。然而，法国与英国正在交战，而第二卷已接近完成阶段，他决心坚持到底。他的偏见由于遭到反对而产生。在修订第一卷时，他作了“100个以上的修正”，但是，他仿佛有意告诉我们，“我使它们一成不变地站在托利党这一边”。然而，接着出版的几卷销路不差。托利党人现在称颂他是他们坚强的辩护人，也有些辉格党人承认该书简朴、清晰、尖锐、直接和迷人，及其有时具有先于吉本的那种公正品德。亨利二世与大主教巴克特之间戏剧性冲突的记述足以媲美吉本对土耳其人攻击君士坦丁堡的叙述。这6卷《英国史》造成的累积印象使休谟的声名达到了巅峰。1762年，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将他列为“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但博斯韦尔是苏格兰人。1764年，伏尔泰谦逊地宣称这“或许是以任何语言所著的最佳历史”。而史学家吉本和麦考利却选择另辟蹊径，麦考利还平衡了该书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