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的统计学家估计1650年的欧洲人口约1亿人，1750年约1.4亿人。伏尔泰于1750年的计算，法国有2000万人，德国和奥地利共有2200万人，英格兰和爱尔兰共有1000万人，俄国在欧洲部分有1000万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共有800万人，波兰有600万人，瑞典有300万人，丹麦和挪威共有300万人，土耳其在欧洲部分有300万人，联合行省有300万人。德国一位法律学家认为北欧的人口增加，大部分是由于宗教改革后，从独身转而结婚生子的僧侣与修女，这名学者还呼吁“建造一尊马丁·路德的雕像，以纪念其保存人种的功劳”，但我们最好不要夸张中世纪僧侣的性欲自制力。人口增加可能是由于农业和运输的改良，扩大了食物的供应与分配，及由于卫生医疗的进步，减少了成人与婴儿的死亡率。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500年的人口也许不超过300万，1600年增至400万，1700年增至600万，1800年增至900万。几乎所有的人口增加都集中在城镇，人口增加助长工业贸易，工业贸易促成人口增加，二者互为因果。1740年，伦敦以拥有72.5万人口自傲，在当时而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市。笛福于1722年说伦敦“生长过度”。世界人口次多的城市是巴黎（67.5万人），其次为阿姆斯特丹、维也纳、那不勒斯、巴勒莫、罗马等地。伦敦的人口是英国第二大都市布里斯托人口的10倍，是第三大都市诺威奇人口的18倍。各大都市中心地区逐渐取得全国经济生活的控制地位，把田地、矿区和商店的劳动力与产品，变为财政方面高超的利润。
伦敦有优良的地理位置，它随着英国商业与殖民地的扩张而成长。虽然1794年以前行驶大洋的轮船还无法停泊在伦敦码头，但可以驶进泰晤士河，有成群结队的码头工人利用300艘驳船，随时准备卸货上岸或转载其他船只上。因此，伦敦成为一个生气蓬勃的货物集散地，把海外运来的进口物资，转向欧洲大陆输出。当时的泰晤士河岸不如现在干净，到处有好色的码头工人、性饥渴的船员和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他们言谈举止猥亵，居住在小茅屋和酒店，与海员一样酗酒、暴虐。泰晤士河上有形形色色的船只，从单桅渔船到巨型战舰，加上小型渡船在河上穿梭不停。国王、市长和有些显要人物备有精巧的游艇，驶往温莎堡或其他宫殿游乐。1750年以前，伦敦大桥是伦敦南北两端步行通过的唯一要道，但同年威斯敏斯特大桥建造完成，1757年伦敦大桥上的房舍与商店悉被拆除。1746年和1751年游历伦敦的威尼斯画家安东尼奥·卡纳莱托（Antonio Canaletto），对河上生气勃勃的景物有着深刻的印象，留下数幅名画，展示给我们蒲柏与约翰逊博士熟知与喜爱的泰晤士河。
约翰逊博士也许更喜欢伦敦的街道，虽然它们不够明亮，铺设并不理想，而且主要靠雨水来清洗。伦敦于1684年推出一项道路照明系统，每隔10家住宅装设一盏蜡烛灯笼，只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点燃到午夜12时，而且只有从9月29日的天使米迦勒节至次年3月25日的报喜节才实施这一照明系统。1736年，市政当局在全伦敦市内装设1.5万盏油灯，从日落点燃至日出。这是有关伦敦居民生活的一件大事，使夜间的道路安全大获改善。
1666年的伦敦大火以后，街道的铺设大部分是圆形的小石，这一标准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衰落。每一街道中央有一道槽沟，用以容纳废物和排泄雨水。路上没有边石，只有一排长柱隔开一道6英尺宽的人行道。街道充满着两轮马车、载重的马匹、出租马车和私用马车，马蹄走在街石上发出吵人的音响。街上还有沿途叫卖100多种食物和衣服的小贩，其中有很多是妇女。还有流动性的修理匠，嚷叫修理。马车夫在路上争吵，狗在街上吠叫，乞丐在路上要钱，卖唱者沿街吟唱民谣，风琴乐音，铮铮弹传。民众抱怨，但也喜欢这些喧闹声，因为它们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扒手和妓女才默默地工作。
1708年，房子开始编号。1750年，大部分家庭都有自来水，卫生获得改善。法律要求每个家庭负责维持房地门前走道的清洁。每一行政区内有一名清道夫从事废物搜集工作。厕所通常设在宅外的花园或庭院，用屏幕隔开。有些地方虽有沟渠，但伦敦在1865年以前尚无完整的排水系统。烟囱由清洁工人钻进砖石砌成的囱管内，以手肘和膝盖予以清除；这一毁损儿童健康的工作，1817年以前仍然存在。
相当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垃圾、下水充斥的脏乱贫民窟内，成为无数疾病的孕育场所。伦敦的沃平与莱姆豪斯，几乎有一半居民收入仅能糊口，他们依靠救济、偷窃或卖淫来获取住所和食物。身体污浊和头发蓬乱的儿童在街上赤足奔跑，他们衣着褴褛，在犯罪的环境中成长。贫民窟内的男女很少想到婚姻问题，性关系是不需要仪式与法律的买卖行为。那里几乎没有教堂，但啤酒铺和酒店林立。这里也是窃贼、扒手、强盗和职业凶手的巢穴。斯莫利特（Smollett）于1730年写道：“现在窃贼与强盗的险恶和野蛮程度，甚于人类开化以来任何时期的窃贼与强盗。”伦敦市长与市参议员于1744年向英王上奏说：“大批的各种乖戾党徒，携带大头棒、手枪、短剑及其他危险武器，不但蹂躏私人的巷弄通道，而且骚扰大街和公众平常群集的场所，对陛下的臣民施加最危险的暴行。”贺拉斯·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于1752年说：“即使在中午，一个人不得不以上战场的心情在外面跑动。”
当然，伦敦除了滋衍穷困与罪恶外，它还是国会与宫廷的所在地，有上千的律师、商人、记者、诗人、小说家、艺术家、音乐家、教育家、牧师和朝臣。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可以看到18世纪伦敦市内的大厦、道德、知识阶级的风采、教堂的信徒、怀疑论者、科学家、哲学家、上流社会的才子佳人、沃克斯霍尔和罗纳莱兹的美丽花园、公园和林荫人行道上的行人、泰晤士河上的赛船节日和游艇、咖啡店和俱乐部内的谈话、艺品店、布店、珠宝店、家庭娱乐、野外运动，及斗鸡场、职业拳赛、木偶戏、剧场、歌剧院等场所的群众，只有将这些方面全部包括之后，我们对伦敦生活的看法，才算公平适当而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