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勇敢奋战，对付一批求取官禄、酷嗜战争的政敌，华尔波尔才能给予英国20年的繁荣与和平。他不是圣贤，他也许是英国历史上贪污最厉害的大臣，不过他也是最有才干的大臣之一。在那个贪污腐败的时代，才智之士只有通过贪污才能掌权。
身为古老的诺福克家族（Norfolk family）的长子，华尔波尔原来打算献身宗教。他在伊顿学院念的便是宗教。在那里，他和未来的政敌博林布鲁克是同学。但他的兄弟相继死亡，他成了家产的继承人。由于他的家族控制了3个选帝侯区，他轻而易举地由神学转向政治。25岁时，他进入下议院成为辉格党的一员（1701年）。他的关系、财富、机智和善于理财的特长，使他赢得国防大臣的职位（1708年）。1712年，获胜的托利党免除了他的职务，并以贪污的罪名将他关进伦敦塔。不过，银币的味道已经无处不在，迷漫得致使嗅觉麻木，他不久即告获释，之后再度当选，入阁成为财政大臣（1715年）。政治的错综复杂使他于1717年辞职。1720年，南海公司倒闭，证明他事先的警告是正确的，甚至他的政敌也深信他是领导英国恢复财政稳定的最佳人选。正如我们见到的，再度出任财政大臣（1721年）后，他以英格兰银行支持南海公司的债务而停止了人民的惊恐。该公司欠下的700万英镑逐渐全部还清了。感激不尽的这群英国赌徒以22年的大权报答华尔波尔。
乔治二世的登基暂时中断了华尔波尔独揽大权的局面。这位新登位的国王曾誓言永不宽恕所有曾经为他父亲效力的人。他撤免了华尔波尔的职务，要求康普顿爵士筹组新内阁，但康普顿不久就显示并承认他才能不够。卡罗琳建议丈夫再度起用华尔波尔，华尔波尔以应允给予国王和王后更多的财富来停止这一争执。康普顿爵士感激地接受了伯爵爵位，而由华尔波尔再度掌权。“首相”的头衔首次用在他身上，最初这一称呼是滥骂之词。他也是第一位以唐宁街十号作为官邸的首相。
他只在大学念过一年，这在英国历任首相通常具有的教育背景上，显得微弱。他的举止或谈吐鲜少文雅。麦考利（Macaulay）说：“他不谈政治时，他只能谈女人，他肆无忌惮地谈他最热衷的话题，连当时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吃惊不已。”他的儿子贺拉斯并不因为他只读过几而反对他：“他了解人类，而不是他们的著作；他顾及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制度。”他懂得足够和乔治一世交谈的拉丁文，因为乔治一世不懂英文，而华尔波尔不懂德文和法文。他几乎具备了英国人所有的特质：果断、直率、恳切、温厚、脚踏实地；他讲究饮食，但在必要时会勤奋工作；他炫耀他的财富而不是他的佩剑，这一点或许也像英国人。
他几乎毫无道德可言。多年来他公开和人通奸，完全不顾贵族礼仪。他和卡罗琳王后取笑她丈夫的情妇，在卡罗琳死后，他建议她的女儿招来这些贵妇以分散国王的哀伤。他嘲笑宗教，在卡罗琳垂死之际，他派人召请坎特伯雷大主教。“让这出闹戏上演吧，”他提议，“大主教会演得很好。你要他演多短，他便演多短。他对王后不会造成伤害，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但会满足所有聪明而善良的傻瓜，如果我们不装得像他们一样是大傻瓜的话，他们会叫我们为无神论者。”他不相信高贵的动机或为人着想的行业。与马尔伯勒公爵一样，他利用公职大饱私囊。他为他的儿子贺拉斯和其他亲戚谋求政治利益。他耗费20万英镑在霍顿的地产建造了一幢豪华大厦，并在宅邸里装饰了据贺拉斯估计价值4万英镑的绘画。他为人慷慨，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政敌的话）他无法分清英国人和他自己的财产。
