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2年游历英国的笛福，满怀爱国热情地描写英国是“这个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庶的国家”。他描写青绿的田地和丰收的农作物，他描写绵羊遍地的牧场，茂盛的青草变成肥胖的乳牛，在乡间嬉戏、闹饮的农夫，及组织农民的地主、组织地主的贵族，他也描写制定法律的庄园领主，这种庄园偶尔也成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庇护所。舞文弄墨者如果没有遭到乡村生活的烦扰、虫害、劳苦和盗贼劫掠，他们往往容易把乡村生活理想化。
1715年英国的乡村生活，与一千年来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个村庄的几乎每个家园，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自己栽培食物，自己裁制衣裳，并从邻近的森林里伐木建屋和做燃料；每个家庭自己烘焙面包，猎取鹿肉，做腌肉，自制牛油、果酱和干酪；自己纺纱、编织和缝纫；自己鞣皮制鞋；大部分厨具、农具、工具和狩猎用具，也要在家里制造。因此，家中的父母子女不但在夏日田野中工作，而且在漫长的冬夜里，也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家庭成了工业与农业的中心。家庭主妇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多才多艺的女主人，要照顾丈夫、养育十几个子女，还要裁制衣服，酿造麦酒。她是家庭的药剂师，要照管花园、猪羊和家禽。婚姻就是伴侣和助手的结合，家庭即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的有机体，因此，家庭也就成了团结、繁殖、恒久不移的坚强理由和基础。
如果农民得以在田地上保留古老方式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对这种由家庭负起多种生机的任务感到满意。他们还记得从前地主允许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把家畜放在领主的公地上啃草，也还记得可以在溪流中自由捕鱼、在森林内自由伐木的光景；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领地被地主封闭了。这种现象是从16世纪开始形成的，使一般农民的生活收支很难获得平衡。虽然农奴制度不存在了，也不再有正式的封建租税，但企业化的地主与投资于土地的都市商人，挟着更多的资本、更好的器具、更进步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他们实施了大规模的耕种方式，这是耕耘狭小土地的自耕农办不到的事情。在1688年乔治国王时代的英国，约有18万名这种自由的不动产的所有者。伏尔泰约1730年写道：“英国有许多拥有价值20万法郎财产的农民，他们并没有不屑于继续在那块使他们富有的土地上耕作，他们愿意在那块土地上自由谋生。”但这段话也可能是伏尔泰为了刺激法国人努力工作的宣传文章。无论如何，1750年，拥有田地的自由农人数已经减少了。较为富有的地主们，逐渐把小块的土地买下来；原有的小型农宅土地，渐渐变成大型的农场，可以使用改善的方法和新机器来创造利润。农民变成了佃农或受雇的“帮手”。盛行于1715年的英国耕地制度，是依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把村子的土地分割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农民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到了一块或几块小耕地。合力耕作是必然的趋势，单独的经营受到了阻碍，生产也就随之落后了。大地主辩称，联合的大规模耕作方式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方便羊群的放牧和增加羊毛的产量。毫无疑问，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经济的进展在人类社会造成了变动和迁移的骚乱，但它对这项骚动至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农业的技术主要在这种大农场上获得进步。创造利润的动机，把荒地变成耕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刺激了新工具、新方法的发明，助长了牲畜繁殖的试验，也完成了沼泽地的排水工程，做好防止土壤流失和开垦林地的工作。1696年至1795年的10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一共增加了约200万英亩的耕地。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于1730年倡行四阶段的农作物轮耕制度，可以免去每年1/3的土地休耕的浪费现象：第一年种植小麦或燕麦，第二年种植大麦或燕麦，第三年种植苜蓿、裸麦、豌豆、萝卜和甘蓝，第四年种植萝卜；然后带引羊群来吃萝卜或把萝卜踏入土中，腐化以后可以使土壤肥沃，因此下一年的小麦将会得到丰收。邻居讥笑他，并称他为“萝卜汤森德”。等到汤森德耕地上的农作物增产了30%以后，邻居不但不再讪笑他，反而纷纷模仿他的轮耕办法。由于汤森德是一名子爵，其他的贵族跟随其后，改善土地的利用方法。英国领主对农业产生兴趣，形成了一种风尚，领主的话题从打猎、养狗谈到萝卜、肥料，农业上的事情，无一不包。
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原来是一名律师，由于健康欠佳，他回到父亲的农场上。他敏锐的头脑被植物生长的奇迹与利润深深吸引，但他不愿看到浪费的耕作方法——农民把9磅或10磅的种子，随便撒播在一英亩的土地上，结果其中2/3的土地不长作物，其他1/3的土地，则因播种太密集而无法繁茂。他在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期间，努力研习农事技术，回去后买下一块农田。他发明了一些使生产量加倍的方法，震惊了附近的居民。约1730年，他开始使用有4把犁刀的犁田用具，不再仅把田里的杂草推开，而且可以将杂草连根挖除。他最具有决定性的一项发明（约1733年），是一种由马拉动的条播机器，经两道并行而特别宽深的条沟，把养分供给种子，然后借着条播机上的耙把种子掩入土中。条播机可以节省种子和劳力，而且可以在已播种的行间进行翻土、空气接触、灌溉及除草的工作。这项在播种与犁田方面看似平凡的改良，对所谓农业革命实有功劳，其在18世纪造成的影响，以使用土地的价值加以评估，即使把通货膨胀指数计算在内，增产的数量竟高达10倍之多。土地生产力的增加使农场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城市工人，增多了都市的人口。没有都市人口的增加，则不会发生工业革命。
农民与城市工人都没有分享到日渐增加的财富，农村地主被大规模的竞争压榨得不成样子，农村工人的工资微薄，而他们唯恐失业，又不得不接受。让我们听听著名学者特里维廉（Trevelyan）以下的描述：
为了经济收益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是自耕农的减少和没有土地的劳工的增多，就整个大局而言，这是必然的罪恶。如果农业方面的大收益，能够加以公平分配的话，弊端就会少一些。但地主的租金、教会的什一税、自耕农与中间人的利润不断急速上升，而劳工没有获得高薪的合理补偿。他们不再有使用公地的小小权利，家人也没有参与服役工业的机会，因此南方的州郡多半陷入依赖和贫穷的境地。
抽税和慈善捐款，稍微缓和了财富自然集中的现象。英国的富人不同于法国贵族，他们要负担支持政府的大部分税金。1536年开始实行的《济穷法案》（Poor Laws），要求每一教区负责救济濒临饿死的民众。有谋生能力的失业者被送到习艺所，没有谋生能力的以及伤残者则住在济贫院。儿童可以依据契约充当学徒，住宿在主人家中习艺。实施这一制度所需的费用，来自教区民众的捐税。根据国会委员会的一项报告，1763年至1765年，在习艺所诞生或由习艺所收养的婴儿，在1766年还幸存的，只有7%。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世纪。
