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厌倦于在他看来是决定于感情而非理性的问题争辩，休谟在晚年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和历史上。1752年，他出版了《政治理论》。该书的广受欢迎使他感到意外。英国人喜爱他的政治保守主义，乐于忘怀他神学的破坏性。他有点同情趋向共产平等的热望：
我们确实必须承认，自然对人类是如此的宽大，因而如果她所有的赠礼在人类中间平均分配，并由艺术和工业而予改善，则人人将安享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大部分的舒适设备……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无论在哪里违背了这种平等，我们剥夺穷人的就多过我们加给富人的满足，个人琐碎的虚荣心的些微满足，对于许多家庭，乃至省份而言，往往耗费多于面包以外的代价。
但他觉得人性使平等的乌托邦无法实现：
历史学家，甚至普通常识，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无论这些完善的平等观念可能如何珍贵，它们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不然，则将对人类社会极为有害。使财产始终平等，但人类不同程度的艺术、喜好和工业也将立刻打破这种平等。或者如果抑制这些美德……则需最严厉的追究，以监视每种不平等初次出现，并予以最严峻的惩罚和纠正……如此多的权威不久势必堕落为暴政。
民主政治，与共产主义一样，也得到休谟同情的排斥。他认为，“人民是所有公正政府的起源”，这是“一项原则……本身高贵……但所有的经验都违背了这一原则”。他驳斥政府源于人民之间或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一项“社会契约”这一理论（不久又由卢梭予以复活），认为其很幼稚：
几乎所有目前存在或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记录的政府，最初都是由于篡夺或征服或二者兼有而建立的，其间并没人民公正的同意或自愿的服从等任何掩饰……第一个君临万民的祖先，或许便始于战争状态……那种状态的长久持续……在野蛮部落之间非常普遍，使人们惯于服从。
在这种方式下，君主政体几乎成了世界性的、最能持久的，因而也许是最切合实际的政府形式。“一位世袭的王子，一群没有属地的贵族，及一群代表投票的人民，形成了最佳的君主政体、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
除了前于卢梭外，休谟还以易懂的艾迪生式风格，事先抛弃了孟德斯鸠所谓气候决定民族性这一理论。在《道德与政治论文集》中，休谟写道：“至于自然因素，我怀疑它们在这一特别方面的作用；我也不以为人类的性情或天赋与空气、食物或气候有任何关联。”《论文集》的第二版几乎与《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Laws）同年（1748年）问世。民族性是由国界而非由气候来区分，它主要是由法律、政府、社会结构、人民的职业，及对邻人或优越者的模仿而决定。
在地方的这些差异之下，人性基本上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一样的。由于求生的要求而成为不可或缺的同样的动机和本能，在各个时代和地方，根本上造成同样的行为和结果：
野心、贪欲、自爱、虚荣、友谊、慷慨、热心公益，这些以各种程度混合并透过社会分散的感情，从有世界以来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人类观察到的一切行为和精神的来源。你可想知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情绪、意向和生活方式吗？你只要仔细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行为；你把对后者所做的大部分观察转移到前者，便不会犯太多的错误。人类在各个时代和地方如此的相似，因此历史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奇的事情。历史的主要功用是借显示各种不同环境和情况下的人类，以发现人性经常而普遍的原则。同时，历史供给我们资料，使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形成我们的观察，并熟悉人类所作所为的正常动机。战争、阴谋、倾轧和革命的这些记录，是许许多多实验的集合，政治或道德的哲学家由此决定他的学术原则。
在《政治论集》和《杂论集》（Essays and Treatises on Various Subjects，1753年）中，休谟对经济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驳斥法国重农主义者的一切税捐最后落到土地上的看法，他相信它们最后落在劳工头上，因为（在这里他附和洛克的说法）“世界上的每样东西都用劳动力换来”。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他已预见工人将会联合起来提高工资。他谴责政府的赤字和企业以苛征和经常发行公债加以维系的财政措施，而且预测，这种财政措施将把“自由政府”带到“和我们周围国家同样的奴役状态”。金钱并非财富。铸造多于为了商业的便利所需的货币，势将抬高物价并妨碍对外贸易。仍然领导欧洲国家强调出口、封锁进口并囤积黄金这一错误的重商主义，将剥夺原可从每个国家通过土地、气候和特殊技术，同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佳品质的特定货品这一方法获得的欧洲的国际利益。他大胆祈祷：
不只是以一个人而且是以一个英国子民的身份……为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法国本身的贸易繁荣。我至少确定，英国和所有那些国家的君主和阁臣如果达成这种扩大而有利的共识，他们的国家便将更为繁荣……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贸易的增加，不但无损害，通常反而会促进所有邻邦的财富和贸易。
这些观念或许是受到自由主义的重农主义者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休谟的朋友亚当·斯密，在发展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