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交通与运输的改良。英国有优良的海岸线和河川，一半人口居住在距离海边不远之处，可用以运送货物。河川深入内陆，具备天然的水道，但道路状况常成为英国人民生活的麻烦所在，道路土质松软，冬天的车辙坚硬而深陷。春夏降雨后，许多道路形成溪流或处处泥泞，陷入泥土中的马车，必须由另外一组备用的马匹或牛只用力拉出，行人也不得不改道由邻近的田野或森林通行。1745年，查理王子率领一群苏格兰暴民南下侵至德比时，英军为道路交通不便所阻，无法北上镇暴。这一事件后，英国政府方才基于军事目的，建筑一个收缴通行费用的道路系统，“适于军队、马匹与马车在任何时候均可通行无阻”（1751年），但仍有强盗出没路途，使运输费用高昂。
出得起钱的人可以乘坐马匹或私人马车外出旅行。如果是长途旅行，他们可以在沿途的驿站租用健壮的马匹。当时在欧洲西部，到处都有驿站。用“post”一词来代表“驿站”，是形容邮件的转递，信差利用驿站收递邮件和更换马匹，以此法送信，每日可行120英里。即使如此，查斯特菲尔德在1749年抱怨道：“从最好的来说，我们信件如此不规则地传递，甚且经常完全误投。”他认为一封信从维罗纳寄到伦敦要8天，是“不寻常的勤奋行为”。旅行大部分依赖驿马车，由一名马车夫驾2匹或4匹马，车内可搭载6名旅客，外面有武装警卫保护。每星期有2班或3班驿马车从伦敦定期出发，开往英国南部的主要城镇，平均时速7英里，从伦敦至纽卡斯尔需时6日。
国内贸易为道路所阻，仍然相当原始。批发商人常随同负重的马匹，在城镇之间往来载送货物，小贩则挨户叫卖商品。五颜六色的招牌是商店与住宅的主要区别，货物储于店内，通常并不放列橱窗供人欣赏。商店几乎都是杂货店，出售衣服、药品和铁器。英文称杂货商人为“grocer”，因为他出售各类货品。亨利·科沃德（Henry Coward），一位杂货商人，从糖到铁钉，什么都卖。每个城镇皆有市集日，天气晴朗时，商人把货品样本展示给大众。但地区商业的主要中心，是一年一度在伦敦、林恩、波士顿、盖恩斯博罗、贝弗利、斯陶尔布里奇等地举行的定期市集，其中以在斯陶尔布里奇的市集规模最大。每年8月、9月，市集形成了真正的城镇，那儿有行政、警察和法庭，英国工业的一切产品，几乎都可发现。全国厂商聚集一处，比较彼此产品的价格与品质，也可互诉行业的苦衷。
由于握有海洋控制权，英国对外贸易日渐扩张。18世纪前半期，对外输出的价值和总数，比从前增加一倍多；1700年自各港口出发的船舶总吨数为31.7万吨，1751年增至66.1万吨，1787年增至140.5万吨。利物浦及其码头每隔20年要扩大一倍，自世界百余处地区进口的物质满足富人的嗜好与胃口，同时给贵妇带来迷人的化妆品，用以摆饰其梳妆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购买廉价品，高价在欧洲各地出售，利润丰厚得引起15名公爵和伯爵、12名伯爵夫人、82名爵士、26名牧师和医生的兴趣，联合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英国贵族并不如法国贵族那样蔑视商业，他们出资分享繁荣。属于中产阶级的伏尔泰，乐于见到英国贵族对贸易感兴趣，他于1734年告诉法国人：“伦敦居民比巴黎多，都市比巴黎大，只是由于英国人爱好贸易，英国也因此拥有200艘战舰，又有能力资助盟国的君主。”
大商人开始与持有土地的贵族竞争财富和权势、决定对外关系、出钱煽动战争以增加市场、资源和贸易路线。买卖食糖、烟草和奴隶的英国商人，控制布里斯托的居民生活。船主统治着利物浦。煤矿业主支配着纽卡斯尔。乔赛亚·查尔德（Josiah Child）爵士是一名拥有东印度公司5万英镑股票的大商人，他的财富足以与许多贵族媲美。他在旺斯特德建造的花园，是英国的名胜之一。休谟于1748年写道：“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祖先遗留的家财，加以君王封赐的头衔和徽章，是社会阶层的主要区别。在英国，这种区别较偏重于现有的富裕。”上层社会与中产阶级之间互相沟通融合。富商的女儿嫁给拥有土地的贵族，商人的儿子自落魄贵族手中买进地产，上流人士进入商界法界和行政界服务。贵族制度变成财阀政治，金钱取代出身，成为掌握权力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