与黎塞留用钱招兵买马、亨利·夸特勒（Henri Quatre）用钱使敌人不能动弹一样，他也用钱收买国会议员。在一切较为温和的争辩都失败后，华尔波尔用钱作为最后的手段。自查理二世以来形成的议会腐败，已经到了只有用大笔金钱才能操纵下院（无论是好是坏）的地步。华尔波尔保留了一笔秘密准备金——甚至还有一个特别房间——用以收买议员、选票和编辑。据说，他每年花费5万英镑津贴报刊，以刊载说明他的观点。1725年，他怂恿乔治一世设立巴斯最高荣誉勋位，成员包括国君、大书记官和36位骑士。对于华尔波尔来说，一如对于拿破仑而言，用绶带统治人们似乎比用金钱经济得多。
他用这些腐败的方法保持英国的繁荣和平静。他通过这些手段达到目的虽不正当，但这些目的也显示了他性格较好的一面。他是一个好心的人，不顾一切政党政治的骚乱、阶级利益的阻挠、盲目的爱国主义者要求战争的叫喊，他决心使他的国家保持平稳。他说，让睡着的狗安睡。这是他的座右铭，虽然这使人们难以区别他是以征服或以改革实行统治，但他赢得了贤明的美誉。他的政敌也承认他不是存心报复或爱记仇的人，他的友谊比一般政客更可靠，甚至更可信赖。他没有长远寻求荣耀的阴谋，但在问题发生时，他每每都能精明、宽容而老练地予以解决。因此，除了他保守的对外政策外，英国最后宽恕了他的一切过错。
他的经济立法打击了地主阶级与商业阶级之间的一项妥协。他寻求降低土地税，并支持严惩侵犯财产的行为，同时他欢迎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以出口奖励金和进口税照顾商人和制造商，似乎对乡村没有地产的劳工和市镇中逐渐增多的无产阶级的贫困毫无感觉。他似乎觉得财富的分配不均是自然的能力分配不均无法避免的结果。除了那些奖励金和税金外，远在法国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和亚当·斯密之前，他就提倡自由贸易的政策。在一年内，他减轻了106种出品货品和38种进口货物的关税；他废除了许多对美洲殖民地贸易的限制。他辩称，英国的经济在国家限制最少的情况下将最为繁荣。时间证明了他的观点。无论分配如何不均，国家的财富迅速增加，政府的岁收增加了。以极度俭省而有效地运用这些收入，华尔波尔赢得了“英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商务大臣”的美誉。
他最大的败笔是他的著名的《消费税法案》（1733年）。烟酒的走私者减少关税的财库收入，同时加重一般财产税，使超出应缴的数目。为了遏止这种形式的私人企业，华尔波尔计划对这些物品课征消费税（“除去”给政府的一部分），而不论其贮藏在英国哪个地方、在什么时候出售。税务官员（“消费税官员”）获得授权在任何时间搜索任何住家，凡经发现藏有应缴关税的货品者均将遭受罚款或监禁的处分。与进口、走私、销售或消费烟酒有关的每个人都起来抗议。下院反对华尔波尔的议员们抨击这种关税和强制执行的方式是暴君专断的行动，而且严重侵犯英国人的自由。正如腓特烈大帝对这件事的评语：“国会议员们告诉华尔波尔说，他可以赔偿他们普通的损失，但这个建议超出他们舞弊的限度。”——或许他们希望代替他控制公共资金。成千本小册子大肆谩骂这位大臣。群众涌到英国国会大厅，在几十个火堆中焚烧华尔波尔的肖像，而且企图在他离开圣斯蒂芬教堂时对他施以私刑。英国激怒到了处于革命的边缘。卡罗琳王后忧心军队的忠贞问题，也为新王朝的安危焦虑不安。华尔波尔取消了这项措施，承认失败。从那一刻起，他大权旁落。他的敌人开始在旁虎视眈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