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银行家当时几乎可以提供一切财政方面的服务。他们接受存款，保护客户免受火灾与盗窃的损失；他们安排客户之间的转账付款方式；他们发行银行汇票，客户可以在需要之时以金银兑现。由于持有汇票者不会同时要求兑现，银行可以发行5倍或10倍于准备金价值的汇票。如此扩大后的货币流通，为工商企业带来额外的资本，有助于欧洲经济的扩展。银行家以土地、建筑物和其他物品为抵押品，有时仅凭个人信誉，即放心把钱借贷出去，借以刺激工业的发展。交易信函和信用状促使商业流通顺畅，资本仅凭银行票据移转即可易手，甚至可以越过边界，转入敌对国家的生意对象手中。
与荷兰、意大利和法国一样，英国也有联合股票公司，当时称为“projecters”，是有组织的工商业协会，发行股票，保证分红，有价证券与股票均可转让。基于这个目的，于1698年在伦敦正式成立了一家证券交易所。18世纪初期的股票投机生意相当活跃，由经纪商操纵股票价值的升降起落，笛福于1719年对这些操纵股票的商人有如下描写：
如果乔赛亚·查尔德爵士想买股票，他首先委托经纪人装出一副愁眉苦脸、摇头叹息的样子，故意暗示有坏消息从印度传过来……然后经纪人也许真正抛售一两万镑的股票，证券交易所立即挤满了抛售股票的人，大家都不买进，只想卖出，股票就开始跌价6%、7%、8%、10%，或许更多。然后奸诈的经纪人，另有一套收买的手法，他在跌价4.5%卖出1万镑的股票后，再开始小心翼翼地私下买进低于定价10%或12%的股票10万镑。再过几个星期，经纪人又采取完全相反的办法，使大家争先抢购，经纪人就把买进来的股票卖出去，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得10%—12%的利润。
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初启，企图赚取增值利益的人们就散布投机的风浪。英国南海公司的兴亡经过，与法国约翰·洛拥有的密西西比公司的情形先后呼应，异常相似；1714年，英国的国债达5200万英镑，每年须付利息350万英镑，博林布鲁克子爵、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纷纷指责这笔足以拖垮英国的年息。英国政府有鉴于此，计划把3100万镑国债过户给南海公司，欢迎大众以政府汇票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国王乔治一世兼任南海公司的总督，当局大事鼓吹南海公司的专利特权必能带来厚利，同期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成功“制度”，也刺激英国掀起一股投机热潮。在南海公司宣布接受政府汇票后的6天内，2/3的汇票持有者接受建议换取股票。还有许多人买进南海公司股票，使一个月内，由每股77镑涨至123.5镑（1719年）。南海公司的董事会为求继续得到政府的合作，决定拨出大量的赠送股，免费送给内阁阁员和乔治国王的两名情妇。当时尚未担任首相职位的罗伯特·华尔波尔警告下议院注意这一“危害国家的股票买卖行为”，他说这项计划是“煽动普遍的错觉迷雾，保证从不足基金中获致红利，用人为方式提高股票的价值”。他相当准确地预测这项计划终将失败，同时指出假使这项计划牵涉及一般民众，其失败必将惹致民众普遍而危险的不满情绪。他主张南海公司股票的上涨幅度，至少应有某种限制。下议院拒绝接受他的警告。1720年4月7日，国会两院批准南海公司的提议。
4月12日，南海公司发行每股300镑的新股票，立即卖空。英国政府支付南海公司持有的政府汇票利息后，南海公司于4月21日宣布1720年的夏季股息为10%，接着利用这一热潮，于23日进一步发行每股400镑的股票，民众争先抢购，数小时内即告售罄。5月28日每股涨至550镑，6月2日再涨至890镑。7月，南海公司又发行每股1000镑的股票。整个上流社会的人士，诸如公爵、牧师、政治家、音乐家和诗人等纷纷认购，伦敦的证券街成为热闹抢购的场所，这一景象只有在几乎同时的巴黎基萨波街才可以看到，国境两边的人类天性自然显露无遗。酒店、咖啡店、服装店内到处有人买卖股票，男男女女每晚都要计算他们究竟增加多少财富，也计算假使他们多买或快买的财富增多程度。
一般民众渴望投入投机生意，因此发行86种次要的股票。制银公司、设立医院收容私生子的慈善机构、提炼石油的公司、负责自西班牙进口驴子的公司，纷纷出售股票。一名商人宣布组织“一家收益庞大的事业，但无人知道是何种事业的公司”，不到中午就卖出1000股单价2英镑的股票，这名商人下午却潜逃无踪。
小型的股票公司开始反抗南海公司，这产生不利的影响。华尔波尔及其他人再度提出警告，并卖出他们自己的股票。6月11日，乔治国王下令除国会特许的公司外，一律不得发行股票，因此大部分的小型投机事业宣告倒闭，民众的投机热潮也冷却下来。有关西班牙政府严格限制在美洲殖民地内贸易的消息传扬出来，7月又传来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在巴黎溃败的消息。约翰·布朗特爵士与南海公司的其他董事们，秘密售出他们持有的股票，获致高利。股票价格在8月不断下降，到9月2日每股下降到700镑。
大众竞相抛售股票的风潮演变为崩溃性的态势，伦敦的证券街拥挤得令人窒息，股票价格降到570镑，到400镑，到150镑，再到135镑（9月29日）。英国的好几百个家庭在这场大乱中失去积蓄，破产与自杀事件相继发生，持有南海公司股票为抵押品而对外贷款的银行纷纷宣告破产。英国各地民众集会要求制裁南海公司的董事，却宽恕公众的虚荣和贪婪。国王从汉诺威匆匆赶回伦敦召开国会会议。南海公司的会计员逃往法国，携带许多足以使董事们获罪的资料。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于1721年1月查阅南海公司的账簿，发现有“不公正与贿赂的事件”。即使在国会接受贿赂已然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的时代，这也是令人惊愕的一件事。南海公司的董事花费57.4万镑，用以买通政府官员。
部分国会议员主张严厉处罚有罪的董事，其中一人提议把他们缝在麻袋中，活活丢入泰晤士河。议员热烈争辩，甚至彼此指名挑战决斗，还有一名议员过于紧张和激动，第二天不治去世。下议院传讯董事与政府官员，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拜被判监禁在伦敦塔内，包括历史学家吉本的祖父在内的该公司董事们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每人只准许留存约10%的财物。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主要发起人之一，后来又首先抛售股票的约翰·布朗特爵士是一名最具有“宗教风度”的人物，他“经常痛斥当时的偷窃与贿赂腐败的风气”及富人的贪得无厌。
对南海公司事件预言准确的罗伯特·华尔波尔，劝告大家稍歇愤怨，采取温和的对策。他说服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吸收约1800万镑有问题的股票，以缓和南海公司崩溃的危机。那时南海公司尚有一笔足够的准备金，用以提前折现33%的股票。南海公司不再享有特权和往日的光彩，改以贩卖奴隶图利，但生气逐渐凋零，终于在1853年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